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北京逐渐从大规模的快速城市建设转向小规模渐进式的城市更新的背景下，以团队近几年的研究和实践为基础，文章首先探讨了公共空间的日常性，认为它是由居民的主动行为和非正规活动而创造，并成为城市活力的源泉。因此，文章指出社区营造是城市公共空间微更新的主要方式，而基于社区营造的设计介入则成为设计师、城市管理者和居民沟通的平台，并提出了基于结合点的引导参与、平衡利益和诉求的协作改造和共同参与下的功能嫁接设计介入途径，然后讨论了设计介入的过程性特征和相关平台的构建设想，从而可能对类似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背景：社区微更新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的变化，物质环境的更新与社会网络的更新都进入了更缓慢、谨慎的阶段，以小型的社区公共空间为主体改造对象的局部微更新方式，成为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建成空间品质的新方式。而我国城市在过去30年中，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功能导向的现代主义规划方式，快速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模式顺应了权力和资本运作下的空间生产方式，城市空间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浪费。[1][2][3]
伴随北京、上海等城市不断变化的发展状态，认识到政府主导的大中型城市更新会破坏漫长时间沉淀而成的城市肌理，并由此摧毁附予其上的复杂社会生态关系，近年来从大规模城市和街区更新逐渐转向更为日常的城市社区的更新上，逐渐采用微小规模、包容多种功能、渐进的城市改造方式，涌现出不少较有探索意义的城市微更新模式和典型案例。[4]
社区微更新是对社区小微尺度建成空间的品质和功能提升，基本投入小，但能实现多样的合作形式；在此基础上的设计介入也往往是从问题出发，解决小微需求，实现小微的功能完善，但具有小中见大的特点，是综合导向的更新设计。[5]
文章试图从风景园林的视角对本团队的北京老城社区空间微更新的研究和实践加以总结，这些实践和研究面对社区空间由于形态、尺度、功能协调性不足而导致的日常性的丧失，并在已经定型和复杂的城市建成区，尤其是老城区域，对完善城市公共空间功能和提高居民日常生活品质的设计途径加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设想。
2北京老城社区空间的更新
2.1社区空间的日常性
日常生活是北京老城社区空间特质形成的依据和动力，这些平凡琐碎的日常公共空间存在于老城的缝隙之处，流淌在街巷的角落、小卖部的窗前、餐厅的门口、公交车站的屋檐下，因随处可见而司空见惯。[6]这些建成空间经常貌似混乱，却构成日常生活的真实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是一个健康城市活力的源泉，正如雅各布斯论述与分析哈德逊大街上错综复杂的人行道芭蕾——沿街小店的店主、家庭主妇、学童和酒吧顾客等相互和睦的依存关系一样，北京老城街巷中居民们的主动行为与各种非正规活动，创造了这些建成空间的使用和形式，将日常甚至边缘空间转化为快乐的、丰富的空间场所，构成了极富特色的北京老城社会生态（图1）。
图1北京老城街巷中居民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团队绘制）
虽然版《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坚持老城整体保护”，并明确提出保护老城棋盘格式道路网和街巷胡同、保护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等内容。[7]但伴随着以“发展”为出发点的老城改造的深入，普遍现象是拓宽道路以满足机动车交通需求，代替了原先生活气息浓郁的胡同街巷；整片街区的拆除以新建现代小区、商业区以及配套的广场、公园。历史保护区虽然基本保留其城市肌理，但悄悄的出现了绅士化更新：复古的大院和整治一新的街道、昂贵的精品酒店和餐厅，原住民日益被游客和“新移民”所替代。
这两种变化都使得老城社区公共空间的日常性受到巨大影响；“资本力量、政府、媒体和消费者品位所形成的文化力量共同推升了一种普遍性的、粉饰过的城市更新，也揭露了一种与城市居民对原真性起源的渴望与原真性新开端本身的矛盾，结果就是持续不断的社区更新改造。……新的品位取代了常住民的品位……中产阶层化的城市更新和时髦社区变成了都市体验的范式。至此，原真性成为了某种被精心选择的生活方式，一种表演，一种置换的方式。”[8]5
北京老城的街巷胡同是其最主要的社区公共空间，融合了原住民和多元族群的居住者的日常生活，是北京极富传统和当代特色的公共空间和文化载体，面临着全盘抹去或绅士化的趋势。面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较高饱和度的建成环境，风景园林师如何有效介入老城社区空间的微更新？
2.2作为社区营造平台的设计介入
社区是人群聚集的所在，指地区性的居住环境，以及附于其上的生活、历史、产业、文化与环境等多向度的意义，并且隐含着“故乡”的情感意识。[9]社区营造是一种过程式、渐进式的运动，其对象很大程度上是与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却没能有效利用的公共空间，更新目的不仅仅是物质空间层面的，更是精神空间层面的社区共建。
