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琼
建院60多年来，北京画院在一代代同仁的坚守和传承下，以逆水行舟的姿态，不断发展进步。画院自身独特的发展史，已经成为新中国对传统文化继承发扬的生动实例。其重要性、典型性与借鉴意义，在国内类似机构之中首屈一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对历史研究者精神追求的高度概括。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让历史研究能够接近真相最实际的方法论。基于丰富的档案资料，北京画院开启新一轮对自身历史的梳理和研究，力求为美术史和近现代文化研究领域提供全新的史料和独特的视角。
“迎春画展”是北京画院在建院之初创立的，很有特色和影响力的系列展览之一。而在许多的展览之中，唯有“迎春画展”延续最长，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可见其生命力之长久。通过回顾“迎春画展”发端的背景和发展的历史，多少人和往事都付心头，让我们再一次感受以中国画为代表的传统艺术那穿越时空的独特魅力，感叹这几代前辈对艺术的执着和对画院事业的赤忱之心。
一、“迎春画展”与“百花齐放”
年4月28日，毛泽东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其中，“百花齐放”的景象正是发生在蓬勃的春天，以此比喻各种文艺形式都能得到生存和发展。在当时的大形势下，在美术界其实就是鼓励传统中国画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传统中国画的创作氛围空前的宽松，国画家又可以在“百花齐放”的旗帜之下按照以往自己习惯的状态自由作画了。年5月，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长期以来只在“画会”活动的国画家们，终于正式成为国家单位的职工;北京传统中国画界迎来了年以来最好的局面，在政治上、业务上以及生活上，都得到了可靠的保证。可以说北京传统国画家们到此时，才是真的扬眉吐气，心情舒畅了。大家以“迎春”为名组织展览，也正是欢迎中央的好政策之意，真心的喜迎中国画的“春天”的到来。完美应和了中央“百花齐放”的号召，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让中国画这朵传统艺术“奇葩”得以再次绽放。这也正是北京画院“迎春画展”的政治含义。
二、“迎春画展”与《首都之春》
怀着对党和国家关怀的感激之情，当时画院画家和“画会”画家一起投入到全新的美术创作之中。他们真诚的想通过中国画为国家作出贡献。正在此时，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三面红旗”之一——著名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从5月到10月，近半年的时间里，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把整个运动推向了高潮。
面对热火朝天的局面，北京的国画家真诚的怀着感激的心情，积极地参与到之中。根据之前山水画组的积累，画院画家和“画会”画家经过研究决定于11月初正式成立“专题创作小组”开始创作，也就是后来的巨幅长卷《首都之春》。
可形势变化之快，有些让人始料不及。11月初，中央召开了“郑州会议”，对运动之中的左倾错误开始纠正。会议还专门提到：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使广大职工经常参加文化、理论学习和体育活动，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周恩来总理后来对文艺界讲话中，更加直接的表述为文艺创作要“两条腿走路”，就是说既要强调政治性、宣传性，也要强调艺术性和娱乐性。只有这样，文艺才能真正的“百花齐放”，才能实现服务于人民的目的。
结合这一最新的形势，《首都之春》还未创作完成，另一“春”——“迎春画展”倒是率先开始了。年2月，春节前夕，由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办的第一届“迎春画展”在北海公园画舫斋正式举办。
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镜涵、松全森首都之春(局部)
纸本设色67.5×.5cm年北京画院藏
虽然都是以“春”为主题，但与《首都之春》响应政治运动的号召不同，举办“迎春画展”则是符合了中央最新精神，践行“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要求，加强美术创作的艺术性，同时也能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是即“好”又“省”，正是适用于应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困难情况。北京中国画院和“画会”可以说以极为准确的政治敏锐性，响应了中央的号召和要求，真正做到了“两条腿走路”——几乎同时开展了突出政治性的《首都之春》创作和强调服务群众的“迎春画展”。而“迎春画展”的举办，可以说在时间上完美的符合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其举办正逢其时。这也正是“迎春画展”的开办机缘。
