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刘仁、冯基平、杨奇清、许建国、谢和赓，这一个个在安全战线上叱咤风云的反特专家，不曾料想竟然全部命系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这真教人平生多少感慨！
年底，谢富治一伙炮制了一个《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等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年1月3日，迫害狂康生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崔月犁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拷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工作。”
不曾料想，一个个在共和国安全战线上叱咤风云的反特专家，竟然命系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这真教人平生多少感慨！
潘汉年
年，斯大林为把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火引向西欧，引向英国，而与希特勒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局即把斯大林的此一重要动向通知了延安的中共高官，授意中共可与侵华日军卵翼下的南京汪伪政权打交道，从中套取情报，必要时联汪反蒋，实际上是联日反蒋。
这是“马列主义”的灵活应用，毛泽东心领神会，于当年10月派最出色、最能干的情报大将潘汉年潜赴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
潘汉年通过特殊关系，命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关露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陪岩井等日本特工头目睡觉，以窃取绝密情报。关露获得的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在这同时，潘汉年又派遣人员到南京，打入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家中。
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捕“叛变”。不久，潘汉年本人也和李士群见了面，建立了秘密联系。
中共地下工作为了保密、安全，历来搞单线联系。在延安，毛泽东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潘汉年到上海后，再把任务传给下一个人。
毛泽东年在广州期间（国共第一次合作）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精卫对毛泽东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泽东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那时奉汪精卫为“恩师”。年10月这次，毛泽东嘱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去和汪精卫取得联系，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
本来，地下情报工作无所谓手段，只有目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毛泽东授意潘去找汪精卫，套套旧时交情，以换取对革命有益的新情报，原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直到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汪精卫，谈了两次，自然转达了毛泽东对汪精卫的致意。
李士群于年在汪伪政权的内部倾辄中被杀。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的恩师汪精卫已于上一年去世。潘汉年率领关露等一组有功之臣回到新四军总部，回到革命队伍之中。
中共建政后，潘汉年依资历、贡献，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做了陈毅的主要副手。
年3月，年仅49岁的革命元老潘汉年率中共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北京饭店。会上，毛泽东号召中共的高级官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党组织都可以宽容，等等。
因中共中央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汉年很紧张。因为他年赴南京儿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人知道。
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敌伪人员中，已有人揭发了潘汉年当年曾去见汪精卫的事，潘汉年自己却从未向组织讲过！
潘汉年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
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请他放心，谁也不会怀疑你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并答应立即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找毛泽东，当面讲清楚。只要毛泽东说句话，公安部门就不会追查此事了。
潘汉年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是当天晚上的“秘密逮捕”。这是毛泽东亲自下的命令。潘汉年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为的是让潘汉年永不谈及旧事。