北京老城建成密度高，人口密集，具有较大的多元性，对公共空间的利益需求较为复杂，社区营造则是实现北京老城公共空间更新的重要保障。风景园林师需要同时考虑公共空间物理环境层面的原真性及日常生活的原真性，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实现手段，而后者是前者的实现目标，相比前者，后者更为重要。“原真性……是生活和工作的连续过程，是一种日常体验的逐步积累，一种人们对眼前房子、身边社区每天如故的期待。……这种连续性中断，城市便失去了灵魂。”[8]12
在社区营造中，居民出于自身需求参与社区事务，风景园林师则承担中间人的角色，帮助挖掘和深化社区居民的需求，并“解译”给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基于社区营造的老城公共空间设计介入改变了设计师、使用者和管理者的亲疏关系，其关键通过公众参与，了解居民的诉求，并通过共同协作，加以改造。
3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途径：基于团队的实践
近年来，设计团队以多种途径积极参与老城公共空间的微更新，探索相关的操作模式，这些探索建立在与公众充分交流沟通的基础上，鼓励居民参与项目进程，增加公众其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促进居民间的交往活动，由此取得较好的效果。
3.1途径一：基于社区文化的引导参与
公共参与转换了设计介入的话语权，为创造出符合居民需要的公共空间创造了条件，但是公共参与也容易导致不同意见和利益的分歧，影响社区营造的效率，因此，需要设计方与居民以及有关管理单位寻求一个有效的结合点，从而推进社区营造的进程。
在北京老城的胡同街巷里，居民在自家门前窗边经常采用回收的旧物和废弃材料，种植特色植物和瓜果蔬菜，少则几盆花，多则形成一个“微花园”。这一类的微花园往往尺度很小，土生土长，由居民独立建造和维护。这些胡同自发花园多种植月季、蔷薇等当地花灌木、以及葡萄、葫芦、丝瓜等具有食用功能的蔬菜瓜果。出于各家不同的审美和需求，胡同里每一个微花园都不同，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同时又在整体上具有一致性，体现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公共空间环境的改造和使用。
近三年来，团队系统的对北京老城范围内的东四南片区、白塔寺片区、景山片区和大栅栏片区进行了上述自发微花园的调查研究和访谈，记录下各片区的自发花园现状，研究自发花园的建造方式和特点，同时也记录下胡同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和居民塑造空间的方式。然后，在史家风貌保护协会的协助下，设计团队带领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学生，在史家胡同博物馆举办了微花园的介绍和提升活动。根据先前调研，向居民介绍了老城中各种类型的微花园，分析了微花园中常用植物的习性、栽培方式以及与不同器皿的组合等；居民们准备了日常生活中可以作为种植器皿的旧物，设计师也带来植物材料，设计师与居民有针对性的利用闲置旧物进行绿色盆栽和组合种植，将生活中的旧物与植物进行组合，居民和设计师共创生活美学。（图2）
图2基于微花园自发更新的社造活动（自摄）
活动受到胡同片区居民的广泛欢迎，居民自发改造和提升街巷公共环境的愿望得到鼓励，也促进了居民与设计师相互的沟通和信任，并且被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也为团队在更大尺度和复杂度的公共空间有机实践更新和研究积累经验，找到相关的切入点。该活动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设计介入需要以社区具有的共识为出发点。不单只是历史或传统文化也包括当地的空间使用上的传统或生活规范，这些都与社区营造的本质相关联。在各个地方社会，地方文化和社区营造有着深刻的关系。设计介入只有根植于社区文化，才能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和参与，这是社区营造的重要组成部分。[10]
3.2途径二：平衡利益和诉求的协作改造
虽然北京很多规划也开放了公众参与的途径，但由于尺度以及程序等原因，公众并未感觉规划与他们日常的关联性，而使得公共参与常常流于形式。理查德博克斯（RichardC.Box）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中提到居民只有在问题切实关系到自身利益而必须进行认真思考时，才会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在参与过程中，他们开始理解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因此，一方面需要将公众参与和居民利益诉求有效的结合，另一方面，也需要将公共参与的层次保持在有效范围，设计师与居民共同介入，平衡居民之间的利益和诉求，才能改造出更符合使用者实际需要的生活空间。[10]
在史家风貌保护协会和朝阳门街道的推动以及设计机构的共同努力下，自年起，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南地区杂院院落公共空间的改造项目开始启动，两年间分别对7个院落公共空间进行提升和改造。设计团队对其中的某院落公共空间进行改造，虽然这是一个纯公益性项目，但团队从调查、访谈、设计、沟通、认同、施工，前后历时一年有余。该院落是生活着的杂院，代表着北京老城平房区的典型生活单元，由于长期杂居和住户的搭建，院内转变成曲折的迷宫，由此形成错综复杂的小院环境，邻里街坊在此演绎着最真实的市井生活。
传统项目中抽象的“使用者”在这次实践中，转变为院内实实在在的15户居民50余口住户和租户，设计团队白癜风怎么看好中科白癜风四大惠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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