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著名的匾额，当属悬挂于紫禁城乾清宫内的金字匾额“正大光明”。由于不少影视剧中对藏于这块匾后的秘密立储匣多有渲染，因而使“正大光明”匾平添了很多神秘色彩。“正大光明”匾的后面置放过几次秘密立储匣？
嫡长子继承制度失效
从周朝开始，中国的皇位继承，乃至民间的代际继承，都是嫡长子继承制。所谓“嫡子”，就是正妻(皇后)所生之子，而庶子就是正妻之外的妾(妃嫔、侍婢)所生之子。继承的顺序，先看嫡庶，再看长幼，嫡子中年龄最长者为第一继承人，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才轮到庶子们，庶子的继承顺序根据其生母的地位高低排列。这种顺序，实际上是“子以母贵”，儿子的继承顺序依赖于母亲的地位，而兄弟之间的长幼，只在同一母亲或同一等级的不同母亲下才起作用。
嫡长子皇位继承，有两个原则，一是嫡长子优先，二是公开立储。这个制度，将皇子之外的人排除在了继承范围之内，基本杜绝了来自其他血缘关系的竞争。但是，皇子之间的竞争烈度并未能消减。虽然很少有人挑战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但是，“嫡长子”毕竟仍然是相对的，通过改动排队人的数量，完全可以造成“后来居上”，而“插队加塞”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排在前面的候选人从政治上打倒，甚至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面对最高权力的巨大诱惑，朝堂之上的大臣朋党，后宫之中的妃嫔宦官外戚等，各有山头，各有所拥戴的皇子，各种利益集团自然便展开了博弈，甚至厮杀，步步惊心。纵观二十四史，围绕接班人而展开的争斗，几乎是所有宫廷悲剧及大多数朝堂悲剧的源头，历代政权都因此而消耗了大量的资源。
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前，基本实行的是“汗位推举制”，八旗旗主享有很大的发言权。到了康熙手中，有感于皇位更替时宗室干政、大权旁落，遂师法中原传统，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并预定接班人、册立太子。这实际上剥夺了八旗旗主参与确定接班人的大权，加强了皇权，建立了一个领袖、一个核心，在立国之初有效地减少了围绕接班人的权力争斗。
然而，独裁大权难以分享的宿命，也伴随着康熙及太子胤礽。胤礽从2岁进入“第二核心”，数十年下来，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太子党”，而与皇权产生了摩擦。康熙后来两废太子，原因之一就是皇子们的争夺。此外，康熙废太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其本人与太子也发生了权力上的摩擦，加上其他皇子的煽风点火或者落井下石，导致父子相疑。
因此，在被接班人的问题长期困扰之后，康熙最终实际上选择了秘密立储的办法，既避免父子之间的权力摩擦，也能有效保护将来的接班人免于夭折。
雍正帝改进了秘密立储方式
康熙皇帝之前，历史上的帝位传承，即便有遗诏或传位诏书之类，皇帝的亲笔也绝非必备手续，往往是由近臣代笔，皇帝无非签字甚至仅仅加盖玉玺。正是从雍正皇帝开始，传位诏书由皇帝亲笔撰写，以防止“盗版”，被作为制度性安排的重要内容。至于秘密立储，到关键时刻才公布，更是前无古人的一次制度创新。在这个制度下，接班人选已经确立，但却秘而不宣，而其最终揭晓的流程则又是公开宣告了的。
显然，这首先继承了康熙皇帝不再公开立储的原则经验：康熙两废太子后，就不再公开宣布接班人人选，以免父子相疑、兄弟相争。其次，也汲取了康熙皇帝在操作流程上的教训：康熙虽然秘密选择了接班人，却未设定非常时刻的自动发布程序，这一关系江山社稷的重大决定，自始至终只有其一人掌握，而在其弥留的“仓猝之间”，根本难以有效发布。
康熙皇帝在操作层面上的这一疏忽，是导致雍正皇帝即位合法性缺陷的关键：如果雍正是篡位者，则康熙的疏忽为篡位者提供了机会；如果雍正并非篡位者，则康熙的疏忽导致本来堂皇正大的事变得鬼鬼祟祟。
无论雍正即位是否“正”，他都必须弥补上这个令他困扰终身的缺憾，那就是在继承康熙皇帝秘密建储原则的同时，确定并公开宣布建储方式，尤其是非常时期接班人信息发布的预案。
为保万全，雍正皇帝除了将接班人的名字密封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之外，“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这一细节，是其子乾隆皇帝72岁时透露出来的，被记载在《乾隆实录》中。这样的“双保险”，就确保在任何情况下，传位诏书都能被不折不扣地传达。
雍正传位真相与“圆明园密旨”
雍正帝生前曾写有两份关于嗣皇人选的谕旨，其中一份为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当众宣布立储后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后的谕旨。此外，“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以备不虞。
由于时常住在宫外，雍正帝对这份随身密旨格外重视，分别告知鄂尔泰、张廷玉两位满汉亲信重臣，以备紧急时取用。
同时，雍正帝还精心选派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与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通过宗室亲王与亲信重臣的配合与制约，保证嗣皇初政实现平稳过渡。汉臣张廷玉能位列辅政大臣，且在雍乾皇位交接中发挥重要作用，足见雍正帝秘密立储之周密。
雍正帝的秘密立储，主要是对皇嗣人选加以保密，以至于弘历、弘昼二人同日封王，共同参与苗疆事务，兄弟之间基本上保持着平等的待遇，但在其它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对于随身携带的谕旨，雍正帝也不保密，反而连函封样式也告知亲信重臣。
后来，雍正帝病逝时住居圆明园，就首先启用了随身的这份密旨，即“圆明园密旨”，回紫禁城后，再次宣读了乾清宫内缄藏的谕旨。
按照惯例，先皇帝驾崩后，确立嗣皇帝的人选是当务之急。如不及时确立嗣皇帝，不仅会使权力出现真空，导致诸皇子为获取皇位继承权产生纷争，以致兵戎相见，而且也会延误先皇帝丧事的办理。因为嗣皇帝在先皇帝治丧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尤其是先皇帝崩逝于紫禁城之外，在奉其遗体还宫前，嗣皇帝要对相关程序作出详尽的安排。特别是按照礼制，嗣皇帝要先行作为前导，在城门或宫门前跪迎大行皇帝。
因此，只有弘历嗣皇帝身份被确立后，才能着手办理奉雍正帝遗体回宫等各项治丧事宜。否则，嗣皇帝身份未定，决不能贸然护送大行皇帝还宫。
按《清高宗实录》所载，弘历（乾隆皇帝）在奉雍正帝遗体回宫过程中，事实上已确实履行了嗣皇帝的职责。还宫前，弘历对诸王大臣进行了任务分工，其本人则按照康熙帝驾崩时嗣皇雍正帝所行的礼仪前导以行。
回到乾清宫后，在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的见证下，宣读“正大光明”后封函的传位谕旨，是嗣皇帝身份已定的弘历，为进一步明确其继位合法性所履行的一种形式。毕竟乾清宫的谕旨是雍正帝建储时当众告知群臣知晓的，较圆明园传位密旨更为神圣和正式。
总之，雍正帝秘密立储的周密性和相对公开性，保证了在突发事件情况下皇位的顺利交接，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据《中国经营报》《北京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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