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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展馆南里十号
?杨葵／文
杨葵
北京东三环，长虹桥东北角，原来也有“双子座大厦”。两座楼比肩而立，长得一模一样，四四方方，规规矩矩。楼高十六层，搁现在当然不起眼，在当年，傲视马路对面团结湖小区一片矮楼，“大厦”之谓当之无愧。 两座楼分属不同单位，东边是通广大厦，全称是通讯广播电子之类；西边是中国文联大楼，门牌号是“农展馆南里十号”。俩楼盖好的时候还没有长虹桥。修桥那阵儿社会猛一下发展到贫富分化的阶段，通讯广播显然比文学艺术更适应这个时代，所以通广大厦借着修桥的乱哄哄，把自个儿从里到外捯饬了一番，立时焕然一新；文联没有财力和人家步调一致，只好眼睁睁看着别人奔小康，自己一副破败相叨陪末座。 这楼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合资建的，根据投入大小分配，作协占三层，分别是：四层作家出版社，五层诗刊社、人民文学杂志社，六层文艺报社。余下十三层，一层为大厅，二层为大楼管理处，三、七、八层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现已改名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余各层，每层是文联下属的一个协会，比如舞蹈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曲艺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等等。作协和文联的总部机关并不在此，这楼里的，都是它们下辖的二级单位。 我头一次走进这座大楼，是年初秋的一天，具体日子已不可考。那会儿这座大楼刚刚建成启用不久。当时我在读大四，学分已在前三年修满，又因一篇学术论文获奖，得到免写毕业论文的优待，每天晃晃悠悠，无所事事。《文艺报》记者晓蓉找到我，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有一本刊物，叫《四海》，想外聘一个年轻编辑，问我有兴趣否。《四海》杂志有个啰唆的副标题，叫“港台海外华文文学”，我对这主题兴趣不大，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对编辑、出版有兴趣。 头天上班阳光很好，大早晨的，楼门口“中国文联”四个镏金大字分外耀眼。章草字体，题写者未署名，不过楼里人都知道，是那位酷爱书法、摄影的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往后漫长的十五年，除去法定节假日，我几乎每天会从这几个镏金大字底下走过。先是在大楼三层的《四海》杂志做外聘编辑，一年后，又成了位于四层的作家出版社的正式员工，直至年秋天辞职离去。 “非典”那年，疫情尚未明朗时，大楼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去上班也以聊天为主，不怎么干活儿。有一天，一个同事不知从哪儿得来一张视力测验表，大家纷纷上前一试，结果无一幸免，一律近视。于是纷纷感慨，进这楼时视力还好好的呢，这些年下来，眼睛废喽。我当时想，岂止简单的一个视力，是整个青春啊。具体到我，就是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轻时光，献给这座楼了。 都说岁数越大，越觉得时间过得快。我对这话有切身体会，就从离开文联大楼以后开始。直至现在，偶尔路过，还老下意识地要往里拐，其实倏忽几年光阴流逝，它已与我彻底无关。闲来无事的时候，喝着茶，那楼里的一些旧人旧事会慢悠悠地浮现眼前，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一
尊老爱幼，先从老一代聊起。 我曾多次提倡一个说法，叫“六八一代”，说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上大学。因为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原因，这代人身上有诸多明显特征，在社会活动中很容易被标识。最凸显的一点，是过渡特色。历史虽然把我们这代人嵌在一个人肉梯子的位置，不上不下挺难受，但是，短处反过来就是长处，因为承前启后，我们得以见多识广，经历独特。 比如我上学的时候，陆宗达、黄药眠、钟敬文等一批资深老教授还在给我们本科生上大课；我们之后的师弟师妹们就没这个好运了，别说上课，能在校园里见这些宗师一眼都难。我到文联大楼时的情形与此类似，一些老同志都还健在，比如龙世辉。 年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龙世辉刚刚从副总编辑的岗位离休，被返聘，仍在终审部分长篇小说稿件。老龙看稿严，审过的稿件常常满篇红。谁要有意见，他会立即痛说自己的革命家史。几十年前，老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改曲波的《林海雪原》，本来稿子是白纸黑字，老龙改完，排版工人急了，说是基本找不到什么黑字，失了下手处。也就是说，老龙几乎重新写了一遍。 我头次听这段子后跟他开玩笑，我说老龙，以后此书再版，要写龙世辉著。老龙听了怒训我一顿，大意是说，编辑就是编辑，作者就是作者，两回事儿，当编辑的永远不要惦记着出那种名，改稿子帮别人出名是分内之事，活该，要不就甭干这行。 老龙有老年人最明显的一条特点，就是絮叨，说过的话经常不记得，绕回来再说一遍。他这段革命家史，我至少听过两遍，不过并不烦，甚至第二次听了，再次成心逗他要在《林海雪原》上署名，他就又训一顿。我愿意重复挨训，一方面是顽劣之气未消，逗他玩；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这些话，对一个初进编辑行当的学徒来说，意义非凡。 