三、“迎春画展”与“花鸟画”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初的那段时间，“迎春画展”的举办得到了北京国画家空前的热情支持。究其原因，对于参展的画家们，与其说参加“迎春画展”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发自大家内心的意愿。尤其是对于曾经占据画界半壁江山的“花鸟画”来说，更是一次久违的回归。
表现春天的意象是传统中国画最为经典的主题之一，而其中花鸟画又是最受欢迎门类。据画史记载，宋朝始创画院体制，以徽宗为首，院内超过一半的画家从事花鸟画创作。此后，历代画家不断开拓，花鸟画已经包涵花卉、禽鸟、走兽、鱼虫等众多的题材为描绘对象的画，技法也发展出“工笔”、“写意”、“兼工带写”等诸多流派。历代名家辈出，直至近代吴昌硕、齐白石等，传承有序，绵延不绝。另一方面，花鸟画又是从王公贵族到市井平民都十分喜爱的画作题材和内容，有着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并早已成为我们最为优秀的民族文化经典之一。
然而，就是有着如此光辉传统的花鸟画，在年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竟然遇到了严重的生存难题。在传统中国画圈子内一直有“穷山水，富花鸟”的说法。形容的是在解放前，与山水画相比，花鸟画很受市场欢迎，销路很好，花鸟画家的收入也普遍高于山水画家的现象。可是这种现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反转——本来在解放后与花鸟画地位类似的山水画，在李可染等诸多艺术家的努力之下，开拓出了一条以描绘祖国大好河山为精神内涵，以写生为创作途径的新山水画的道路，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一举扭转了山水画的地位，前途一片光明。
相较之下，此时的花鸟画和花鸟画家们就显得更加落寞与不合时宜。由于传统花鸟画的高度成熟，其题材、内容，以及形制、画法都有着固定的成式，一时之间难以变革，也无法直接表现革命或现实生活的题材。尽管作为花鸟画家的齐白石声望卓著，但在新中国的美术界，花鸟画普遍被认为是代表着“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注定是要被新的形式和内容所取代”的。
当然，历史用事实证明，当时对花鸟画“没落”和“将被取代”的预言是错误的。就像在年3月“画会”关于花鸟画的座谈会上，主持人潘絜兹的发言：“花鸟画在旧时代为统治阶级所劫夺占有，这是一个方面，但同时也广泛流传民间，它的存在发展，主要仍基于广大人民的喜爱。”花鸟画始终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个时期，人民群众尤其需要像“迎春画展”这样的文化供给，为传统艺术“松绑”，鼓励文艺创作，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年新年，北京市园林处在北海公园双虹榭举办了菊花展览。参展的单位以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市属公园为主，共展出了多个品种0余盆各式观赏菊花。展览得到首都市民的热烈欢迎，观众人数空前，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前往观赏，营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而接下来在更为重要的农历春节到来之际，北海公园依然是“春意盎然”，“鸟语花香”。因为在这里举办的第一届“迎春画展”上，观众又可以领略到规模空前的传统“花鸟画”的魅力了。
展览得到了“画会”画家们的积极响应，尤其是人数众多的花鸟画家们，对他们来说，“迎春”二字几乎就等同于“花鸟”二字，“迎春画展”简直就是“花鸟画展”。难得的机会让大家的创作热情高涨。纵观那个时期的几次“迎春画展”参展作品的数量、题材和内容：年第一届“迎春画展”共展出件中国画作品，其中花鸟画作品就达到80余件，占比绝对多数;显然受到第一届展览成功的鼓励，在年第二届“迎春画展”上，展品数量增加了近三分之一，达到了件，其中花鸟画作品更多达多件。不但名家荟萃，而且参展的花鸟画作品几乎均为传统题材和面貌，如：陈半丁参展的作品是《牡丹》，于非闇展出的新创作的作品《迎春图》，王雪涛作品《桃花八哥》，溥毅斋则是《蝴蝶花》等作品，以及李苦禅的《荷花小鸟》，年轻画家崔子范的《春喜》和娄师白的《和平万岁》(松石)等等。
北京画院藏《迎春书画展目录》(年)
北京画院藏《迎春画展》剪报年2月4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
迎春图于非闇85cm×43cm年北京画院藏
溥毅斋蝴蝶花39cm×51cm纸本设色北京画院藏
查阅资料可以了解到，“迎春画展”如此规模的以传统花鸟画为主的美术展览，在当时(至少在北方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其传播和影响使得花鸟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生命力得到了再一次证明。可以说，通过这一时期的“迎春画展”，传统花鸟画从创作和欣赏两个角度，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接续和传承，为20年后之后的全面复兴蓄积了力量。这正是“迎春画展”举办对于“花鸟画”这一画种的特殊意义。
