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里就有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其中一些亲历者还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如勃沙特的《神灵之手》）。长征结束后，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外国进步人士进入“红色中国”，撰写了一批反映中国革命真相的纪实作品，关于长征的报道通常是其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其代表作有《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内幕》（海伦·斯诺）、《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等。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外国作家、记者、学者都对长征情有独钟，有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重写长征史，创作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两个人的长征》（李爱德、马普安）等纪实经典；有的博采史料深入研究，留下了《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迪克·威尔逊）、《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杨炳章）等学术力作。外国人笔下的长征，虽然也有一些失真失实之处甚至污蔑诋毁之词（如李德的《中国纪事》），也有一些不恰当不准确的表述，但总体而言，大都对长征的历史壮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情怀和无畏精神表达了由衷敬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人笔下的长征叙述，既是长征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也是长征精神财富的特殊呈现，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勃沙特与《神灵之手》
说到外国人笔下最早的长征记录，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其实，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所著的《神灵之手》，出版时间比《西行漫记》还要早一年，它的作者更是为数不多的亲身经历长征的外国人之一。因此有专家指出，勃沙特的《神灵之手》是西方世界最早、最有价值的长征原始文献，勃氏则是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
勃沙特（R·A·Bosshardt，-），出生于瑞士，25岁时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华传教，因仰慕中国文化，自名薄己，字复礼，取“克己复礼”之意。年10月，时任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派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等一行数人，在贵州旧州偶遇转战中的红6军团并被扣留。时任红6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在50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坦率地指出扣留勃沙特主要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此后由于红军在艰苦的转战之中，各方联络不畅，加上各种阻挠，致使勃沙特在红军队伍中滞留长达18个月之久，辗转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5省，行程近万里，在外宿营达多处，直到年4月才在云南昆明近郊被释放。
勃沙特后来这样回忆最初对红军队伍的印象：“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带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混乱，简直一人一个样。”红军则把勃沙特等人视为帝国主义派到中国的文化侵略者。不久之后的一天，发生了一件给双方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红军对勃沙特的看法。当时红军在旧州教堂内找到一张近1平方米的贵州地图，但标识的是外语，萧克派人把勃沙特请来帮忙。勃沙特认出是一张法文地图，而他专门学过法语，于是两人连夜合作翻译，勃沙特讲，萧克记，把地图上的重要内容都注上中文。对勃沙特的这次帮助，萧克一直念念不忘，认为他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年4月的一天，萧克告诉勃沙特：“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没有订立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立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就释放你。”萧克特意摆了一桌酒席为勃沙特饯行，并亲自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令勃沙特十分感动。
◆年英文版《神灵之手》。
离开红军长征队伍后，勃沙特到了昆明，仅用3个月时间，便在他人的帮助下写出了回忆录《神灵之手》（TheRestrainingHand-CaptivityforChristinChina，直译为《抑制的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该书在西方主要出版了英法两种文字共4个版本。年8月，扣留勃沙特的红二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时，《神灵之手》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该书共12章，约15万字（英文），附有部分原始照片和地图。12月，该书在英国脱销，很快发行了第2版、第3版。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年，勃沙特应出版社之邀，依照年法文版用英文重写出版该书，书名改为《指导之手》。不久又被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新版本仍为12章，并增加了勃沙特离华后的一段附录文字，但全书篇幅有所缩减，英文原版所附照片和地图也未收录。
年，在山东济南原广智院图书馆发现了年英文版《神灵之手》。年，严强、席伟据此翻译的第一个中文版本，以《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见闻录》为题在《贵州文史丛刊》连载。年，黄河出版社以《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的书名正式出版了该书。此外，年昆仑出版社以《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的书名，出版了张国琦翻译的勃沙特回忆录，年又以《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的书名再版，其中勃沙特随红军长征的内容占有较大篇幅。
在谈到勃沙特和他的长征记述时，萧克写过这样的话：“薄复礼从传教士的角度来观察红军、理解红军，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感想，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研究红军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他不可能讲我们更多的好话，但只要他讲的东西是真实的，有史料价值，揭了我们的短处又有什么关系呢？逝者不可追，但来者可鉴。”这番论述，无疑是对勃沙特著作历史价值的客观评价。
报道中国革命真相的不朽经典：斯诺与《西行漫记》
美国进步记者和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堪称外国作者报道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的经典名著。近80年来，该书以近20种文字翻译出版，几乎传遍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它则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长征里》等译名，一再翻印重版，广为流传，成为享有盛誉的报告文学作品。