老龙话密，喜欢各屋串门，一屁股坐下随便扯个头就开聊。当然，这种场景，也是编辑部最最家常的一幕。老龙的神聊非常抓人，经常正聊到兴处，该去食堂了，大家不愿中断，就撺掇老龙请客。老龙资格老，工资高，最关键是人爽快，从不推辞。 老龙聊天看人下菜碟儿，人杂的时候话头儿比较规矩，如果都是年轻小伙在场，老龙会偶尔坦白点自己年轻时的风流艳遇。那些艳遇大多发乎情止乎礼，结局常叫我们新代青年摇头扼腕，老龙却是一脸陶醉，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故事已经艳丽死了。 湘人向来多情种，老龙是湖南人。 老龙听说我二十四岁就结了婚，颇有微词，说，耽误多少事啊，傻不傻啊你。我说我没你长得帅啊，我倒想不耽误呢，可不耽误也没有风流事砸到我头上嘛。老龙听了这话，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马上几百字脱口而出，委婉地表达了对我这结论的赞成。 老龙抽烟非常凶，后来死于肺癌。他临终前几天，医院的病房看过他。也就俩月不见，瘦成一截儿干黄瓜似的。想到老龙早年习武，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原来那般高大魁梧，现在成了这样，顿生人生无常之感。 老龙的追悼会上，家属忙前忙后，向来吊唁的人分发赶印出来的一本书，《龙世辉寓言集》。小三十二开，不足百页。这是老龙一生唯一正式出版的著作。老龙一辈子改过上亿字的稿件，经他手出版的很多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光芒夺目，恕我不一一列举，因为我更看重的，倒是老龙这仅留人世的几万字。
二
老龙退休后，接替他主管小说出版的副总编辑叫章仲锷。 我做了将近二十年编辑，业务上没出太大纰漏，全亏逢上两个好老师，章老师便是其中之一。 在《四海》杂志打杂了大半年，该毕业分配了。承蒙文联出版公司的领导邢富沅看中，允我可以正式调入文联社，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原因是文联社摊子大，好几百号人，子弟又多，人际关系复杂，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称心。我跟老邢说：我想去楼上作家社试试。 我也是作协子弟，所以很容易托人找到了从维熙，他是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老从听说我想进作家社，让我去楼道的另一头找章仲锷。他肯要，你就能来。说完这话，老从还笑眯眯找补了一句：他可是严师，你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我早知道章老师是个有名的大编辑，新时期以来许多重要作品都是他编辑发表的。比如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第二个太阳》，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小说《蒲柳人家》《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沙海的绿荫》《太子村的秘密》《远村》，等等。柯云路、王朔等不少作者，都是通过章老师才与读者见的面。 忐忑不安地进了章老师狭小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后，以为他要怎么考我呢，不想他一番客套之后，跟我聊了足足两小时乒乓球、足球。聊得我完全忘了干什么来的时候，他突然从桌角拿过一部书稿，说你回家读读吧，写份审稿意见。还记得那是程树榛的一部长篇新作。当时程还在黑龙江工作，几年后也调来文联大楼，在五层人民文学杂志社做主编。 在后来长期的亲密交往中，越来越体会到章老师的工作方法，确以声东击西、不落窠臼见长。听他谈稿子论文学，东一句西一句，天马行空，仔细听来却是重点全在，脉络清晰。听着跳跃性强吧，其实句句击中要害，没几十年的编辑实践修行，这种性情的风格还真没资格效仿。 人的性格体现在方方面面，章老师工作风格如此，日常生活中也性情得一塌糊涂。穿得老是皱巴巴的，有点邋遢运动衣为主，几乎没见他穿过什么好衣服。有一次出版社设宴招待台湾女作家琼瑶，章老师突然穿了身西装出席，当场惊呆好几位。琼瑶一旁看着大伙都在鬼笑，急忙检点自己的穿着打扮，以为没注意出了什么洋相。 章老师身上永远只揣五毛钱，多一分都没有。有一次他骑车下班回家，因为大脑开小差闯红灯，被警察抓住，罚款一元。章老师从兜里拿出那五毛钱说：就这些，想要罚齐了，只能明儿再给您带来。 章老师不爱笑，老是冷着面孔似的，其实全怪他的长相，面相苦，脸上褶子又多，干巴巴的，戴眼镜，标准的老编辑长相，开怀大笑的时候，也像在苦笑。有一次我向他坦陈这一发现，他给我讲了个关于面相的故事： 一天王朔去章老师家玩，赶巧碰上另一个长得月黑风高、颇有几分匪气的作家也在座，仨人聊天喝酒。隔不一会儿，另一个当红作家驾到，加碗加筷。吃是吃上了，可忘了互相介绍。几杯酒下肚，最后来的那位开始臧否文坛人物，其间指着匪气作家说道：看王朔那厮的文字，必定长成这位仁兄这样，一脸坏样。章老师哦了一声成心问道：那你觉得那谁谁谁呢？报的正是那位匪气作家的大名。那人一指王朔答道：那么清秀的文字，人也必如这位仁兄一般白净清秀。 章老师当场开怀苦笑。 年下半年，各个单位都在忙整顿。突然有一天，延安时代即已成名的老作家曾克老太太带着个工作组进驻作家出版社，第一道命令就是原社委会全体人员免职，待分配。章老师亦在其列。好在没隔多久，他又走马上任《中国作家》杂志副总编辑，我们还是常来常往。不过经这一番折腾，章老师变得有些沉默。有一天他突然招我去他家吃饭喝酒。那天他在酒桌上说：老啦，该退休啦，赶明儿退下来没事儿干，我给你当校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弄的那些书，错儿忒多了。唉，一辈子就会看个稿，也就爱看个稿，真让我干别的还真不会。 其实我看过章老师化各种名字写的一些小文章，文笔极好，可他对此没啥兴趣。
