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李辉
“李辉，我与大象出版社二十年”
11月20日（周日）15:00
主持人：张娇
主讲人：李辉
地点：中原图书大厦4楼（人民路22号）
报名-
（李辉近影）
李辉，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
（和陈思和一起在贾植芳先生家中）
（与巴金）
（与萧乾）
（与胡风）
（与贾植芳、任敏夫妇）
与李辉面对面
问：你说你一直没当过官，为何你的朋友们称你是“人民日报文艺部高干”？
李辉：我从来没做过领导，一直是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前几年，我们部主任说你已经过了55岁，还天天做版面不太合适，就转任文艺部的办公室干事吧。所以大家开玩笑就叫我“高干”，“高级干事”的意思。
问：你是媒体人、作家，还是学者？你对自己怎么定位？
李辉：我没有定位，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就是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写作者。正因为对历史有兴趣，也因为对老一代人的尊重和钦佩，我会从他们那里了解历史，帮他们做一些整理。同时，也会写一些关于他们的文章。
问：你觉得你的媒体人生涯是否有点另类？
李辉：我觉得没有必要都挤一条道。当领导就要开很多会，我做个编辑挺好的，比较自由，也比较放松。我认识的好多老一代文化人，也都是这样的，活得挺自在。
问：从事传记写作这件事，是你年轻的时候就确定的目标吗？
李辉：我没有什么远大目标，一般是写完这个人物，发现另一个人物也有意思，就再写那个人。比如写了巴金写萧乾，写完萧乾写胡风，互相有交叉关系。后来写了沈从文之后，由他联系到了黄永玉。当时在北京有一个文化老人圈子，每个月吃顿饭，我是最小的。从90年代到现在，那些老人一个个走掉了。
问：你当年复旦中文系的同学们，后来的人生境遇怎么样？
李辉：写小说《伤痕》的卢新华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就住我们隔壁寝室。当时班上有诗歌组、散文组、小说组。他的那篇小说写出来就贴在一楼墙壁上，很多人看着看着就哭了。
我们班上的同学，当官的不多，还是做文化的多一些，经商的也有，出国的更多。巴金的儿子李小棠也是我同学，他小说写得很好，有几部非常经典。他是比较散漫的人，可能因为是大家族出来的，功名看得很淡，活得很潇洒，后来就没怎么写。
问：现在回想当年，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吗？
李辉：我现在后悔当年没有采访的人，是陆定一、胡乔木和周扬，其实当时都可以采访到。现在好多事情都遗憾，比如照片拍得太少，没有录像录音，我很少录音，现在很后悔。
与大象出版社二十年
（一）
一九九七年,初识周常林。
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郑州的信，写信者即是时任大象出版社社长的周常林。信很长，足有四页。他说，这几年，一直在读我在《收获》上开设的“沧桑看云”专栏，对其中不少所写文化人物他很感兴趣，彼此有许多共鸣处。他告诉，逼近世纪之交，大象出版社正考虑策划一本对话集，请知识界人士就一些历史与现实问题深入探讨，他希望能由我能出面做访问人，完成这一选题。他的信打动了我。当此之时，周边所见，均是迎接新世纪的喜悦、兴奋与陶醉，仿佛一走进千禧年，一切都变得美好无比，轻松而无忧。而在我看来，世纪回顾与历史反思，则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想到了一起。我当即回信说可以考虑这一选题，具体如何进行，等有机会见面再议。
未想到，他与编辑王少卿很快就来到北京。我去宾馆拜访。个头不高，瘦削，黝黑，精力旺盛，十分健谈。一双浓眉，短粗浓黑，令人印象深刻。我说：“你的眉毛像一个人。”
“谁？”很浓的河南口音。其实，他根本不说普通话，总是地道的家乡话。
“林彪！”
他仰头爽朗一笑。
第一次见面，我们有谈不完的话题。因“反右运动”受牵连，他没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但他的知识颇为丰富，阅历广，见解深，目光里闪着狡黠，但说话则坦率，不大拐弯抹角，往往直接切入主题。他比我大十六岁，我们一下子却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开始我就叫他“老周”，一直叫到今天。午餐时，我们两人对饮。喝完一瓶二锅头，又要一瓶，一直喝到下午三点。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那天，真的有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向来不强的酒力，似乎一下子提升了许多。周常林第一次让我见识了喝酒必吃辣椒的壮举。出门在外，辣椒是必不可少的随身带的物品。一口酒，咬一口红辣椒，满头大汗，佐助谈兴，其状惊人。他的强健，精力旺盛，想必与之紧密相关。
