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来源年12月9日，时任北师大校长王梓坤一早起来，“突然”有了给教师设立节日的念头，他习惯性地在5点钟就来到办公室准备工作，想把这个想法告诉谁，但还没人上班。早上8点，他第二次来到办公室，就直接把电话打到自己认识的一位《北京晚报》的记者那里，并告诉对方这个想法，得到这位记者的赞同。第二天，《北京晚报》刊出了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一条多字的简讯，简讯中写到：“……我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的活动，该月的一日即定为全国教师节。王校长认为，尊师重教月可定在每年寒暑假前的二三月或八九月份。……”于是，这条短短的简讯就成为倡议设立教师节的最早文字记载。一周后，王梓坤邀请钟敬文、启功、陶大镛等名教授共同商讨，结果他们一致同意这一倡议，并联名向社会提出。“没想到相隔仅一个月，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就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王教授说，“党和国家尊师重教的决心让我激动不已。”提议设立教师节的第一人、北师大原校长王梓坤。人物档案王梓坤，年4月生，江西吉安人。我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是中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获副博士学位。此后，王梓坤回国后在继续自己研究的同时，积极培育概率论和随机过程的研究队伍，并于年开始带研究生。年至年王梓坤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值此教师节之际，与大家分享提议设立教师节第一人王梓坤先生的回忆录。王梓坤先生回忆录（上）文章原出处：北京师范大学校报袁向东范先信郑玉颖采访整理（一）穷学生的求学路我的老家在江西吉安，邻近井冈山山区。我家很穷，当时在农村只有读书才可能有前途，那时村里孩子失学很严重。我很幸运，家里咬着牙让我上了村里的小学。小学学国文（就是现在的语文），还有数学。我都挺喜欢，数学有时得分，跟现在一样，因为有附加题。有两次全县会考，老师告诉我，我的国文得了全县第一。这些都是不足道的。那时课外的爱好就是看书。说来凑巧，大概是二、三年级时，我在一谷仓里发现一本《薛仁贵征东》（腊光纸本），开头有一首诗，过了几十年我还记得：日出遥遥一点红（喻他出身山东），飘飘四海影无踪（形容雪，谐薛音），三岁孩童千两价（暗指人贵，谐仁贵），保主跨海去征东。那时我可能八九岁。自此以后，我对看小说极有兴趣，到处搜书，看的第二本好像是《罗通扫北》，后来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前些年回老家，老人还记得，说我那时放牛、车水、走路老在看书。我看小说慢慢看出了对文学的兴趣。后来我在吉安上初中。第一学期，家里替我缴了学费。之后就无论如何也缴不起了，那是年的事。于是我想了个办法，请求缓缴。当时的级主任是高克正老师，平时不苟言笑，管学生非常认真、严厉。她知道我是班上最穷的一个：晚自习学生得自带油灯，我买不起，每晚都靠近同学的灯坐，揩别人的油；当时学生的洗脸毛巾都要整齐地挂在寝室内，我用的是母亲织布裁下的布头，不好意思挂出来，结果让人当抹布用了。最后老师同意了我缓缴学费的请求。如今想想，当初要是没有这位老师的通融，我的最高学历恐怕就是初中一年级。但是学费缓缴也总得缴，怎么办呢?有意思的是那时物价飞涨，我就占了贬值的便宜。比如开学时元学费，到期末只够吃两餐便饭了，所以学校没有追着我要。以后几年都是缓缴，实则是没缴，因此初中毕业时我的文凭被扣在学校。初中毕业后，哥哥要我在家种地，他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没处弄钱。可是人能碰到的偶然机会很多。一天晚上，邻居的孩子王寄萍找到我，他比我大，家里有点钱，我和他关系挺好。他问我去不去考高中，我说我一无文凭，二无在外面吃饭的钱，三无报名费。他答应全包，替我缴钱取回文凭，一起进城。他帮了我的大忙，可是家里不赞成我考，我就编了个谎话，说是去考邮局，当时能到邮局工作，可是个铁饭碗。于是，家里给了我十来天复习功课的时间，批准我不下地。考完后我照样干活。一天收工回家已点灯了，突然有人跑来我家报喜说：“梓坤考中了。”那人拿着一张大红纸，跟范进中举似的。我只好跟家里讲了实话。不过因为学校给了我一些奖学金，家里出的钱也很少。这样我来到了当时的国立十三中，在吉安青原山。那是文天祥念过书的地方，欧阳修可能也到过。当时还在抗战时期，全国有一、二十所重点中学办在非沦陷区。这所学校的老师很强，可惜没有实验设备，高中毕业时我连水分解都不会。但有三门课只要用脑、用功就行，就是英文、数学、国文。这都是我喜欢的课。我记得当时书很少，我把一本很厚的《CompleteEnglishGrammer》（用英文写的）抄了一大半；林语堂的《高级英文法》基本上全抄了。英文语法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因为抄的时候每个字都看了，所以记得很清楚。高中时我还抄过《孙子兵法》，从头到尾抄了两遍。一本毕业时作礼物送给了同学，另一本我一直留着，现在找不到了。这些经历对我的帮助十分大，后来我写《科学发现纵横谈》就与此有关。从那时起我就特别注意方法问题。