潘汉年最早关在功德林监狱，年转入秦城监狱。经过长达八年的预审，年1月宣布对潘汉年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际处理过程中，有关部门遵循了中央采取的宽大方针，宣判不久，就以“假释”方式将潘汉年从秦城监狱放出，交由公安部门管制。公安部则将他安排在近郊团河劳改农场，并让其妻董慧和潘一起生活。潘汉年还被允许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除可在附近散步、钓鱼外，还可以进城探访亲友。但是好景不长，文革高潮中的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下达了一纸命令：将潘汉年重新收监复查。于是潘汉年夫妇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中央文革直接掌握的专案组，一反所谓“旧公检法”的方针政策而对潘汉年采取了“最革命”的专政措施：被重新收监后，潘汉年的生活标准被降到最低水平；审讯实行的是车轮战术和疲劳战术。最为残酷的是，医院诊断患有肝癌病象时，专案组接到的命令是加紧突击审讯，抢在潘死之前挖出一切材料。
从年夏天到年夏天，整整折腾了三年，潘汉年一案复查结果实际一无所获。即便如此，中央文革还是要求专案组以更加“革命”的手段为潘汉年重新定案，将潘加重改判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出党”。这一次，专案组代替了公检法，所有程序一概免去，专案组一手包办到位。年，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一个劳改农场继续服刑，从此告别秦城监狱。
刘仁
刘仁在担任晋察冀中央分局秘书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城工部部长期间，曾多次深入国统区，获取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
刘仁，本姓段，年，刘仁出生于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现属重庆市）。在舅父赵世炎（工人运动著名领袖）的影响下，他16岁即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刘仁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市委第二书记等职。
年，刘仁加入共产党。年6月，刘仁开始主管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领导华北地区敌占城市的地下工作，代号“老头儿”。其实，那时他才32岁。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刘仁整顿组织，悉心挑选干部，构筑了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秘密交通情报体系。年9月，蒋介石开始对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张家口发起进攻。中央局决定撤销北平市委，恢复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刘仁任部长，领导北平地下工作。年10月10日下午，在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下，城工部机关工作人员全体撤出张家口。在城工部离开张家口的同时，北平城内的暗战已悄然开始。城工部在北平城内，建立了学生、平民、工人、文化、铁路以及警察共六个工作委员会。可以这样说，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城内，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学校、厂矿、报社，还是在街头的各式店铺、澡堂浴室里，抑或在胡同口旁、四合院内，都有中共地下党员在其中穿梭往来。
刘仁把握着这张情报大网的每一丝触动，国民党驻守平津部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在共产党人面前展露无遗。（注：本节内容摘编自《北京日报》）
年8月4日，刘仁当选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协助第一书记彭真处理各项日常工作。年8月底到9月初，邓小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迎接国庆十周年修建“十大建筑”，并扩建天安门广场。
刘仁随后主持市委会议，初步审查规划和设计方案，选择最优秀的报送周恩来总理。会后，他和彭真单独商议有关事宜。他说：“老彭，我的意见是人民大会堂要体现中国建筑的传统风格，中间开间大，愈向两侧开间愈小。这样走进这幢建筑的人，一眼就可看清正门的位置，免得进了门廊又碰壁，还找不到正门。”彭真拍了拍手：“同意！没想到咱们的地下工作者真是个全才，‘地上’工作也蛮有见地的嘛！”
刘仁对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设计也提出了看法：“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面向天安门广场的正门，避开纪念碑的东西轴线。这样从大会堂看博物馆或从博物馆看大会堂，都不会被纪念碑遮挡，同时，交通线也更顺畅。”彭真点了点头：“这个意见和我想到了一块……”
年10月1日，变了样的天安门广场，使汇聚在这里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人们欣喜不已。
正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努力争取之下，解放前夕，北平各大学的教授、讲师，除少数几个早在几个月之前随胡宗南出走外，其余全部留了下来。解放后，刘仁仍一直 近日，冯基平的女儿冯璐，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回顾了那段沉重的往事。