三
从维熙和王蒙、邓友梅、刘绍棠四个人，在五十年代的文坛被并称为四才子。当然，这是风光的时候，到了挨批判那天，“才子”的称呼换成了“黑天鹅”。 老从祖籍河北，身上真有燕赵之士的雄风，性格刚强泼辣，说话办事果断，在作家出版社威信极高。有些员工敬畏得甚至过了头。有一次老从喊我去他办公室，本以为有什么吩咐，原来只是一时兴起唠了几句家常。从社长室回到自己办公桌边，邻座一个姓白的编辑问我：老从叫你干吗？我答随便唠了两句。小白自言自语道：我来出版社两年了，他还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呢。我说他不找你你找他说嘛。小白说：不敢嘛。 老从因为性格刚强吃过亏。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金瓶梅故事》，尽管书名中有这么扎眼的字，但一来与全书内容确实相符，二来全书内容绝对健康，所以，当书出之后出版署却下令禁售封存时，老从不干了。老从召集了很多文学界、文化界的名人，其中不乏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了个研讨会。研讨结果当然说是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老从将这结果行文报呈出版署，旨在申诉。最终这本书还是未许公开发行，老从却因前述种种“过激”举动挨了批评。 老从当时还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在机关和出版社各有办公室，坐着那辆香槟色马自达两头跑。常常见他前脚一进文联大楼四层，后脚就有总编室人通知开会。可能是几个小时的大会，也可能只是十来分钟的小会。老从直脾气，有事不隔夜。 有一次开会他说：今天本来不打算开会的，可刚才进电梯，开电梯的小姑娘跟我说，你们出版社干脆改名叫琼瑶出版社得了，因为你们尽出琼瑶书。老从说完，让大家反思，选题范围何以狭窄至这般田地。一番话五分钟说完，散会。 老从一开会，有个习惯动作，玩打火机。不知为什么，他兜里总装着一堆形状材质各异的打火机，会议桌边一坐稳，必定逐个掏出，于手中把玩。当然也会派上实用，他是个大烟鬼。 说到抽烟，又想起一桩旧事。一次我在老从家聊天，聊的时间有点长，我俩又都是烟鬼，他家的藏烟也少了点，愣被抽得一支不剩，便一同下楼去买。 烟店前一堆人正吵架，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因牢记鲁迅教导，坚决不当“帮闲”，所以避之唯恐不及。不想老从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头扎进人堆。我当时一惊。 老从看出我表情不自然，撇嘴一笑道：想起鲁迅了吧？我告诉你，我还就爱看人吵架，这一点不丢人。不过要会看，会看就能看出好多意思来。跟念书一样，会念，才能念到字面后的意思，不会念你就不是在念书，而只是在念一些词汇。 老从这番教诲，我受益至今。生活中好多事都是这样，明明觉得不好玩、不耐烦，明明是虚妄一场，可又老是忍不住凑个热闹、评评道理。事一关己，还会兴奋，甚至雀跃。这个说起来都是人的本能，不必奇怪也不必自责，关键怎么上一个层次说话。依我看，不过就是老从说的那个“会”字。会吵会看，就能吵出意思看出意思。会生活的人，即便无聊透顶的生活，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四
写新时期文学史，有一套书肯定绕不开，就是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丛书的宗旨是扶植新人，所以编选原则是文坛新星们的第一本书。从年开始，每年出五本左右。第一辑阵容如下：阿城的《棋王》、王兆军的《蝌蚪与龙》、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之后数年中，残雪、格非、余华、马原、张平、查建英等人，纷纷在这套丛书中亮相，渐为世人所识。 这套丛书的始作俑者，就是我在编辑业务上的另一个老师石湾。他曾跟我回忆当初找到莫言，说要出书，莫言万分惊讶，说我都能出书了么？ 石湾是笔名，本名叫严儒铨。大楼里很多这样的人，以笔名行世，本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比如著名编辑懿翎（代表作是红极一时的倪萍所著《日子》），本名叫张红；后来调到接力出版社做总编辑的出版业大腕白冰，本名叫白玉琢。 石湾老师是我同乡，江苏人。他最早到作协，在《新观察》杂志工作，我父亲曾经是他的老领导。有了这个渊源，我一到出版社，他就对我格外照顾。不过当时我在小说编辑室，他分管的却是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那方天地，所以我虽心向往之，却无缘近受教诲。 后来终于有了机会。年底，作家社拿到一个刊号，准备出版《作家文摘》周报。石湾主动请命，组班子筹备。当时正逢报界那场著名的周末版大战，各类小报如雨后春笋，都要赶在新年初遍地开花，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业内同行和社内同事都对尚未诞生的《作家文摘》不抱指望，社里开大会讨论到这项内容，众口一词都在推测，一年要赔多少钱进去。石湾老师不畏人言，顶着众说纷纭，塌下心，憋股劲，起早贪黑干上了。我有幸被石湾挑中，作为报社唯一的编辑，参与筹备。 石湾老师、主任、财务、印制加上我，五个人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开办费五万元，石湾带着我们逆风飞扬。那是我在文联大楼十几年中最苦最累的一段时间，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骑五十分钟的车到文联大楼，晚上常常九点才能离开办公室。也奇怪了，一点不觉得累。