初次见面即痛饮大醉，仿佛是为我们后来十几年的交往，做了很好的铺垫，一种自古以来挚友相聚痛饮的尽情挥洒。从此，我们见面必喝，一喝少不了大醉一场。
（与周常林合影）
我很欣赏他的《题世纪之问》中的这句诗“且向大野问知音”。一个写作者，能遇到一个合适的出版社，遇到一个能产生共鸣的编辑、出版家，心底的确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那份快乐，兴奋。于是，自一九九七年起，我与大象出版社有了多方面的合作，迄今，已达十六年——当年四十出头的我，将届五十七岁；当年五十七岁的周常林，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岁月荏苒，水流云在，怎能不让人感慨无限。
从《世纪之问》开始，我既是大象出版社的作者，也是他们的出版策划人。毫不奇怪，我们的选题几乎都是在痛饮时刻撞出火花，旋即确定。十五年里，我为大象出版社一共策划和主编多套丛书，率先推出的是图文系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三十八种），随后，相继推出“大象漫步书系”（十六种）、“大象人物自述系列”（二十六种）、“大象人物日记文丛”（十二种）、“大象人物书简文丛”（十二种）、“名家文化小丛书”（十一种），“大象名人珍藏书系”（两种）、“印象阅读书系”（八种）……每一系列所出图书数量不一，总数已达约一百二十种。我很高兴，它们能与大象出版社的其他重点图书，如“海外汉学译丛”、《全宋笔记》等结伴同行。一百二十种，就单独个人策划出版而言，是可以满足的一个数字。
可以说，从周常林开始，我成了大象出版社的一名“编外人员”，与大象出版社的编辑们在一起，常有一家人的感觉。
令人感慨的是，从周常林开始我与大象社之间建立的信任、坦诚、友谊，即便在他退休之后，依然延续着。周常林之后的三届社长、总编辑，李亚娜大姐、耿相新兄、王刘纯兄，他们的个性、做事风格，与周常林虽有不同，但同样拥有出版家应有的文化情怀，以各自的学识专长，既延续周常林的思路，又拓展新的领域。譬如，李亚娜大姐建议出版“大象人物自述系列”；耿相新建议增加书信、日记的数量……他们如周常林一样，对我厚爱有加，积极支持。
二00七年，在我与大象社合作十年之际，大象社在北京召开过座谈会，题为“一个人与一个出版社的十年”。座谈会上，不止一位嘉宾谈到，我能与大象社长期合作，更让人佩服的是出版社一方。我非常赞同这一点。《中华读书报》当时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
北京万圣书园经理刘苏里对大象的做法表示钦佩。他说：“怎么能容忍跟李辉九年的合作，大象是很难从李身上挣到很多钱的。”他提出，出版社和文化人之间是一种强弱的关系，而通常出版社是属于强的一面，只有出版社采用一种较低的姿态，和学者之间的合作才能长久。事实上大象社也始终为李辉提供着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服务，李亚娜说：“李辉提供的所有稿子都由社长、总编辑亲自负责，指派社内最优秀的编辑和装帧人员进行加工和设计。”李辉感叹道：“和大象社打交道，感觉很舒服，从社长、总编到编辑，我们在一起合作感觉很默契。”（《一个人与一个出版社的十年》，《中华读书报》，二00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又是五年过去，再读这段报道，感慨依旧。如果说，已经出版的一百多种图书可以被视为具有分量的文化积累，那么，真正为之付出的辛劳和贡献的，当然是大象社的同仁们。难忘十五年来，一个又一个密切合作过的编辑朋友——崔琰、成艳、王少卿……
（年7月与周常林重逢于郑州）
走笔至此，我想到，作者、出版策划人与出版社之间，不应只是经济利益的关联，更应有彼此之间的信任与情感联系。图书之外，人的缘分最值得珍惜。我看重与周常林，与大象社的诸多同仁在这十五年里的交往，它们已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时光流逝，惟有记忆的温暖永远留存心底。这一次，我愿意借为周常林写序的机会，表达内心的这份情感。
（节选自《且向大野问知音》李辉/文部分有删减）
（二）
1.大象出版社出版李辉作品，14种。
2.李辉为大象出版社主编的丛书：
“大象漫步书系”，——年，共15种；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年，共25种；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年至今，已出41种；
“大象人物书简文丛”，年至今，已出12种；
“大象人物日记文丛”，年至今，已出11种；
“名家文化小丛书”，——年，10种；
“印象阅读”——年，已出8种；
“大象名家珍藏”，——年,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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