年的一天，正在读高三的冯璐，放学后去北京市公安局找父母。还没进门，她就被母亲拉住：“不要进去，赶紧回家，这里贴满了批斗你爸爸的‘大字报’。”冯璐问：“爸爸犯了什么错？”母亲沉默了片刻，低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这一天开始，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冯璐失去了与父亲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在编写《冯基平传》一书时，费尽周折，才从秦城监狱找到一张“逮捕证”，弄清了冯基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确切时间。这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证”上写着：“兹命令卜××同志持此证对现居住在×处之冯基平进行逮捕。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
《冯基平传》详细记述了这位老革命在秦城监狱的遭遇。
那时的秦城监狱，每栋楼里都设有审讯室。审讯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11点、下午2点－5点。原来的管理干部都被打倒，整座监狱被“造反派”接管了。
审讯冯基平的专案组负责人，是康生的秘书齐某。为了让冯基平尽快招认自己“反党、卖国、叛变革命、搞独立王国”，“造反派”们有时在半夜里把他带到审讯室，进行突审；有时，专案组的人实行“三班倒”，从早晨一直审到深夜，对他进行疲劳轰炸。一次，专案组让打手们殴打冯基平。他愤怒地大骂打手是土匪，结果被戴上了“背铐”(手被拧到背后铐起来)。此后，冯基平常常被戴“背铐”。
一天深夜，专案组再次将冯基平带进审讯室，用强光照着他，使他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随后，审讯人员高喊：“冯基平，你老实交待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的卖国罪行！”冯基平大怒，举起双手，猛砸在桌子上：“血口喷人，你们完全是秦桧的伎俩！”由于用力过猛，手铐割破了他手腕上的皮肉，鲜血当即喷涌而出……多年以后，冯璐在探监时发现，父亲瘦若枯柴的手腕上，仍有一圈深深的伤疤。
对冯基平这样的老公安，专案组的刑讯逼供毫无作用。于是，他们开始在精神上羞辱、刺激他：“你就是仇恨共产党，你听到共产党三个字，就咬牙切齿。”冯基平冷笑着，张大了嘴巴—里面的假牙早已被专案组摘掉，“请你仔细看看，我满口连一颗牙齿都没有，我怎能咬牙切齿呢？！”在一次审讯中，齐某追问冯基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冯基平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说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是错误的！”审讯室里的人都惊呆了，“你……你不许说领袖犯了错误……”专案组气急败坏之余，又给他加了一项“罪名”—“死硬的反革命分子”。
年，秦城监狱搞刑讯逼供的事情，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当即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有人汇报说，冯基平“在秦城监狱里表现最坏，给他戴上‘背铐’还不老实，还骂主席”。毛泽东听后皱了皱眉头：“把那玩艺(指“背铐”)给摘下来。他骂，就叫他骂嘛！”
很快，秦城监狱接到了“最高指示”，冯基平这才从4年多的“背铐”中解脱出来。
“文革”期间，控制秦城监狱的“造反派”，对“罪大恶极的政治犯”一律实行单独关押，连放风时都不让他们互相见面。关押他们的单人牢房很小，窗子离地面却有一人多高；天花板上挂的灯泡，套着一个磨砂灯罩，外面还有一层铁丝网，光线异常暗淡；电灯的开关设在门外，由看守控制。
起初，冯基平被关在其中一栋楼的“45室”。为了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判断还有哪些战友、同志入狱，冯基平从来都不关窗户。牢房里不供暖气，就连滴水成冰的季节，他仍然不肯把窗户关上。夜深人静时，他经常能听到老人和妇女的哭喊声。晚年，他曾对女儿冯璐说：“听到那么多同志的哭声，我受不了呀！”
一次被审讯、拷打后，冯基平拖着脚镣往回走。在楼道里，他突然大声高喊：“难友们，联合起来！”旁边的专案组人员一拥而上，堵上了他的嘴巴。从那以后，冯基平被剥夺了放风的权利。
但冯基平仍然不肯妥协，一有机会，他就在牢房里大声喊话，希望有人能听到。平反出狱后，他曾问当年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难友：“你们听见我喊话了吗？”有的难友说：“听见了，但分辨不出是谁的声音。”
冯基平还把吹捧“四人帮”的杂志撕成拍子打苍蝇；把报纸撕成纸条，在地上摆出“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我无罪，要求释放我！”
后来，恼羞成怒的专案组，把冯基平关进了封闭式隔离间。这种牢房无窗、无灯，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四面墙壁上粘着橡胶皮，头撞上去就会被弹回来，使人无法自杀；房内空气稀薄，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冯基平常常感到胸闷、憋气。
年12月9日，冯璐等兄弟姐妹5人，终于获准进入秦城监狱，探视父亲。此时距他们上一次见到父亲，已经过去了7年时间。他们带了整整两麻袋的东西，包括给父亲买的衣服、他爱吃的食物和营养品、他爱看的《资本论》和《史记》……专案组的人警告他们：“不许向冯基平通报外面的消息，也不许打听冯基平在监狱里的事。”
进入秦城监狱后，兄妹5人被带进了一间空荡荡的接待室。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只放着一张方桌和几条长板凳。过了一会儿，一位头发花白、面无血色、瘦骨嶙峋的老人，被看守押了进来—那就是他们曾经很威武的父亲！巨大的悲痛涌上他们的心头。但他们一直强忍着，默念着早已商量好的约定：第一，谁也不许在父亲面前哭；第二，每人负责给父亲传递一条重要消息。