想来原因有二，一是石湾来得比我们还早，走得比我们还晚，我要再抱怨，真说不过去；二是发现跟着石湾，真能学到好多东西，我几乎是贪婪地从他身上掘取财富，一天都不想落下。 《作家文摘》一上市即博得满堂彩，出到第五期，销售量已有二十五万。一切闲言碎语，一切质疑讽刺，全都不攻自破。那段时间石湾老师心情不错，经常听他开怀大笑，笑声响彻楼道。 石湾老师身上有很多老派文人的优点，珍惜时间，讲求效率，编辑写作两不误，报刊上经常能读到他的大作。文如其人，他文章写得严谨而老派，穿着打扮亦是如此，永远西服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着就干净利落。他的办公桌永远纤尘不染，井井有条，在整个杂乱无章的文联大楼里，像个异数。 石湾老师对自己的形象也确实在意，有一阵儿他得了腮腺炎，脸肿得挺大，上班来就低着头走路，不愿让人看到他形象不好的样子。很多人说他长得极像赵忠祥，他后来居然就把自己一本新书命名为《人说我像赵忠祥》。
五
再来写写年轻人吧。 文联大楼里，年龄结构老化。白发苍苍者多，生龙活虎者太少了。以我为个例来看，就很说明问题。我二十岁到作家社，三十岁过了，在社里还是岁数最小。并非在我之后没有补充过新鲜血液，只是补进来的，都比我岁数大。这么说吧，基本上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生，在文联大楼里都能算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师兄弟姐妹的关系众多。从作协所占三层楼看，比较集中在几个学校，复旦、北大、北师大之类。比如复旦的毕业生有七七级的张胜友、杨德华，七九级的潘凯雄，八二级的刘福和，八四级的刘方；北大有七九级的贺绍俊、林金荣、刘卫国，八零级的李敬泽，八二级的章小龙，八六级的张亚丽，等等。除此以外，还有武大的张水舟，南大的唐晓渡、王元，北师大的蒋原伦、潘婧，人大的王炘，广院的应红、冯秋子，中戏的杜家福，厦大的张陵，民族大学的那耘，中央工艺美院的曹全弘、张晓光，等等。经常听到同事之间还互称老班长、老支书之类，对校园一往情深的人，听了倍感亲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艺报》由刊改报，大规模接收了一批应届毕业生，作协一时好像年轻了很多。这批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逐一受到重用，没过几年，悉数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 我在《四海》打杂那几个月，杂志社都是女同志，一到中午喜欢搭椅子睡午觉，我不便打扰，就老往六层文艺报社跑。那时的文艺报社年轻人扎堆，气氛活跃。而且，因为年轻人比较集中，也最成气候、最抱团，互相之间如同兄弟姐妹。每天中午男男女女聚在财务那屋，痛聊文学艺术、世间万象，真知灼见此起彼伏。都是会写文章的人，很可能没两天之后，某大报刊上就有一篇雄文出现。我在那里像个小师弟，听着师兄师姐们暴侃，长了不少见识。 说到写文章，当时最勤奋，写得也最优秀的是潘凯雄、贺绍俊这对搭档。《文艺报》早年间就有一对黄金搭档评论家唐因、唐达成，到了新时期，潘、贺二人的搭档，从文章数量和质量上，大有赶超前辈的态势。还记得我当年喜欢做个游戏，每当看到这俩联合署名的文章，都要猜一下谁执的笔，几次与本人核实都对。我的诀窍是看文气，文气紧一些，态度温良恭俭让一些的，一定出自贺绍俊手；潘凯雄在文气上要放松一些，态度也容易激烈些。文如其人这句老话，在他俩这里再次得到验证。 有时候一边打牌一边痛聊，不是麻将，没那么邪乎，就是扑克牌打升级。主要参战者有贺绍俊、潘凯雄、应红、阎荷、朱晖、蒋原伦、张陵等人。那么简单乏味的游戏，因为参战者有情趣，打得热火朝天。有一天，双方正打到胶着状态，突然门口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敲门。问他什么事，那位腼腆地说：过两天影协要放我的两个电影，想问问你们愿不愿去看。就又问啦：你谁啊？清秀小伙子说：我叫王朔。 事隔多年后的某一天我才反应过来，这就是著名的所谓“王朔年”的序幕。可在当时，王朔尚未大红大紫，在座者对这名字还很陌生，何况当时牌战正酣，人人无暇他顾，只随便说了一句：票搁桌上吧。王朔就腼腆地走了。 后来有几年，王朔在三里屯开了个无名酒吧，俗称“王吧”，我不时去玩，每次见到老王都想问问，他当时那腼腆肯定是装的吧，心里不定把这群人骂归哪类傻冒了呢。 这一幕之后一年，到了年的秋天，牌局变成天天打，一旦开局就没个完，工作全都撂一边不管。而且就是纯打牌，再也不聊什么文学艺术了，人人苦着个脸，好像都有股怨气。长此以往，当然越打越没劲，渐渐地，牌局停了。 再后来，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袭来，牌局的几个主要干将也走上不同的道路。经过多年反复折腾，朱晖最后落脚在光明日报社；贺绍俊先是去了《小说选刊》当主编，后来又到东北一所大学做了教授；潘凯雄现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应红去了作家出版社；蒋原伦先去了中国土地报社，后来成了北京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教授；只有张陵还留在《文艺报》，已升职为副总编。至于阎荷，非常不幸，在作协每年的例行体检中被查出癌症。去体检时还好好的呢，可直接就被推上手术台，这一去再也没回家。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岁。
六