四、“迎春画展”与北海公园“画舫斋”
说到“迎春画展”，就一定会提到展览的举办场所——北海公园的“画舫斋”展室。对于现在习惯在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里参观美术展览的观众来说，在公园里举办这样规大模的专业美术展览肯定多少会感到不可思议。而对于当时的北京国画界来说，在公园里举办书画作品展览却是一种常态。
北海是北京城内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园林，而在其园林景色之外，院内文化气息浓厚也是一大特色。乾隆的《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石刻就存放在北海的阅古楼，而更加珍贵的“快雪堂石刻”则存于北岸的快雪堂之中。可见这里与书画渊源颇深。
近代中国美术展览的概念和形式大都是来自于西方和日本。尤其是日本对于美术展览的一些做法，对于近现代传统中国画的展览是有较重要的影响的。如东京历史最为悠久的上野公园之内就建有东京国立博物馆、国立西洋美术馆、东京都美术馆以及上野之森美术馆等多个场馆。此外，北京的美术场馆选址及建设，也深受蔡元培“美育”教育理念的影响。其中北海就是最具代表性地诠释了蔡元培的美育理念。自前清皇室在“北京政变”离开皇宫之后，北海于年8月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公园。解放前，北海公园是一个多功能的空间，它除了提供划船、溜冰等娱乐设施外，还兼有图书馆、画廊、文化社团活动场所等多种作用。此外，公园内环境清幽，还设有中西餐厅、茶饮、咖啡馆等休闲场所。张恨水在其小说《啼笑因缘》之中，就曾将三个女性角色对应北京不同的公园——男主人公樊家树与天桥鼓书艺人沈凤喜约会总是在城南的先农坛;与习武的关秀姑是去逛下层百姓常去的什刹海;而与官宦千金何丽娜见面则是在北海。可见当时北海公园在北京文化休闲场所之中，其地位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解放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各类展览频繁。但是显得泾渭分明的是，由“美协”、“美院”等单位举办的展览，地点大都选择新型的展览场馆，以区别于传统绘画。当时北京举办新型展览的场馆有：中央美院学院展馆(也被称为，帅府园北京美术展览馆)、北京西郊苏联展览馆文化馆，以及后来的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和中国美术馆。传统艺术展览场馆数量很少，仅有故宫武英殿，中山公园、颐和园和北海。
北海公园被党和政府全面接管后，划归北京市管理，逐步将设在公园内部的各类机构清出。但在新设置功能的时候，仍然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之前的旧制，保留了美术机构活动和展览的场所，如琼岛之上的静憩轩，一度就作为“画会”的会址，而园内漪澜堂、道宁斋、悦心殿、庆霄楼等处则多次举办过传统中国书画的展览。
北京作为首都，在美术体制化建设却是与众不同，在文革之前北京长期没有成立“美协”，美术工作由当时的北京文联主席老舍代管。老舍将北京的美术工作重心放在传统中国画和中国画画家身上，很关心老画家们的境遇以及“中国画研究会”发展。年在他的主持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完成了更名和改组，“画会”终于回到了国画家的手中。年初，为了更好的促进北京传统国画艺术的发展，北京文联又将原北海公园董事会办公所在的画舫斋，正式辟为美术展览馆，交给“画会”管理使用，又为北京传统国画界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活动场所。
画舫斋位于北海公园东岸，是北海著名的园中园，形似停泊在水边的一条大船，实是掩映在山林总的一处独立院落。整个画舫斋朱廊环绕，结构精巧，环境别致，是清代帝后十分喜爱的一处所在。画舫斋占地面积平方米，建筑面积.73平方米，改造后，整个区域内展厅条件优良，十分适合举办传统书画展览。年之后，“画会”将其作为主要展览场所，至年被撤销展览馆设置前，举办了大量的传统书画展览，文革之前的历届“迎春画展”也均在此举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海公园和画舫斋也成为那一时期北京乃至全国国画爱好者的一块宝地。
北海公园画舫斋年拍摄
北海公园画舫斋
年，“五一九工程”北京分指挥部决定将北海景山公园作为施工基地，从年2月21日至年3月1日，两座公园停止对外开放。年3月1日起，北海公园恢复对公众的开放。随之，画舫斋又由新成立的北京美协接管，作为艺术展馆的功能也重新得到延续。由北京画院主办的“迎春画展”也作为画舫斋展馆重新开放的第一个展览，于3月1日至3月31日举办。尽管展览规模不大，但对于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的北京市民来说，这次展览的意义绝对是非凡的。