大学毕业后我很仔细地读了华罗庚、苏步青写的读书体会，后来对科学家甚至文学家、艺术家的成功之道也感兴趣，比如盖叫天为什么能成才……越看越有兴趣，越有兴趣看得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着手准备离乡去异地求学。（二）走进大学我高中毕业后上大学也十分不容易，还好有一位湖南籍高中同学吕润林的帮助。他主动提供我从江西到湖南长沙的旅费，我们结伴而行，路上还有些终身难忘的经历。那时从江西到湖南长沙，除坐一段火车外，全靠两条腿。一天我因肚泻，他先走一步，两人走失了。天黑后我见到路旁孤零零有一人家，灯光暗淡，只看到一个人，他说不便在家留宿，领我到一座荒凉古庙中独自过夜。四周无人烟，淡淡的月光下，只见庙里积尘极厚，泥胎菩萨已破旧不堪，只有一条宽厚结实的长凳还可以躺。头一次出远门，毫无经验，脑中顿生恐惧之感：那人很像水浒传中开野店做人肉馒头的。想想毫无办法，只好拼了。我在庙中以凳顶门，坐了一夜，直到天色微明才石头落地，原来那是好人。我因身无分文，留下一块手帕当作酬谢，不辞而别，追赶同学去了。后来走到一条河边，正愁前途渺茫，忽然出现了奇迹，又碰到了那位同学。到长沙后我得自谋生路，于是我找到吉安同乡会，欧阳伯康先生帮我找到一个临时教师职位，在庐陵小学教了两三个月的书。我这个人机会碰得好，而且每次机会出现时都抓住了，只要失败一次就糟糕了。我心里一直感激那几位老师和同学。后来，初中高克正老师的儿子现也在北京师大，是搞明史的顾诚教授。就上学而论，看来能进去是关键，等进了学校总会得到老师、同学的帮助。关于大学选择的专业问题，当时我也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从中学经历来看，我对文学、数学、外语都感兴趣。但考大学怎么选中数学呢?完全是为了“饭碗”问题。我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当个教师。当然能搞科研也不错。搞文的人材挺多，报社能写文章的人就很多；学英语没后台的话也靠不住；学数学比较保险，虽不会飞黄腾达，饭碗总是有的，所以就选了数学。当然我对数学很喜欢。我是年考的大学，当时报志愿和现在也很不同，当时有五所大学在武汉招生，就是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克强工学院，湘雅医学院，还有一所水利学院。各校分开报名，考试日期也错开，五所大学我都报了，全考取了。武汉大学数学系当年设了两名奖学金，给了我一名(另一名给刘志奇同学)，所以进了武大；要是自费就进不去了。齐民友同学同年从四川考入，跟我同班，他天资很高，学习成绩最好。而我，在入学的第—年还认真学了点数学，后来就不行了。武大当时的民主风气较浓厚。解放前国民党在武大抓过几个地下共产党员，枪毙了。越高压反抗越大。武大那时是华中学生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我因经历与出身关系，很容易就接受了革命宣传。那时读了校园里流传的毛泽东的几本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还有《通俗资本论》。文学作品有《李有才板话》。周末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唱民主歌曲，如“山那边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这些对我影响很大。由于当时快解放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迎接解放军，拒用银元运动，土改，思想改造，镇压反革命，三反运动，还有抗美援朝，大家都报名参军。当时的运动都由学生支部领导，整个理学院十来个党员，数学系顶多三四个。对数学虽然仍很有兴趣，但完全被那些运动掩盖了。当时校党委书记是徐懋庸，口才非常好，两个钟头的报告不用稿子没有一句重复，才子型的；他只读过小学。我后来读过他的选集，文章也写得好，鲁迅给他的文集写过序。我们这些人都还比较幼稚，大家都爱听他讲，对他很敬重。大学里，我一年级读Fine的初等微积分，比较认真。二年级是Goursat的高等微积分，以后学习前苏联；主要抓分析这条线，代数和几何学得很少。曾昭安先生教复变函数，李国平、吴亲仁、张延昌先生教高等微积分，余家荣先生教实变函数，主要是Titchmarsh《函数论》的前一部分，孙本旺先生、曾宪昌先生教代数，路见可先生教常微分方程和拓扑学。张远达先生讲代数，主要是矩阵论，群论讲得很少。Eisenhart用张量方法写的微分几何讲了一点，老师是叶志，不过现在全忘了。偏微分方程没学过，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概率论。所以我后来走上研究概率论的道路，也很有戏剧色彩。大学毕业时，是年。学校说保送我去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武大二十几个毕业生去北京，一路上真是春风得意，歌声不断，我跟一位同学去教育部报到，接待我们的女同志说，任务有变，你们这批全去学校教书。听后我们一句话没说，我被分配到南开，其他人东分西散，有到农业大学的，有上东北的。分到南开后，我在理学院当了一年党支部书记。年参加办工农速成班，我和一位姓宋的年轻教师(搞化学的)负责。当年有选送苏联留学的名额，但只能去一个，宋是团员，党员让团员，他去了。年又有选拔留苏考试，我考取了，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专班学了一年生活俄语。（三）求学苏联我到苏联是去念研究生，和我们一批去的有的是去上大学的，还有的是进修教师。念研究生要事先在国内定好一个主攻方向。