冯璐分到的任务是告诉父亲“林彪摔死了”。当时，社会上早已知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的消息。但在秦城监狱里，报纸上的相关消息都被剪掉了。冯璐第一次轻声说“林彪摔死了”时，冯基平没有任何反应。她以为父亲没听见，又找了个机会说：“爸爸，林彪摔死了。”冯基平仍然没有反应。冯璐这才猛然醒悟过来—父亲这是故意无动于衷！这里到处都是专案组人员和看守，父亲得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探监时间很快就结束了。离开时，冯璐朝看守们愤怒地瞪了一眼。专案组据此认定她“态度不好”，从此再也不许她和二哥冯建东两人来探监。直到年底，冯基平才获释，结束了长达9年的牢狱生活。冯基平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抱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但当初还只认为是山头之间的摩擦和斗争，所以只是沉默。不管如何威逼追问，就是不张口，不说话，一声不响。憋得太难受时，他把戴的假牙摘掉，说话时一个劲儿地咕咕哝哝，让审讯官一句也听不清，录音更是不知所云，不起作用。后来，面对种种诬陷，面对秦城监狱惨酷的现实，冯基平“觉得越来越不对，就豁出去啦！”奋而抗争。审讯中，他忽而拍案而起，忽而一言不发，忽而嬉笑怒骂。
专案组和谢富治委派的所有与冯基平打过交道的老审讯官，都亲身体验到：要制服冯基平，谈何容易。审讯他，就如同和高明的棋手对弈，对方思路敏捷，清晰地看透你的路数，出手老练，攻守自如，直捣你的要害。所以老审讯官都怕审讯冯基平。
在一次刑讯逼供之后，冯基平拖着镣铐回他的监号。通过楼道时，他突然又高呼口号：“难友们，联合起来，打倒法西斯专政！”
专案组的人吓得仓皇失措。几个看守蜂拥而上，又按胳膊又堵嘴，专案组的人则在一旁吼：“不要叫他放毒！”
发生了这起事件后，冯基平被剥夺了放风的权利，并被关进封闭式的重犯隔离室。重犯隔离室无窗、无灯，墙四壁贴了有弹性的橡胶皮，即使撞墙也无法自杀。
时间到了年12月，毛泽东指示废除监狱中的法西斯式审讯方式，周恩来也下令彻查并严惩监狱中的法西斯暴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专案组才给冯基平摘下戴了四年的“背铐”。
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大会，为北京公安局“冯邢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
杨奇清
杨奇清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新中国反间谍斗争的几个主要战役，都是他直接指挥的。
一是侦破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特务案。北平和平解放前，国民党保密局潜伏下大批特务，千方百计打入我要害机关，窃取情报、放毒、暗杀，甚至组织暴动。面对这种局面，杨奇清亲自部署，并委派得力干部，到北平市公安局参加肃清敌特的斗争，迅速侦破以江洪涛为首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特务案，该纵队特务无一漏网，有效地保障了我北平和我首脑部门的安全。
二是炮轰天安门案。在杨奇清的周密部署下，敌对势力炮轰天安门的计划流产，意大利间谍李安东、日本间谍山口隆一等所有参与此案的主犯全部束手就擒。
三是崔铎行刺案。年7月1日，毛泽东将参加北平市庆祝建党二十八周年的群众集会，国民党保密局派出王牌杀手，准备混进集会中刺杀毛泽东。但杨奇清早为崔铎布下陷阱。毛泽东专车尚未开出，崔铎就已经被关在牢笼之中了。
四是东北铁路爆炸案。年冬，毛泽东出访苏联，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东北技术纵队”前往哈尔滨郊区袭击毛泽东专列，但由于杨奇清措施得力，“东北技术纵队”一干人马全部落网，毛泽东专列安全通过。
年，台湾当局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谋杀周恩来未遂，不甘心，马上派出一个二十六人组成的暗杀团，潜入印尼。因杨奇清随周恩来行动，防范严密，台湾杀手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周恩来，无功而返。
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其他恐怖事件，都被杨奇清一一挫败。
年1月25日，谢富治采取了从组织上砸烂公安部的具体措施，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报送了《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当天，公安部除留下干部85人（一半是军代表）外，其余人员全部被送到中央政法干校集中学习。2月7日，公安部新的领导小组成立，杨奇清被排除在领导成员之外，同月，被送往政法干校参加学习。
年3月，“杨奇清专案组”在谢富治的授意下，抛出一份杨奇清的“罪行材料”，诬陷他“盗窃中央档案机密”、“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通外国”。甚至连他的父亲和叔父都被说成是叛徒，革命家庭成了“反革命家庭”。3月13日，谢富治下令逮捕杨奇清，同时被捕的还有严佑民等人。
杨奇清在狱中尽管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备受折磨，但他不愧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杨奇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50年代曾参与领导对一封涉及江青的匿名信的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诬蔑这是对她进行“反革命黑调查”。当审讯人员强迫杨奇清承认“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搞“黑调查”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搞的不是黑调查，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工作，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工作。”当审讯人员强迫他交代“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时，他义正词严地说：“我干了几十年公安保卫工作，缺点错误肯定不少，但要说我反对毛主席，说我是反革命，那是对我的诬陷和诬蔑。我没有一丝一毫可交代的。”他大气凛然痛斥道：“污蔑革命者是反革命的人才是反革命！”弄得那班人无言以对。年5月28日，谢富治一伙向中央报告，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等“出卖国家主权、里通外国、叛国投敌”。