年6月13日，由中国美协、北京市文联、美协北京分会联合举办的“美术家之家”在画舫斋开幕，进一步明确了这里是首都美术家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美协北京分会还出版了内部刊物《画舫》(年更名为《北京美术通讯》)。
五、“迎春画展”与北京画院
“迎春画展”作为北京画院的经典系列展览，前后延续时间长达30年之久。其意义绝非仅仅如前文所述局限于为“花鸟画”的传承发展起到了作用，而是对北京画院从画家到学员，从创作、收藏、教学乃至管理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迎春画展”的研究，可以更加了解画院的历史，理解画院的现状，甚至还能规划画院的未来。
“迎春画展”最初两届的主办机构是“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从年第三届“迎春画展”开始，主办单位变更为“北京中国画院”。此中缘由并不复杂，主要原因就是年北京中国画院成立之后，“画院”与“画会”的主要人员高度重合，如：年“画会”的组织架构和主要人员为：齐白石、叶恭绰出任名誉会长，陈半丁任会长、于非闇任副会长，徐燕荪、溥雪斋、胡佩衡、汪慎生、吴镜汀等为理事，王雪涛为秘书长。
而年“画院”的组织架构和主要人员为：齐白石任名誉院长，叶恭绰任院长，陈半丁、于非闇、徐燕孙任副院长，崔子范任副院长兼秘书长。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则有胡佩衡、王雪涛、崔子范等。
而且“画院”与“画会”的功能也高度一致。“画院”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画会”。于是，在年9月，北京市文化局作为主管部门，正式作出了撤销“画会”的决定。“画会”不复存在了，但“迎春画展”正方兴未艾，于是“画院”自然就继续作为主办单位延续了下来。
“迎春画展”的举办，除了前文叙述的缘由之外，其实还有一层“传承”的线索始终贯穿其中。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30年以前的20世纪20年代，那也正是北京中国画“湖社”的时代。“湖社”是脱胎于金城、陈师曾创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书画组织，在民国时期的京津地区传统书画界居于主导地位。湖社主要通过出版刊物、培养学生和组织展览这三种相互关联的基本形式来开展活动的。湖社出版有《湖社月刊》作为传播、宣传的主要手段，刊登大量的社员撰写的艺术文章和古今图画以及消息、广告等。培养学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统的“师徒制”，也就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另一种形式是湖社成立了“艺光国画研究所”，以培训班模式招生学员，由湖社派老师进行授课教学。组织展览则有联展、邀请展、助赈展等多种形式。其中湖社于每年3月和8月各举办一次集会，并随之举办一次“会员成绩展览会”，观摩年度会员作品。展览地点多在中山公园，参展作品大多现场进行出售。
《湖社月刊》第期封面
北京中国研究会与北京中国画院建立时的核心成员——齐白石、陈半丁、叶恭绰、于非闇、徐燕孙、胡佩衡等等，无一不与湖社有着密切的关系，或是湖社的社员，或支持并参与湖社组织的活动。通过简单对照不难发现，“画会”和“画院”建立的工作模式与“湖社”的模式如出一辙——也是以出版刊物、培养学生和组织展览这三种基本形式来开展活动。
如“画会”于年9月月即编辑出版了刊物《国画通讯》，由齐白石题写刊名;“画院”于年接管了《中国画》(季刊)的编辑工作，由新华书店、国际书店负责全国发行。
北京画院藏《国画通讯》(年12月)
在培训方面，年1月，“画会”开始设立“国画技法研究班”招收学员，其中分人物、山水、花鸟三班，每周举行一次;年7月，“画院”举办第一期“国画进修班”，年10月，“画院”举办第二期国画进修班，培养高级国画人才，在教学方式上采取师傅带徒弟、个别传授、课堂讲解、集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在展览方面也是形式多样，个展、联展、主题展都有，而且特别是从年起，一年一度的“迎春画展”在营造节日气氛之外，更是“画会”和“画院”的总结汇报展。就像年“迎春画展”的《前言》里就说道：
“此次展出的作品共计件，包括我院专职、兼职画家及部分学员和工作人员的作品。展出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迎新春满足观众对国画的欣赏;另一方面也是画院工作一年期间的成绩汇报。”
北京画院藏《迎春画展目录》(年)
由此可见，从年开始，北京画院的“迎春画展”已经兼具了对外的节庆气氛作用，和对内的总结考评作用，通过展览展示一年来画院画家的创作成果，考评学员的学习成绩，展览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充实。而且这种变化竟然在后来“文革”之中发挥了意外的效果：因总结考评这一功能性特质，使得“迎春画展”得以在高压的政治环境延续下来，就是无论展览的内容如何变化，这种展览的形式始终存在。
“迎春画展”的珍贵“遗产”
关于“迎春画展”的重要意义，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通过展览，画院收藏了一批建院之初老画家的精品力作，为国家留存了一批宝贵的“财富”。
