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小说中的历史建构
在小说《格萨尔王》中，作家阿来这样描述格萨尔统治下的岭国与其周边世界的格局：“宝伞巨大的影子覆盖了一个远比岭的疆域还要广大许多的地区。东边到达与伽地交界的战亭山，西边直抵与大食分野的邦合山，南方到印度以北，北方到了霍尔国那些咸水湖泊的南岸”（阿来，：24）。在这里比岭的疆域还要广大的地区指的是康区（也称康巴地区）[1]，伽地是中原帝国，大食指伊朗，霍尔则是蒙古（或回鹘）的世界。这段简单的描述，表明康区是在一个广阔的区域世界的视野中定位自身的位置。到了[2]《瞻对》和《尘埃落定》，康区（包括嘉绒[3]在内）的周边世界已经收缩，土司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不管是朝圣还是朝贡、贸易还是战争，已经只需面对东西汉藏两端。在《空山（系列）》[4]中，康区的生活世界进一步发生改变，西藏影响下的佛法固然还在起作用，但是“这个新社会是比旧社会人们相信的神灵都还法力强大”（阿来，：），表明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及社会治理已经进入地方社会内部，并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在《瞻对》中阿来曾感慨：“格萨尔王的时代，这片土地上的人眼界更高远，心胸更开阔”，后来则“对世界的识见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阿来，：，）。简言之，随着历史的进程，康巴人的空间感是不断收缩的。
与此同时，康区的历史性（historicity）[5]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是时间分类观念的转变，比如格萨尔王故事发生于家马和野马刚刚分开的后蒙昧时代，瞻对土司犯上作乱的时代是清季康乾盛世，而《空山》的时间标签是“新历一千九百五十六年”（阿来，：2），前者以事件为标记，中间是王朝时间，后者是现代线性时间。二是康区所依赖的社会记忆的机制与载体不同。《格萨尔王》所依凭的材料，从源头上说是藏区千百年来口传的神话史诗和民间记忆，《瞻对》主要根据汉文历史文档，而《空山（系列）》则主要基于作家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三种不同的历史载体或文类，其承载的历史观念亦不相同。
空间感及历史性之变迁的发生，究竟是一种历史事实——或阿来经常声称的“历史的规定性”，或者说是一种后人的历史建构？再进一步说，这些变迁对康区藏族的现状及未来又将意味着什么？在《瞻对》出版以后，由本书延伸出来的一场对话，曾经引发民族理论和政策领域的一场重要论争，论争内容之一涉及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体化与否、也即扩大或缩小民族差异的议题[6]。某种意义上这场争论源于各方对少数民族的理解各异，而差异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正集中在对少数民族空间感和历史性的认识上，以及基于这种差异对少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产生不同的判断和预期。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康区实际上就意味着讨论相当程度上具有普遍性的边疆历史经验和进程，也是在讨论边疆地区的未来命运。
本文旨在通过对作家阿来的几部富有影响力的著作的交叉解读，从文本中分析西南边疆的历史经验和进程，以及创作者的观念和心态。这里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小说这一虚构文体[7]来讨论康区的历史与可能性，其合法性何在？
康区是汉藏之间的中间地带，康区研究对于揭示康区人群的历史主体性、汉藏历史关系及其未来相处模式具有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Gros,;Giersch,）。近年来关于康区的学术研究逐渐增多，丰富了藏学（或藏学人类学）研究，也加深了外部对藏区内部多样性的认识（这方面的综述可以参看杜永斌，；石硕，、；Gros,）。但社会科学界还没有足够意识到文学创作中康区板块的重要性，尤其是关于康区的小说，对于我们理解这一区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独特品格所具有的意义。昆德拉说“判断一个世纪的精神不能仅仅依据它的思想，它的理论概念，而不去考虑它的艺术，尤其是它的小说”，小说把历史本身作为一种根本的存在处境来理解，小说所能提供的复杂性超出历史记载本身，因而具有“根本性的人类学体验”和“极高的人类学意义”（昆德拉，：，45-50）。人类学家黄应贵与昆德拉的想法相仿，他在“小说与人类学”课程的设计中指出，文学创作由于其本身固有的想象空间，受到外在政经环境和民族志理论知识的直接限制较少，更能凸显出各地文化的独特性，因此通过对各文化区代表性小说的阅读，不但可以理解各地的社会文化特色，而且可以突破藩篱探索更普遍的共同人性。[8]人类学界比较典范的实践包括，汉德勒和西格尔以对简?奥斯丁（JaneAusten）的小说解读为中心来反观当代亲属关系人类学。他们把奥斯丁视为一个潜在的人类学者（anthropologisttransposed），认为她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在欧洲的民族志式写作（ethnographicallyattentive,recognizablyethnographic），以及北京中科白殿疯在哪里中科白癜风公认好口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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