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严绍璗，年出生，上海市人。北大中文系教授。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北大外国语学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宋庆龄基金会日本学研究奖励基金专家委员会主任。年7月至年9月任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先后在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学部、日本佛教大学、日本宫城女子大学，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本文学研究所等担任客座教授。自80年代以来曾先后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数届优秀成果奖，中国比较文学会首届优秀图书著作一等奖，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育部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优秀工作者”称号。年获日本第23届“山片蟠桃文化奖”（每三年世界研究者中评定一人）。年4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授予“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自年10月1日起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至今。
我的五十年的作业：会通学科熔“义理辞章”于一炉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口述史课题组”采访严绍璗先生谈“五十的学术路径”
采访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课题组“学术口述史”卷承担者北大外语学院王东亮教授，罗湉副教授、史阳助理教授。
采访地点：北京市成府路北京大学东门外“天堂咖啡宫”
采访时间：年6月12日-年8月10日
采访人（问）：严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课题组的采访。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后来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在日本文化和中日比较文化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请您先谈谈学术道路的选择吧。
严绍璗先生（答）：
年我70岁那年，钱婉约教授在《人民日报》上撰写一篇文章称《严绍璗：圆融与超越》，同时《光明日报》上也有记者柳霞做的一个报道，题目叫《严绍璗：为学术开门挖洞》。两篇文章的标题很耐人寻味，它们很精炼地概述了我一生的学术道路，而且还含有对人文学术现状与发展的某种思考。“圆融超越”和“为学术开门挖洞”，内含的意思就是在现有的学科界限内，严绍璗的学术可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固态性定位”。他们觉得假如要对我50年来从事的人文学术的作业的归属做一个“属于什么学科”的判断的话，似乎有些难度。在人文学术眼下划分的几个学科内，例如在中国文化和古典文献、在国际汉学和国际中国学研究、在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研究以及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这样四个学科中，都有我的学术踪迹和学术身份，拿现在国家学科委员会认定的“学科目录”来区划，实在说不明白究竟应该把我放在哪个点位上。
关于“我的学术道路”的判定，这两年正好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或许可以说明人文学术“学科分类”面临的难题和对某些学者的学术认知的复杂吧。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卷，这是我自己在“中国文化研究”、“日本中国学研究”、“日本文化和文学研究”并最终达于“东亚古代文明共同体研究”这样几个层面的思考中为寻求“原典性文本”而先后化了25年左右的时间在日本断断续续地对它们至今保存着的我国自上古以来到17世纪时代的汉文文献典籍做了相对全面的调查，收录并甄别得到了1万另8百余种文典，尽自己的能力综合记述了它们在文化史意义上大致的来龙去脉。这余万字的文本，目的是为了寻找和建立对上述各个领域研究的基本的“事实源点”。任继愈先生、袁行霈先生和日本尾崎康先生为这部书作了《序文》，启功先生题签了书名。北大和清华的同仁以他们的学术感知，分别为这部书在正式发行前和发行后举行了“学术研讨会”，称此书的编撰与出版不仅是对一个作者、一个学校、一个学科具有积极的意义，事实上它为人文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新华社发了消息，该社《瞭望》杂志做了专门的采访和报道，日本学者在评论中称“目前日本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的理解和吸收能力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的微弱程度……《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的出版，为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我们日本编著的）《国书总目录》和（严先生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这两部目录恰如一辆车的左右两轮，将成为我们再次检讨日本文化时的基本工具”（日本明治大学教授神鹰德治刊于同年《东方》）。当年5月下旬中央电视台希望以此为主题制作一个“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节目，我婉言谢绝了。老前辈徐苹芳先生说“这部书提示我们，人文学术的研究是多学科连接的，它事实上展示了一个‘国学文化’研究者应该具备相应的国际文化的修养，走出国门，扩展视野”。乐黛云教授说“这部书的价值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文献整理，也不仅仅是一个目录学著作，实际上最根本的这是我们当前最有用的一种文化关系的研究史。”她把此书定位为“一部难得的杰出的比较文学著作”。年3月28日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特地在日本京都举行了“严绍璗先生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纪念”的祝贺会，国际比较文学会会长川本皓嗣、日本东方学会理事长户川芳郎等10余位名誉教授出席了会议。这是日本国家人文研究机构第一次为一个中国人的一部著作举行的“出版祝贺会”，他们认为这部《书录》的编撰成功，“为推进日本文化研究增加了助力”。户川芳郎理事长说“这本来是应该由我们日本学者做的工作，现在由一位中国教授完成了。我为我们日本人感到遗憾，我们为严先生感到光荣！”但我们国内也有先生发微博、出文章，说这部书完全是外行做的，劝戒我还是做“中日关系研究吧”，显然表示对我在学科界限上“严重越轨”，“搅了他人的饭碗”情绪激动达于愤懑。他们责问“中华书局竟然也出这样的书”，言下之意是一个“外行”做了一本“糟透了的书”。但意想不到是此书出版三年后即年年底日本设立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唯一的奖项“山片蟠桃文化赏”评审委员会以全票同意发表公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严绍璗先生以《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表述了对日本文化的杰出的研究……决定授予第23届‘山片蟠桃文化奖’”（每三年评审一人，在我之前22届得奖成员中国学者唯周一良先生一位）。
