写北京晚报创刊号头版头条的记者走了

《北京晚报》创刊号(图:北晚新视觉)王迪老人(年摄)图:北晚新视觉今年3月15日,是《北京晚报》创刊58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我来到报社,在公告栏中意外得知:我采访过的老报人王迪女士于3月10日去世了,享年88岁。3年前,《北京晚报》创刊55周年时我曾采访过王迪。她是晚报创刊号头版头条的作者,还曾是战地记者。王迪是晚报初创时26名编辑记者之一,年晚报停刊前,王迪任北京晚报新闻片组长,北京晚报中心组成员。我采访她,主要是写晚报停刊的那一段往事。当时,医院住院,在病床上接受了我的采访。初稿完成后,我到老人家中拿给她看,她身体仍不太好,但仍坚持着改完稿件。年,我在报社的展览中了解到她和老伴向首都博物馆无偿捐赠了件文物,其中包括她在孔德学校读书时获得的奖章等。再后来,我在讣告上看到了老人去世的消息,也是在这时,我才知道她竟和我是同乡。回想起来,当初报社安排我去采访老人,冥冥中竟有如此巧合。真是惭愧、遗憾!清明到了,我把当年老人修改后的稿件发上来,聊表哀思。王迪(右)与老伴苏东海向首都博物馆捐赠他们的订婚证书(年摄)王迪在孔德学校读书时以全校 名的成绩毕业,这是她获得的奖章。上为“勤学”,下为“勤劳”离别15年后,再续前缘年,“文革”开始。和当时大部分人表现出来的无所适从一样,王迪脑中一直浮现着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年的7月20日,《北京晚报》出版了停刊前的 一期,宣告“暂时停刊”。不少老读者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北京晚报》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来,还破天荒地出了“一张半”,头版的大标题是“符合毛主席说的就做,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就斗”。“还有那份《北京晚报》”年北京晚报创刊时编辑记者合影(图:北晚新视觉)王迪时任晚报新闻片组长,还是晚报中心组的成员,负责政法条线的报道。王迪回忆道,晚报停刊停得很突然,不但老百姓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连在晚报工作的编辑记者也是一片茫然。晚报停刊后,晚报的编辑记者们“歇”了下来,王迪和同事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看街头张贴的大字报,分析当下的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在晚报停刊前,外面的形势早已是暗流涌动。姚文元等人借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兴风作浪,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北京日报》都挨了批,《北京晚报》也不例外。年5月1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中有一句话,王迪至今仍记得非常清楚:“还有那份《北京晚报》。用的非常轻蔑的语气。”王迪说,那时候全国都转载了这篇批判文章,北京市委一开始顶着压力不登,但 也不得不登了出来。晚报停刊后,王迪被调到《北京日报》的政闻部。当时,北京的中小学都在“复课闹革命”,王迪主要负责采写这些方面的报道。但很快,王迪他们被召集起来,并被勒令离开报社。“昨天还是‘有功之臣’,今天就成了阶下囚了。”王迪回忆,“复课闹革命”当时由卫戍区主抓,因为她写了不少文章,卫戍区的人对她十分看重,还希望她能调过来工作。但是,一夜之间,她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我的采访笔记一摞一摞全被没收,就连电话本也被收走,一本也没留下。”从“黑笔杆”到“妇道人家”年,王迪被送到“学习班”接受批判,在那里,她有了一个新的名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笔杆”。晚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王迪的家庭也四分五裂。王迪的两个孩子本来是由街坊帮着照顾,文革后,街坊和她“划清界限”,把孩子送了回来。王迪的公公七十多岁,被下放到河南,婆婆被拉去扫街。王迪的丈夫被下放到湖北,儿子到东北插队,家里只剩下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儿。“一下子,我的家散了,我没朋友了,还有人对我处处怀疑。”王迪说,当时院里的老百姓很同情她,从身边走过时,总是悄悄地小声安慰她一下。在那个年月,这样的安慰难能可贵。