其实在“画院”接手“迎春画展”之后，突出的一点变化就是在经济上更加有了保障。当时，由于建国后传统国画家的生活普遍出现了困难情况，加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困乏，“画院”就试图通过收购“迎春展览”老画家的作品，变相给他们一定的补贴，以帮助大家共渡难关。
后来，“画院”一批有影响力的老画家因各种原因的相继离世：年7月，于非闇去世，年11月，徐燕孙去世，年3月，胡佩衡去世，文革开始之后，北京画院老画家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年，溥雪斋、溥毅斋兄弟、王铸九接连去世，年9月，叶恭绰去世，年1月，陈半丁去世，年、年，吴光宇、吴镜汀兄弟相继去世……画院建院的院长、副院长及院务委员等核心成员几乎全数凋零，而“迎春画展”也由于政治因素在文革开始之际为之中断。
花已逝，春不再，一个时代也从而结束了……
当近半个世纪之后，北京画院美术馆落成开幕。在为举办展览再次梳理院藏作品的时候，建院之初那一代老画家的一批藏品再次集中呈现在大家眼前——那娇艳欲滴的花朵，那振翅欲飞的珍禽，那苍翠俊秀的山水，无不使人流连。在对照保存完整的画院“艺术档案”之后，大家确认这批作品正是来自当年“迎春画展”的收藏。这让新一代画院人无不为之感叹：如果没有当年老画家们的执着，就不会有“迎春画展”的举办，更不会有北京画院保留下如此之多的珍贵的书画“遗产”。
年春天，北京画院再次举办“迎春画展”。展览名称依旧，可画家和展品已然代表着新世纪中国画的面貌。此次展览展示了画院山水、花鸟、人物、油画四个创作室，31位在职画家的优秀作品。正如院长吴洪亮在展览前言中所述：“我们重拾源于年，从中国画学研究会到北京画院的品牌展览——迎春画展，试图呼应年，朱德委员长为该展题写的贺词：‘承旧启新，使祖国的绘画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努力做到老舍先生对当年‘迎春画展’的评价：‘水平相当高’‘布置的很好’……这既是一次汇报展，更是一次自我审视、相互探讨、谋求提高的机会……”
朱德为迎春画展题词北京画院藏
老舍《迎春画展》刊登于《美术》年第2期
坚持创作，推陈出新，正是对前辈宝贵“遗产”最好的传承。
“迎春画展”留给北京画院后辈更多的，也更重要的，则是无形的“遗产”。这是一种精神——是来自民族危亡之际，几代画人对于自己文化的坚守，来自于任何时候都谨记建院大会之上总理的嘱托。每一代画院前辈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以此为己任，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为大家喜闻乐见的绘画精品，并不断学习、继承、发扬，从而真正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也才能够在变革之中处变不惊，视始如终，不改初心，不断获得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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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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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悲鸿:《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新国画建立之步骤》，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5年
3.叶浅予，《介绍“北京新国画研究会”》，《人民日报》年4月28日，第3版
4.王逊，《对目前国画创作的几点意见——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二届展览会观后》，《国画通讯》年
5.蔡若虹，《向工农群众学习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美术》年第12期
6.《国画通讯》第十二期、第十三期，年
7.傅抱石，《总路线光辉照耀下的花朵——“首都之春”——参观“北京中国画展览”》，年
8.记者，《百花迎春——记北京中国画院“迎春画展”座谈会》，《美术》
9.老舍，《迎春画展》，《美术》，年第2期。
10.叶浅予，《刮目相看》，《美术》，年第2期。
11.《湖社月刊》，天津古籍出版社
12.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编，《北海景山公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0年
13.初叟，《湖社画会与湖社月刊》，《荣宝斋》7年第二期
14.张涛，《民国前期北京画家生活状况与市场形态研究》.5
15.吕鹏，《站在历史的转角处_从中国画学研究会到湖社画会》，《美术》年第三期
作者为北京画院艺术部工作人员
(编辑：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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