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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里闪动的前辈身影
文
李辉
今年是《文汇报》“笔会”副刊、《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创办七十周年。整理资料，找出“笔会”、“夜光杯”创办六十周年之际，上海文新集团二〇〇六年在北京宴请作者的请柬与菜单。菜单上，我请聚会的诸多前辈与友人在上面签名留念。
年9月文新集团邀请函。
文汇报笔会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六十周年聚会菜单之一。
笔会夜光杯签名之二。
笔会夜光杯签名之三。
笔会夜光杯签名之四。
转眼十年过去，签名的一些前辈已凋零远逝：黄苗子、郁风、高汾、黄宗江、冯兰瑞、张锲、范敬宜、舒展……
范敬宜先生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苏州人，一九五一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他就读于圣约翰大学时，我的恩师贾植芳先生当时是中文系主任，于我而言也算有了一点点关联。
一九五七年，二十六岁的范敬宜被打成右派，发配至辽宁一个山村，“文革”后得以平反，先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后来到外文局、《经济日报》，然后来到金台西路2号大院。范敬宜具有文人情怀的老报人，沿袭惯例，我们不少人都叫他“老范”。
老范文章写得好，书画也佳，这样的老报人文化修养全面，实属难得。老范对“大地”副刊情有独钟，时常推荐一些文章，看版样十分认真，甚至连字号大小、是否加框，他也会提出建议。
他的办公室在五号楼，文艺部在十号楼，有时他会直接跑到文艺部，谈稿件事宜，没有架子，说话和颜悦色，如果有什么稿件他要撤稿，编辑与之沟通，说得有理，他多半会收回自己的意见。
退休之后，老范应邀到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担任院长，依然事必躬亲。报社经济部美女记者陆娅楠，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每次提到他们的院长，总是眉飞色舞，赞许有加。
二〇〇八年，老范寄赠我一本他的新作《敬宜笔记》续编，还附信一封。这样好的老报人，哪怕是总编辑，离开多年，对晚辈编辑仍如此厚爱。找出书和信，再次翻阅，感怀良久……
《敬宜笔记》书影。
《敬宜笔记》题赠。
范敬宜先生来信。
年范敬宜与人民网主持人吴婧在一起。
左起朱剑红、陆娅楠、邵剑武。
二十年多年来，我一直是“笔会”和“夜光杯”的作者，与几代副刊编辑也颇为熟悉。如“笔会”老一代编辑柯灵、黄裳、徐开垒，同辈的萧关鸿，年轻的周毅、陆灏。我的一些长文，写瑞典小学、项美丽、巴金的文章，都发表在“笔会”上。
九十年代，“笔会”发表一篇我写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文章，忽然接到李慎之先生电话，与我聊了好久，他对西方探险家在中国的考古发现，做出很高评价。他的一句话我至今难忘：“世界本来就是一体的。”
李慎之爱喝冰酒。九十年代初，一次，一位加拿大朋友为他带来一瓶冰酒，托我转交。正好同事张大农与他同住永安里社科院宿舍，请他代为带去。从他这里，我才知道冰酒好喝。二〇〇一年，沈峻请我为三联书店编选丁聪的《文化人肖像》，需要被画对象为自己题写几句话。李慎之也在其中，我与之联系，请他为自己写几句。六月，他请沈昌文先生转来一信和自述。信中说：
年6月李慎之来信。
李慎之自述。
李辉同志：
那天晚上已经说过，我实在不善于用文字“调侃”自己。另外，丁聪为我画像已经两年有半，迄今未见，我俩见面时也从未提及。哪怕见了启发一点灵感都不大可能。既然打鸭子上架，只能勉缀数语聊以塞责。是否合用，悉听尊裁。
夏安
李慎之6月
如今，李慎之也走进凋零远逝的前辈群体了。
我与“夜光杯”可谓有缘。
一九八二年二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社，挑选工作时，我主动申请到《北京晚报》编辑“五色土”副刊。记得离开上海之前，陪贾植芳先生夫妇去看一位朋友，路过同济大学一个报摊，买到一份复刊不久的《新民晚报》，“夜光杯”活泼、轻松的风格，令人难忘。
正是这一印象，让我决定去编副刊，如今想来，真的是一次不错的选择。后来，我调至《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直到退休，三十多年我几乎都在编副刊。熟悉的两位前辈郁风、吴祖光，早在重庆时期就是《新民报》的副刊编辑。
与《新民晚报》的新闻关联更早于“夜光杯”。夜班实习结束之后，我分配到“五色土”副刊，但负责文艺体育的报道的文体组，需要人手帮忙，故我最初两年是负责文艺新闻报道。
晚报复刊虽然只有两年，但已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我所在的文体组曾因率先旗帜鲜明地支持流行歌曲，声援李谷一、苏小明、朱明瑛等一度受到多方非议的歌手，成功举办首届“新星音乐会”而名胜大震。我初到时，负责文艺报道的有沙青、过士行、辛铁池三人，他们都是“新星音乐会”的始作俑者、大功臣。
大概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他们受到批评，在多方压力下，报社只得将沙青、辛铁池调离文体组，这样，我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只剩下我和过士行两个人负责文艺报道。过士行负责话剧、戏曲、曲艺、杂技，我负责文学、影视、音乐、舞蹈、美术等。
当时尚无“娱乐记者”之说，更无娱乐专版，而是每天文、体新闻混合占一个版。过士行兄后来也离开晚报，成了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的《鸟人》《厕所》等，均由林兆华导演，他已成为当代戏剧界的佼佼者。
当年，中国晚报不多，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较为有名的是《北京晚报》、《新民晚报》和《羊城晚报》。外地的两家晚报一九八二年在北京没有设立记者站，但北京重要的文化体育方面的消息却又较多，于是，这三家晚报建立合作关系，由《北京晚报》负责向他们提供。那时的晚报都没有航空版，不存在互相竞争的问题。
提供消息的困难在于通讯。当年的通讯工具非常落后，市内电话很少，占线更是常事。长途通讯更落后，像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样的报社，打长途只能到总机房等候半天，等双方的电话局要通之后，才能与对方通话。更没有什么传真，有电话录音也是几年后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要与外地报纸联系，互通信息，只有通过电报发稿，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于是，每当有重要消息需要向《新民晚报》和《羊城晚报》提供时，那个晚上也就成了最忙碌的一夜。晚上参加完活动回到报社，先赶写稿件，然后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从位于东单的报社赶到西单电报大楼。从工作人员那里，领取一摞电报纸，把稿件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上面。小消息不怕，几页纸也就够了，有几次是千字稿，就费了大劲了。偶尔抄错了，重抄一遍也只得如此。
电报发好，立即赶回报社，将稿件送到排字车间发排，这样，等第二天上午编辑上班时就可以拼版了。稿件发排之后，这才结束一夜的忙碌。今天，当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键盘写这篇文章时，想到互联网、电子邮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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