六层牌局进行的同时，五层的围棋局也在紧张进行中。《诗刊》编辑部有几个围棋爱好者，年轻人为主，唐晓渡、邹静之是主要干将。老同志们也不甘落后，比如王燕生、周所同等。 他们经常下棋那间屋，正好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中午我如果不去六层牌局，经常听到围棋子掉落水磨石地面清脆跳跃的声音。 王燕生脾气特别好，棋力虽弱，可特别爱下。所以谁下输了，会找王燕生再下一局，不为赢，只图杀条大龙解气。话虽这么说，其实在诗刊社年轻人的心里，都拿王燕生当老大哥看待的，很亲。 同在五层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几个年轻人看上去相对世故一些，集体活动不怎么见到，书卷气强一些，几次中午去他们那里，只见人手一卷书，或者干脆蒙头午休。 有道是蔫人出豹子，平时这么低调的人，一旦有事，动静就小不了。有一年，《人民文学》编辑部大闹一场，具体原因记不清了，大致是对当时的领导不满，集体签名什么的，很热闹，惊动了作协党组，以及更上一级部门。结局是我向来佩服的名编辑朱伟愤而离开作家协会。 朱伟作为《人民文学》的骨干编辑，在八十年代编发了一大批名家名作，对这份杂志，乃至对新时期文学功不可没，他的离开，在我看来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好在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朱伟后来分别主编了三联书店的《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两本杂志，因其品质超群，被人誉为办文化类杂志最大的腕儿。 朱伟走后，接替他成为《人民文学》编辑部顶梁柱的是李敬泽。敬泽不仅是个优秀的文学编辑，更是个优秀的评论家，他的文论作品屡屡获奖。现在的文学作品研讨会，如果敬泽不到场，给人感觉档次都不够。曾经听说文学青年中流传着一句话，说他们这一人群到北京，三件大事——吃烤鸭、登长城、见敬泽。 敬泽平日作风老派，皮鞋永远擦得锃亮，喜欢围围巾，像个五四青年。他是抽卷烟的，但是一定要外套个烟嘴，牙咬着抽。说起话来，尤其是在会议上，声音低沉，书面语多，字斟句酌，真有点宗师气。不了解情况的人，怎么也不相信敬泽竟还那样年轻。 有年夏天，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打瞌睡，突然接到作协秘书处电话，让立即赶赴红螺寺开会。会议参加者，很多文艺界领导和老同志，主持人是已经离休的作协老领导张锲和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敬泽也在座，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照往常一样，咬着烟嘴，声音低沉地阐述自己的意见。说不两句，会议桌那头张锲突然打断他，食指点着他一通颤，说小李啊，你怎么年纪轻轻，这么老气横秋啊，声音洪亮点嘛！有点朝气嘛！顺着张锲的手指方向，我看敬泽一张白净的脸上闪过很多无奈。
七
说到五层的年轻人，我曾观察到两个细节，分别发生在邹静之和李敬泽俩人身上。曾经与他们本人交流，二人均供认不讳。 编辑部的上班，一般都自由散漫，很多人忙活一上午，到中午就颠菜了。我向有晚睡晚起的恶习，所以等我正午时分赶到文联大楼时，常会碰到下班的人流向外涌。普通人背着包，从那几个镏金大字下边出来，头都不抬直奔自行车棚，或者径直向院外走去。却有两个例外。 李敬泽出大门，一般会站门口傲然四顾一会儿再下台阶。四顾之际心里琢磨什么不甚明了，问过他，他说站会儿确是常事，傲然倒没有吧。 如果看到一个衣着宽大、衣裳裤子上好多兜儿、手里拎个云南民族风情的手织帆布包、站在大门前茫然四顾的人，一定是邹静之。静之是个性情中人，喜欢玩，交游甚广，四顾茫然的时候，也许在想去哪里打发这个闲闲的下午。 静之很早开始喜欢旧家具。曾经有一天，骑车回家途中见前边一个收旧家具的蹬辆平板车，车上绑着两把明式圈椅。他紧蹬两步追上，并排骑着唠上了嗑儿。骑到静之家门口，小贩把车上两把椅子卸他们家了。 静之更年轻的时候，学过唱歌，美声唱法。有一天我上班他下班，在大楼门口相遇，他兴冲冲地说：老葵，哥们儿昨晚唱到HIGH-C了。 有个著名的段子，说静之半夜在家哼唱《今夜无人入睡》，唱到动情处，原来的假声变真了，没一会儿，楼下邻居敲门，说：麻烦把您家收音机拧小点儿声成么？ 有几年，静之和我们一班朋友经常一起玩。这班朋友要仿古人做派，男的互相之间都叫“××老”，比如管张三叫三老，管李四叫四老；而管各自的媳妇都叫“老××”，比如管王五叫老王，管赵六叫老赵；等等。有一天，静之突然郁闷地说：合着我一直享受的，只是你们家属的待遇啊。见大家一时没反应过来，静之就捅破了，说你们不一直管我叫老邹嘛。 我们一班朋友还喜欢喝大酒，静之经过北大荒的淘洗，酒量不小，不过他不太爱喝，他喜欢和我们一起去买唱片。医院街口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我们每周必定造访，徜徉在几十柜子的CD之间，人人兴奋不已。只是那里卖的，都是纯正的进口原装碟，PolyGran、EMI、SONY等几大唱片公司的品种，挺全的，可几乎每张碟都在百元以上，当时每月工资只有四五百，所以在那儿蹿来蹿去，急得打砸抢的心思都有。静之英文不好，看不懂CD封套上的介绍文字，好在他主迷歌剧作品，而这类CD封套上往往有歌者的影像，这他见过啊，所以就猜着买。遇着拿不准的，揪我们过来验证。 静之后来凭系列长篇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还有系列的话剧、电影作品名声大噪，成了影视界最优秀的大编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静之影视作品的处女作，写的是一个电视片的解说词，主题是北京的老街老胡同。我有幸读过那个脚本，诗一样的语言跳跃灵动，如盛夏夜繁星般炫目，别提多美了。也难怪，静之是诗人出身，诗写得本来就好。 静之后来诗写得少了，改写随笔，也写得极好。再后来随笔又写得少了，改写剧本，同样又写成金牌编剧。这样才华横溢，怎不叫人打心底佩服。 静之是个散淡之人，虽然红到发紫，品性不改，但是作为编剧，毕竟离影视娱乐圈太近，各类社会活动难免多了起来，渐渐地，越来越少在文联大楼碰到他了。极偶尔撞见一回，他还那个样子，宽宽大大的休闲装，云南民族风情的帆布手织包，一出大门，会站在门口茫然四顾。