围绕着我这部书的很热闹的评价和争论，实际上涉及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推究这些不同的评价则在于阅读者由于知识量的不同，学术视域宽窄的不同，核心就在于如何为这部书所具有的“跨文化学术意识”进行“学术定位”。现在通行的学科分类是以独立的“单一学科”的概念来规范学业的，但我的学术观念和具体的学术作业就像这部书一样，实在无法让它在眼下的“单一学科”的某个范畴内就范。其实，近代关于人文学术的“分类”所造成的“壁垒”常常会使“不安分”的学人陷入尴尬和为难的境地，梁启超先生当年对于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做了一个自嘲式的自评，他说自己这部书“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研究梁启超的学者当然很多，但谁也没有能把他定格在哪个单独的“一级学科”里，更不要说能用“二级学科”把他框住的了。总之关于我的学术身份、学术道路和学术作业，只有在我说清楚自己究竟如何穿通在这些学科领域之中以及自己在这些领域中究竟做了哪些实际的学业，大概才能让人明白，我自己的学术身份或许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真实的求证。所以我非常感谢诸位在我们开始谈话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关心我一生中“学术道路的选择”。
采访人（问）：您说得很有意思，您说到关于您的学术身份、学术道路和学术业绩，只有在说清楚自己究竟如何穿通在这些学科领域之中以及自己在这些领域中究竟做了哪些实际的业绩，大概才能让人明白。那么，我们就沿着这样的思路请您谈谈您如何“穿通”在相关的学科中建立您的基本理路的？
严绍璗先生（答）：
我的学业的第一个学科是“中国文化和古典文献学”，现在说起来则是“经典的国学”了。知道我这样的“学术出身”的人看到我眼下的学术作业，总是觉得“很奇怪”，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个中国经典文化的基础性教养确实是我的全部学术的基础，可以看成是我走进“人文学术研究”这个广阔的天地的最根本性的起点，50年来我在几个学科内的学习思考和研究表述，都与这一基础性的教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国经典文化是我后来发展为对多学科兴趣的学术生存之地和立根之地。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我在北大接受过相对良好的中国文化教养，才使我有可能跨越“国学”的范畴而走向更加宽阔的文化领域，这是北大给我的恩惠。
在从年到年的五年中我们接受了42门课程的训导，北京大学当时集合校内外可以称之为“最著名”的学者（当然是以北京为中心区域的学者）如游国恩、魏建功、王力、林庚、冯钟云、吴组湘、张政琅、田余庆、邓广铭、顾颉刚、郭沫若、吴晗、侯仁之、启功、史树青、席泽忠、王重民、向达、阴法鲁、冯友兰、张岱年、林焘、朱德熙等教授组成的宏大的教学阵营为我们20来个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通史”、“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古代文化史》、《敦煌文献发现与研究年史》以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字音韵训诂学》、《目录版本校勘学》和相关的如《论语研究》、《孟子研究》、《左传研究》、《史记研究》、《淮南子研究》、《昭明文选研究》等等。现在回头来看这张“课程表”，应该说北京大学和中文系高瞻远瞩，为养成中国文化的新一代研究者费尽了心思，依托中国人文学术界最精粹的阵容，组织了一支很强大的教学队伍，实践了当年马寅初校长倡导的“北大主义”！
现在常常有人说“文革”前的大学生是“不读书”的。但我经历的“文革前”的北京大学也有过一个“读书的时代”，这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正是这样的氛围养成了我基本的“人文追求”和“人文道德”，装备了自己基本的“人文知识”。所以甚至在“文革”期间，我和我的同伴（几个助教）也还是在“夹缝”中寻找自己的“人文乐趣”吧。
依据我自己50年来很个体化的学术体验和学术观察，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者，接受上述这些当年北大为我们开设的40来门课程的基本教养，是我们从事“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否则，我们自己的研究表述往往就会缺少了“中国文化底蕴”，变得人云亦云，甚至不知所云了。
在上世纪的“文化革命”中，在北大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域中，形势是很严峻，但我们这些人既不是革命的动力，也不是被革命确定的必须要打倒的具体对象，对于我们这样的群体来说，只要你不存心借用“革命”来捞取自己的私利，一般在“革命”中还是有“空隙”可以做些“不用张声”的自己喜欢的作业的。先是我和陈宏天（后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杨牧之（后来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几位东奔西走，请教郭沫若、赵朴初、李淑一诸位，编写了《毛主席诗词注释》。后来又与孙钦善、陈铁民两位一起断断续续编著了一部《关汉卿戏剧集》，年“文革”一停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自己还依据平时读到的一些野史笔记又撰写了《李自成起义》，年也由中华书局出版，年又重印了。与这些半隐蔽半公开的编书写书的同时，我还利用能借到的材料和从父亲家抄家前那里拿出来的旧文本抄录了一些关于欧洲传教士和日本学者对中华经典文本翻译和研究的资料。现在有些年轻的朋友对我表述的这一段经历心存怀疑，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全面审视这一特定时空中多元层面中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比如年12月当时国务院还向北京大学下达了研制每秒万次的大型计算机（即机）的任务，现在的杨芙清院士当时参加了这一课题并且成为她后来迈入世界计算机前沿的起步。又比如我们中文系汉语专业的李一华、石新春等四位老师在70年代初期的就一直参与王选先生关于“计算机排版”（工程）中“解析汉字”使之“数字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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