埃德加·斯诺（EdgarSnow，—），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年到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担任美国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年夏，经中共上海地下党安排，渴望了解红色中国的斯诺进入陕北苏区。斯诺和一同到苏区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在陕北、甘肃、宁夏等革命根据地进行了3个多月的采访，对红色政权下的边区进行了全面考察。在保安城的窑洞里，毛泽东用沉稳平静的语调，向两位年轻的外国采访者讲述了中国革命的真相，特别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史实。随着毛泽东的娓娓道来，一幅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红军长征画卷，徐徐展现在斯诺的眼前。他决心要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空前绝后的惊人壮举，宣传到西方国家去，宣传到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去。
◆年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
年10月，斯诺结束了对红色根据地的访问，带着记得满满的16本笔记、30个照片胶卷和电影胶片，以及沉甸甸的红军报纸、杂志和文件，从陕北回到了北平。斯诺和夫人海伦夜以继日地整理采访记录，仔细阅读那些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写作之中，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有关红区各方面状况的一篇篇特写报道，很快轰动了中国的知识界。斯诺还将发往英、美《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的电讯报道原文也一并及时提供给中国友人、爱国青年王福时。年3月，由王福时主持并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斯诺与海伦夫妇热情无私的支持合作下，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可以说是《西行漫记》的雏形本。
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该书在两个月内再版4次，发行量达十几万册。年2月，由上海地下党组织，胡愈之筹划，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承译，用“复社”名义出版的第一个“红星”全译本在上海问世。为便于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内容也作了部分修改。《西行漫记》在短短的10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于将《西行漫记》第四、五两章以“抽印本”形式独立出版的（即将《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和《长征》分别更名为《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斯诺在年、年和年，也曾多次对《红星照耀中国》进行修订。年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由著名翻译家董乐山根据原版翻译的中文本，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本初版的原貌。
长征在《西行漫记》中虽然只占了1章约1.8万字的篇幅，但它同毛泽东的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一样，是全书最重要的篇章,《大渡河英雄》等更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在这一章中，斯诺几乎完整地写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全部过程，既用大笔触勾画了长征的历史图景，又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长征的艰险与红军战士的坚韧、勇敢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认为：“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由于斯诺离开陕北时长征还没有结束，许多史实还没有采访，因此他写道：“我们现在已经写到红军在西北的会师”，“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历史已经印证了《西行漫记》经久不衰的魅力，也印证了红军长征的永恒价值。斯诺与《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名字，注定彪炳于长征历史的卷册。
军事顾问的歪曲叙述：李德与《中国纪事》
参加过长征的外国人中，职务最高、影响最大者首推李德。李德（OttoBraun，—），原名奥托·布劳恩，曾用名华夫，生于德国慕尼黑，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年初，李德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对他十分依赖和支持，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导致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引起一些红军官兵的不满。在遵义会议上，李德的错误受到了严厉批评，但他坚持认为自己作为顾问只是提提意见，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而“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这次会议上李德被取消了指挥权，但一直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走完长征全程，尤其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时，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坚决抵制分裂，维护党的决议和统一。他在《中国纪事》中认为：“我确实也是一个忠实支持者，尽管我对遵义会议持有保留意见。”彭德怀也认为李德在关键时刻“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年秋，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李德接到中央临时通知，批准他同机返苏。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李德返回苏联后，受到共产国际批评，不允许他再过问中国事务。年，李德回到民主德国定居，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至年，李德曾担任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60年代中期，李德一反常态，开始大谈中国问题，并对毛泽东进行点名攻击。年5月27日，作为德国党主要喉舌的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发表了李德的署名文章《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该报在同一天刊发了记者对李德的访问记，标题是《奥托·布劳恩——一位参加过（中国）“长征”的人》。年李德又在《地平线》周刊第23到28期连续发表了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在对这一长文进行补充修订的基础上，年由迪茨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
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李德对当年尤其是长征时期的一些史实进行了歪曲叙述，并对一些中共领导人进行攻击、诽谤。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德此举并不是他个人的自发行动，也不仅是为了泄私愤，更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作为“供内部参考”的秘密资料编印了《中国纪事》一书（年东方出版社亦曾作为内部资料出版），很快受到各界北京的白癜风哪个比较好浙江治疗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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