八
文联大楼里，不仅有很多师兄弟姐妹，还有不少夫妻档。比如前文提到的张胜友和懿翎。他们俩结婚，是作家出版社一桩大事，但是主人很低调，并未大排筵宴，只是分期分批请同事去家里小坐。这形式也很别致，不那么吵闹，还无意间把婚庆期延长很久。 潘凯雄大学毕业后到文艺报社工作，后来报社调进一个财务人员曾莉，俩人在众多同事眼皮子底下相恋相爱，最终喜结良缘。 还比如郑伯农和李燕平。老郑原来在中国文联，年后调到作协，任党组成员兼文艺报社总编辑。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夫妻俩尽量不要在同一单位以避嫌，所以老郑执掌《文艺报》后不久，李燕平就被作协内部调整到作家出版社工作。李燕平从七十年代末《文艺报》复刊时就在报社工作，是元老之一。当初我父母刚从江苏下放回京，人到了，托运的家具等物件却没到，一家人只好打地铺睡觉。那会儿铁路效率低，行李遥遥无期，父亲决定先去他下放前的原工作单位文艺报社借床安家。那天我随着去的，就是李燕平带我们去仓库领的东西。 李燕平刚到出版社的时候很不习惯，留恋老单位，到中午就往六层跑。我也喜欢去六层，所以我们两个四层的人经常在六层相遇，欢度午休时间。也就是那段时间，李燕平非常怀旧，经常手在脖子那里比划一下对我说，我初见你，你也就这么高吧。后来郑伯农退休，李燕平升任中国作协干部部负责人，都离开了文联大楼。 《人民文学》的美编小杨，和《文艺报》的张瑶也是一对。年后，张瑶出国，小杨留守文联大楼，不时从五层到六层帮张瑶取取信件。再后来，小杨不太来了，一是因为信越来越少，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离婚了。 还有前文提到过的《文艺报》的阎荷，她和同在文联大楼舞蹈家协会的路刚也是一对恩爱夫妻。路刚脾气特别好，阎荷和我们打牌打到激烈处不肯去食堂，路刚就颠颠儿地去买了午饭送来。 文联大楼里，还有一档复杂的夫妻关系，《文艺报》的王山，原来和作家出版社的王露是夫妻，后来离婚。时隔数年王山再婚，妻子是《文艺报》的同事刘颋。 说起人物关系，文联大楼里还有不少子弟，他们的父辈就是作协和文联的老人。还有一些原来给文艺界老同志做秘书的人，因为与那些老同志多年朝夕相处，形同家人，也算一种子弟吧。老同志去世后，他们也都分配到文联大楼工作。可以说，文联大楼里不少同事之间，算起来都是世交了。 文联大楼里的这些子弟，大多家教极好，平日为人处世低调得体，不过也有例外。 有一次，《文艺报》牵头开个什么会，报社编辑记者一律上会充当工作人员。大会要开好几天，头一天报到时，有个已在湖南文坛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不请自来，要求参加本次会议。工作人员解释说，与会人员是事先定好的，他们作为会议服务员，无权放行，请她去找领导。这姑娘不愧是个湘妹子，出语泼辣冲人，历数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提醒“服务员”注意她的身份。可惜“服务员”们没怎么听说过那些作品，仍然劝她直接找领导。湘妹子一招不成，情急之下，抬出自己父亲的大名——她父亲也是湖南的一位老作家。大概是被湘妹子搅扰得有点急躁，“服务员”中某一位小暴脾气突发，厉声说道，你要这样说就没劲了啊，要抬父辈，我给你介绍介绍我旁边这几位的家世…… 那位湘妹子终究没能参加那次会议，也许受此事刺激，自此写作愈加勤奋刻苦，没过几年，写出很多优秀中短篇小说，声名鹊起。
九
聊完老人和年轻人，再来说说文联大楼里的最中坚力量，他们仿佛这个楼的脊梁，也是整个社会的脊梁。他们不像老人们那样挥洒自如，也不像年轻人那样少有顾忌，他们是忍辱负重、最为艰难的一代，身上承载着过多的重担，至今还活跃在社会改革的大舞台。 我在作家出版社的两任领导，秦文玉和张胜友，是两条典型的脊梁。 秦文玉是我江苏老乡，八十年代初从北大作家班毕业，加入了援藏队伍，做过西藏作协负责人。年调到中国作协，先做机关党委副书记，后调作家出版社任常务副总编。 老秦刚到出版社时，他做出的一些事我常替他觉得累。有一天，作协的负责人，也是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玛拉沁夫来视察工作。玛社长不常来，在文联大楼里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就用秦文玉的办公桌处理杂事。我不知道他在，正赶上有份合同要找秦文玉签，直接到他办公室门口，象征性地敲了下门，拧门把就要进。说时迟那时快，突觉身后一股罡风袭来，随即衣领子被人死死揪住。回头一看，竟然是这办公室的主人秦文玉。他食指竖在唇边，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压低声说：玛社长在。说完，毕恭毕敬地跨步到我前头，轻轻地、轻轻地再次敲响房门。我当时气得扭身便走，合同也不签了，恨不得骂他奴颜媚骨。 后来相处时间长了，见到的事情多了，关键是自己也成长了，渐渐理解了老秦的难处。他从外地调来不久，在作协没有根基，虽然主持日常工作，可毕竟是副总级别，上有责难下有埋怨，夹板气少不了要受着。加之又性格内向，心里有苦就强憋着，久而久之，就成了那样一个人，很像巴金《家》中那个大少爷觉新，委曲求全，郁郁不乐。他们那一代人，有多少“大少爷”啊。 年，秦文玉去福建找作者谈书稿。回福州路上，遭遇车祸。当时福建作协的负责人、秦文玉在北大作家班的挚友袁和平也在车上。撞得不是非常厉害，袁和平坐在秦的旁边，皮肉受伤而已。他见自己无事，赶紧问秦文玉：怎么样？秦回答：好像不太好。 袁和平后来回忆，他一听这话，就知道出大事了。因为他对秦文玉太了解了，但凡能挺得住，他连哼都不会哼一声，而且必定会先照顾别人。“他是个特别特别自律的人，自己有苦绝对不说出来的。”袁和平说到这里，作为佐证，还说起他们在作家班读书的时候，一帮同学在秦文玉的宿舍扎堆儿，纵论天下，挥斥方遒，突然床头闹钟铃声大振，老秦立即起身，黑着脸把大家轰出宿舍。因为这闹铃声意味着，他给自己定的每天半小时英文阅读时间到了。 