停刊后,晚报的一切活动停止,同事之间的联系也被割断。王迪回忆,文革前,晚报的编辑记者经常组织聚会,非常热闹。“ 次是方亭主持的,在政协礼堂餐厅她请大家吃饭,来了好几十人。大家见了面那亲热呀,就像一家人一样。”“文革”期间,编辑记者们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被下放到顺义、怀柔农村劳动。从“学习班”去农村时,大家都排着队,很多人眼泪汪汪地问:“以后怎么联系呀?”王迪说,那个时候通讯还不发达,被下放到农村之后,大家都以为再也见不到面了。年,王迪被分配到顺义的张喜庄公社劳动。当时正值“三夏”,40岁的她到顺义的 天就被安排下地薅苗。王迪怕太阳晒,从地这头薅到那头,就晒得直头疼呕吐。农忙体力劳动强度很大,但王迪却在那个动乱年月获得了些许平静。那时,每个月一发工资,王迪都要骑着自行车从顺义农村回到城里看小女儿。当地的农民知道王迪的遭遇后,对她十分同情,不叫她“黑笔杆”,而是称呼她为“妇道人家”。在了解到王迪之前在晚报工作后,公社又调她去写通讯。此后,这个“妇道人家”一面下地劳动,一面在公社从事一些文字工作。从被批判到被平反《北京晚报》复刊号(图:北晚新视觉)年底,王迪回到《北京日报》工作,在毛著组当编辑。再后来,她到《北京日报》资料室担任负责人。在那里,她创办了一个 栏目–“北京历史上的今天”。年12月25日,《北京晚报》推出停刊后的 期试刊,销声匿迹13年的晚报重新出现在北京街头。看到心爱的晚报重获新生,王迪又惊又喜。“我太高兴了!”王迪说,她看到晚报的试刊后,有一种被平反的感觉。“以前我写的东西被批判,我拿到报纸一看,这些被批判的内容又出来了。尤其是看到年轻的同事大刀阔斧地在往前干,我特别地高兴。”年,王迪(右)与方亭(左)在北晚创刊50周年庆典上(图:北晚新视觉)作为晚报创刊时的26名编辑记者之一,王迪主要跑社会新闻。年晚报创刊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十年,王迪用她手中的笔,为当时北京的社会风貌留下一幅幅画像。然而,在“文革”期间,这些反映新社会风貌的新闻作品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她写复兴门大街上的一起交通事故,文字详略得当,情节也写得丰满。但因为题目用了对仗题,被批判成“资产阶级陈情滥调”。此后,直到晚报复刊创办了“古城纵横”,精彩的对仗题才又重新与读者见面。她写太监的晚年,写太监从奴隶到人的身份转变,也招来了很多非议。“这是解放后报纸 次接触这个题目,一个女同志去写太监,有人就认为我离经叛道,好像不正经似的。”晚报复刊后,年轻的女记者张明非也要写这个题目,于是,王迪便和张明非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南长街的胡同里拜访孙耀庭。报道一出来,随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的报纸、电台纷纷报道,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新闻片。作为观众的王迪坐在影院里,百感交集。再回过头来回顾停刊的那13年,王迪感慨颇多。由于形势紧张,“文革”期间,晚报复刊的想法没人敢提。年晚报试刊前,王迪一人同时主持资料室、“北京历史上的今天”的编辑工作,还协助原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从事新闻理论研究,与晚报复刊擦肩而过。晚报正式复刊后,晚报总编辑王纪刚还邀请过王迪,但此时王迪已身兼数职,没有精力再参与晚报工作。后来,年,晚报人事变动,王迪才回到晚报担任编委兼支部书记。离别15年后,再续前缘。年,“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而真正让王迪感到社会为之一新的,是在年。那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年,她的孙子出生,她和老伴给孙子起了一个颇具意义的名字,“苏醒”。王迪年9月出生于故城,曾就读于孔德学校、贝满女中、燕京大学,年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 。年转业到北京日报社任记者、高级记者,曾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北京晚报》50周年杰出贡献奖。王迪是《北京晚报》创刊号头版头条“赵堂子居民开怀大鸣放”的采写者(年3月15日)。年1月8日,晚报2版刊发了郭仲义和王迪采写的《他们虽然失去了父母》一文,讲述了五个孤儿得到社会关爱的故事,引起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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