杨奇清堪称是一面超级盾牌，有效地保障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但他无力保障自己的安全。文革刚刚爆发，他就被关进他下令修建的秦城监狱，在那里领教了法西斯专政的滋味——经常遭到毒打，以致肺部被打成严重内伤，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许建国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年入党。年石家庄解放，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许建国出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建国初发生潘汉年案，许建国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任上调上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兼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
就在上海工作期间，许建国无意中触犯了江青，惹出一桩弥天大祸。
许上任不久，即年3月，上海发生一起举报事件——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向中央揭露江青问题。江青闻讯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要求布置追查。出面抓这个案子的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上海是案发地，许建国自然负有追查之责。江青怀疑匿名信出自扬帆之手，同年12月31日，扬帆被捕。而经由此案知道了江青隐情的许建国，江青也不会放过。
年5月，许建国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中国进行访问后，就留在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由此被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
年春，就在首都外交口闹腾着夺权，陈毅副总理处于困难的时候，许建国被周恩来叫到北京饭店，查询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由罗瑞卿部长交办的关于调查江青30年代历史问题的一封匿名信的处理情况。许据实以告，并说问题没有查清他就调离上海，结果如何他不知道。在场的张春桥狂妄地责问：“这件事我怎么不晓得？”
许建国说：“你当时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张春桥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点了许建国的名。此后，造反派几次来抄家，索要材料。许建国很快被外交部造反派“隔离审查”。被关在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
年许建国被逮捕，和扬帆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处境有所改善。这一年的5月，被关在秦城监狱7年、年逾七旬的许建国被送往安徽六安“养起来”。由于长期的单独关押和摧残，他出狱时已身心憔悴，面容枯槁，行动都不那么正常了。
年初，许建国患了肺癌，同年10月4日病逝于安徽省合肥市，终年74岁。他在临终前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书中曾发出这样的呼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谢和赓
30年代初期，谢和赓本来在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身边工作。中共为了争取桂系反蒋抗日，想办法让他打进桂系上层。谢和赓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给中共搜集了许多绝密情报。
但赫赫奇勋没有能够庇护谢和赓，早在年，谢和赓就被打成右派，送往东北劳改，差点死在劳改营——埋头伐木的他被一棵大树砸倒。幸好砸中他的只是树梢，虽然腰部受伤，但毕竟拣回了一条性命。周恩来和董必武得知谢和赓的处境，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这才告别劳改营，重返北京。文化大革命更是谢和赓的劫数——年7月1日，在江青的授意下，一伙造反派乘坐汽车，挥舞着木棒钢鞭，直扑香山狼见沟的谢和赓寓所，不由分说地将谢和赓和病卧在床的谢和赓夫人强行抓走，双双投进了秦城监狱。谢和赓夫妇被分别关押，彼此不知对方身在何处。
秦城囚徒中，一般都是妻子受丈夫株连，像谢和赓这样丈夫受妻子株连的，确是罕见的一例。
谢和赓妻子何许人也？大名鼎鼎的王莹，即当年在上海滩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的红影星王莹是也。
年，受周恩来委派，谢和赓、王莹联袂赴美。王莹经常开展宣传中国抗战的演唱活动，以引起美国及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热切白癜风治疗医院的专家怎样治疗白癜风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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