后来得知，老秦赶上了最小概率的事，撞车的刹那，他的头部正好撞在汽车前排安全带的金属扣上，导致颅内大面积出血。经回福州全力抢救，成了植物人。维持一个月后，心跳停止。那一年，老秦四十六岁。 老秦和妻子多年分居，历经磨难，好不容易在北京安了个名副其实的家，生了孩子，过上稳定生活，前途无量，就这样突然撒手人寰。那年他的儿子才三岁。 秦文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每年清明，我去给和他同年离开人世的我父亲扫墓时，都会专门去看看他，心里为当年差点骂出口的那句话，有悔意。 与秦文玉相反，张胜友是他们这代人中另一类型的代表，泼辣果敢，雷厉风行，为中国改革大业披荆斩棘。 我曾多次跟人说，在我短短十几年上班生涯中，张胜友是我最钦佩的领导；短短十几年出版业从业经历中，张胜友是我最佩服的同行。不过我与他相识伊始，即大吵一架，惹得当时文联大楼议论纷纷。 事情是这样的，年夏末，我陪邵燕祥、刘心武等人赴汕头开特区文学研讨会。会议期间接到北京电话，说张胜友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调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老张是个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邵、刘二位长辈和他素有交往，听这消息都替我高兴。他俩一向把我当侄辈看待，对我知根知底，知道我直脾气，又年轻气盛，而在他们眼中，张胜友也是直率之人，又有胸怀，所以他们一致认定，这回我有了个脾气相投的好领导。 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赶回社里。一回来正赶上张胜友开全社大会，公布他的改革方案。我仔细听完，当他问还有什么意见的时候，一通大放厥词，大意是这改革方案虽好，但步子完全可以更大一点，可以试行编印发一条龙政策。张胜友粗暴地否决了我的建议，我心有不服，开始争执起来。老张态度非常强硬，在我嗓门越来越大的同时，也在不自觉间说话越来越粗暴，吵得不亦乐乎。最后他索性置我于不顾，宣布散会。 我像一炉热炭陡然被浇一盆凉水，透心凉。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心里顶着气，在社里见着老张从来不理。他好像也无所谓，听之任之也不理我。不过，我在慢慢观察这位新领导，眼见他新官上任三板斧劈得痛快淋漓，效果奇佳，迅速把出版社带入正轨，心头气渐渐消散，转而生出钦佩之情。想来老张也在暗暗观察我这个刺儿头，观察的结果大概也还算满意。 那年底，有人暗地里搞小动作，出版社几次严重危机，老张奋力拼杀，殚精竭虑，用他自己的话说，“睡觉都要睁只眼”，一次次化险为夷。年底总结大会上，从不理我的老张突然将我一顿暴夸，还号召全社同志向我学习，有问题，吵也好骂也好，全拿桌面上来，别在背地里玩阴的。我听了非常意外，但也从此认识了他磊落的胸怀。 不打不相识，我俩从此关系有了质的飞跃。那几年，因为有这样互相信赖的基础，我在工作上心甘情愿地非常卖力，成绩不错；老张对我也格外重用，一级级飞快提拔，直至最后成了他的助手。 老张表面上非常严厉，他在出版社的威信，和当年的老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共事时间长了，发现他身上又有非常天真、童趣的一面。比如他有时会做些特别儿童心理的事，过后非但不以为意，还会津津乐道，满面得意神情。他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段子，说刚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社时，身处异乡难免时有孤闷。一天去北京晚报社找同班同学李辉玩，门卫以貌取人，见他土包子似的死活拦着不让进。老张的小暴脾气突然发作，从兜里掏出光明日报社的工作证，摔在门卫老头面前的桌上，说，我是《光明日报》的，《光明日报》是党报，比《北京晚报》大！我当时听了，跟老张开玩笑：你这还真像我小时候玩烟盒儿，中华比牡丹大。 在老张的带领下，作家出版社从一家徒有虚名、效益低下的老出版社，迅速崛起为全国出版业的明星社，老张自己也升了官，进了中国作协领导班子，忙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筹备、组建工作。 说起升官，很多人私下议论张胜友是个官迷。他自己对此倒毫不掩饰，和我闲聊的时候完全承认，他说：官大一级，驰骋的天地就更大些，就能为改革多做点事，为什么不能迷一下呢？这种看似官场的套话，老张说起来并非义正词严，而是略带狡黠，但同时又有木讷一笑。 那样的笑容是老张特有的，在我看来里边内容非常丰富，有他的经历，有他的抱负，有他的性格特点，每次看到他那样笑，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生动。
十
文联大楼不同楼层之间串门的极少，像我和李燕平那样常往别层蹿，也是阶段性的事。但是作协、文联同一系统，整幢大楼里人与人之间都熟，如果有相聚的场合，还是会非常活跃。承载这样相聚重任的场合是有的，大楼旁边就有三个，一是食堂，二是礼堂，三是院门口的四川菜馆。 礼堂本是文联大楼的附属建筑，设计功用是大楼自己开大会，或者放电影之类。起先也确实用得其所，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文联因为穷，变着法儿地琢磨自己这点家产。终于有一天，心思动到了这礼堂，长期租出去了。承租方将这里改造成一个极尽奢华能事的迪厅。装修时，还在屋顶竖了一个西洋风格的雕塑，一个金发小天使翅膀张着，吹着小号十分happy的样子。这个雕塑曾经让出版社的两位美编非常不悦，因为从他们办公室窗户望出去，正好对着天使屁股。虽然是屁股，毕竟是天使的屁股啊，本来倒也无大所谓，可惜雕塑水平实在差强人意，那两瓣屁股也忒难看了点儿，瓣与瓣之间都不匀。 这家迪厅曾经在北京非常有名，生意奇好，下班要是晚点儿，一出楼门就会看到一堆一堆的俊男靓女涌进。大楼里有个司机，二十出头，来自农村，那阵儿下班老不回家，就坐车里耗着。有一天我加班至深夜，出了楼门，发现这位仁兄坐在车上，直目瞪眼地看着迪厅大门。我敲敲车窗问：嘛哪？他特别陶醉忘我地感叹道：全是美女啊！ 后来也是这小伙子告诉我，赵宝刚的电视剧《永不瞑目》中很多场景是在这里拍的，比如陆毅饰演的那个角色第一次抽海洛因之类的情节。还说他在楼下看着过好几次袁立和苏瑾的倩影，“真好看！” 所说的食堂不归文联所有，是人家通广大厦的。文联大楼中午不回家而又需要下食堂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借人家的食堂解决午饭问题。另有一小部分，分别去相隔不远的农业部食堂和院门口的四川菜馆。 四川菜馆那块地方本来是民房，后来作家出版社一个叫果瑞卿的老同志，租过来开了家小饭铺，主卖馅饼，兼营水饺凉菜。一时间，文联大楼的楼道里，一到中午就充斥着馅饼的味道。后来那地方又被四川月季皇后饮食集团盘下，扩盖出这家四川菜馆。 光靠吃文联大楼，这饭馆的生意就不用愁。你想想，那么多编辑部，每天多少全国各地的作者要来请编辑吃饭啊，还不算大楼里自己人每天互相之间敲诈来勒索去的。 留意一下不同单位的人去饭馆的频率，是件有趣的事。相对来说，两家出版社的人光顾此店，多属自己人拉帮结伙；《文艺报》《人民文学》来的人数与频率都比较均匀，一副细水长流有节制的大户人家模样；来得最勤、来了动静最大的，是《诗刊》的编辑们，难怪啊，热衷于请编辑吃饭的文学青年当中，肯定诗人最多。诗人们又都豪情万丈，吵闹一些也属正常。回忆一下，现在诗坛的很多大家，比如芒克、欧阳江河、西川等，当年都经常在四川菜馆出没。 我自己在那菜馆印象最深的一次酒局，与作家陈染有关。陈染曾在国外隐身一段时间，回国后到作家出版社工作。一天，陈染因为与版权有关的一件什么事，宴请诗人阿曲强巴、张弛等人，就在四川菜馆，我也在座。酒越喝越多，从十一点半喝到下午三点多，店里除我们几人外，早已客人散尽。张弛提议去旁边的兆龙饭店接着喝。阳光炫目的大下午，我们在兆龙的大堂，豪气万丈地接着喝掉三瓶五粮液。陈染喝得目光迷离，路已经走不直了。我比她稍好些，又认识她家所在，就主动承担送她回家的重任。 到了她家门口，正是傍晚下班时间，楼里邻居见这俩年轻人一身酒气，走道直打晃，纷纷退避三舍。突然有了个例外，一个老太太气哼哼迎面走到我们跟前，厉声问道：你谁啊？陈染当时已经醉得眼睛都懒得睁，所以这话明显冲我来的。我也正晕得难受，所以特别不客气回问老太太：你管我谁呢！你谁啊？！老太太一指陈染：我是她妈！ 好像从那以后，陈染很少喝酒了。 到底是文联大楼下的餐馆，店招牌都是老诗人艾青题写的。有一次恰巧艾青的公子艾丹来，找唐晓渡谈他的小说《下个世纪见》，中午大家一起去吃饭。结账时我们把艾丹抬出来，强烈要求打折。服务员委婉地谢绝，其实眉宇间透露出来的神情，分明是没相信眼前这位黑汉子，和那么大一诗人之间有什么血缘关系。
十一
天下大势，分分合合，聚散不定；再迷人的盛宴，也终有一天谢场落幕，灯黑走人。我在文联大楼喜怒哀乐，各种角色循环上演一番，终于在年与它告别，一去不回。 还记得父亲临终那年，并无任何生命走到尽头的迹象，突然鬼使神差地频繁与多年不见的老友相聚，外地的来了，外国的来了，四十年不见的同学来了，五十年不见的初恋女友来了……都是临时的机缘，并非事先约定。后来回想起来，原来他那是在一一告别。我离开文联大楼，过后回想也有征兆——在这楼里十几年，只在六层以下活动，那年终于有天，去各楼层转了一圈。 那是年春末夏初，正值“非典”期间，一天楼下突然来了几辆救护车，很多戴口罩的专业人士鱼贯而下，全副武装，手持消毒器具，眨眼间把整个大楼围了。原来是十二层还是十三层发现一例“疑似”。我们几个出版社的小伙子当时非常好奇，居然未及思考，就顺电梯上去了一趟，看热闹。 出事的楼层已被封锁，同去的别人失望地各回办公室叽叽喳喳去了，我一时兴起，顺楼梯逐层下行，每到一层都在那层的楼道转悠一圈儿。但是，那会儿心里并无任何准备离去的打算，当时的心理活动，只是在检讨自己，三十五岁的人了，还是性格毛躁，做事鲁莽，万一真的中了招，原因只是看热闹，可真够懊糟的。 我在文联大楼十几年一切顺利，名利双收，官运亨通，人渐渐飘飘然。突然来了“非典”，班不能上，街不能逛，倒有了思考人生的机缘。总结过去，发现自己天天被各类杂事裹挟着，随波逐流而不自知。关键是，那颗心已被各种烂纸烂泥糊得密不透风，能见光线越来越弱，懒惰地栖息于无数思维串习围拥着的温床，越来越丧失自省的能力。不仅如此，还被那些恶习娇惯着，自鸣得意自大狂傲，日升日落，无时无刻不堕于逐乐避苦的轮回之中……总之总结得一身冷汗出了落，落了又出。那么展望未来吧，再也不能这样活。 花了几天时间，艰难地写了一封辞职信，辞去公职辞去一切，我走了。那天是9月1日，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我还真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从头开始活起。 如同小孩子学走路，不跌不撞哪里学得会。经过三四年的跌跌撞撞，折腾与动荡，一颗心历经无数次烂泥烂纸揭去时撕裂的剧痛，走到今天，终于有了尘埃落定、迈上正确人生康庄大道的感觉。所以也才会有这份心思，坐在这里絮絮叨叨，回忆文联大楼的一幕一幕，窗外朗日，内心静好。
年3月2日
此文写完的第二天，在MSN上碰到过去文联大楼的同事，问我留在办公室的一些打印书稿、废旧杂志还有用否，说如果没用，就当废纸卖了，说他们要暂时搬家了，整个楼各单位都要暂时搬走，因为，大楼要整体翻修了。 我当然马上拜托他把那些书稿、杂志处理掉。下了网，去厨房给自己做些吃的。第一口食物一下肚，心头突然不易觉察地跳动了一下，想起那些字纸，应该是我在这座楼里生活过的最后一些证据了。 翻修后的农展馆南里十号会是什么样子呢？肯定陌生些了，估计再经过，我该不会再下意识地往里走了。
年3月6日附记
本文选自《过得去》（增订版），杨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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