那年有几个去学数学的，有人建议尽量选国内比较薄弱的，没有什么人搞的方向。最后确定三个方向，就是偏微分方程、计算数学和概率论。有人叫我搞概率论。我无所谓，因为：在大学主要就学了点微积分。你想，到四年级李国平先生还在给我们讲戴德金分割。出国前几个月我找过关肇直先生，问什么是概率论。那时国内还未出过一本概率论的书。巧的是年3月(或4月)的一天，逛书店见到了丁寿田先生译的《概率论教程》，作者是苏联的Гнеденко。出国前总算自学了三个月的概率论，做了详细的笔记。而且由于俄专管得很严，不许分心搞别的，所以我只能偷偷地自学。那时我在苏联的导师，最初名义上是Кoлмогоров，实际上是Добрушин。这个人很有才华，只比我大一点。考试只是先问问一般情况。为了订教学计划，他问我学过概率论没有，我要是说没学过就麻烦了，那样或者就得从大学本科念起，或者回国准备好了再来。我只好说学过。他追问我学的什么书。我说Гнеденко的。他说那就行了。当时莫斯科大学念概率论的研究生在念大学本科时都已写过论文。我却要从头念起，非常吃力。那时Добрушин帮我订学习计划，确定该念什么书；他指导很具体，很耐心，至今我仍对他满怀感激之情。开始念Halmos的《测度论》，还好念；后来念Doob的《随机过程论》，苏联人都认为那是本天书。那是全世界第一本认真撰写的随机过程的书，Doob是大家，好多东西他都认为是trivial的，文字特别多。我没退路，只好啃，拼命向前。老师指定的章节基本上都读懂了。特别是马氏过程、平稳过程。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内容还念得不很清楚，但不成为障碍了。读这种经典之作，我的办法就是开始一天念一页就很满足，一边读一边抄，边想、边做笔记、边做习题，一页中总有好几个问题。我尽力控制自己的思想慢慢前进。思想这个东西像一匹野马，老想奔驰冒进，这很可能忽略某些要点。读过50页之后，掌握了基本概念、符号、作者的写作风格，就越读越快了。写书的人各有不同：有的书很详细，生怕人家看不懂；有的人赶进度，因为东西太多；最糟糕的是作者不懂装懂，这种书根本没法念。任何一门学问，不光数学，钻进去了就会有兴趣．读Doob这本书辛苦是辛苦，但精神上有很大乐趣。我学概率论就越学越有兴趣，数学中许多结果是料想不到的。比如有名的“同生日问题”：一个30人的班，至少有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竟达到70%，出乎意料。测度论也很有趣味，像叶果洛夫定理，鲁金定理，……。念一般过程论，理论深了，要钻进去，一是不要图快，慢慢深入，一是要十分努力，让它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急躁冒进，似懂非懂，钻不进去，就会进入恶性循环。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钻进去。我常跟同学们说：容国团讲“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可以加一句：“人生总得搏几回”。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再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以形成良性循环。当时在苏联除了我之外，跟我同去的进修教师江泽培同志也学概率论。但是他基础好，能力强，我好多东西请教他，他很耐心。后来又去了些大学生，如周概容、李占柄等。老江和我去时见过Кoлмогоров，他说你们两人，一人学平稳过程，一人学马氏过程。后来老江研究平稳随机场，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多指标平稳过程预测理论的，工作做得很好。两年后胡国定同志也来苏联作进修教师，念信息论，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在那里发表了几篇文章，回国后开创了数学信息论的方向。我在苏联学习了三年，当然除了专业，还有很多其他收获。比如我还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苏联朋友。不过当时一心想快点学成回国，我连学校组织游伏尔加河都没去。那时的思想很单纯，结业时剩下一千多卢布，我把一部分给了生活稍有困难的同学，其余全上缴了，连个小杯子也没买。现在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太傻了。我觉得自己尽了最大努力、问心无愧。（四）回国后的黄金时期我年从苏联回国，当时正值大跃进。我先到数学所为一位波兰统计学家当翻译。有人告诉我可以跟这位专家到南方转转，我无动于衷，马上回校工作了。回国后运动很多。年闹饥荒，大家老实一点，没再搞出新花样。我认真做点工作是从年下半年起至年上半年，大约六年时间。那时我与爱人分居两地，带孩子全靠她。她在北师大，我在南开大学。我不能调北师大，结果就得到了这样的好处，专心搞点学问，那几年我每年开两门课，就是“随机过程”和“概率论”；至少办一个讨论班，有时两个；出了十来篇论文；还带了几届研究生；大约在～年招了第一个研究生；写了三本书，就是《随机过程论》，《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后两本书到“文革”后才出版。这比较高的效率基本得益于求学时逐渐培养出来的写作能力。其中，写数学书是边讲边写，如《随机过程论》和《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讲完课稿子也就成了。一次成功，很少改和抄。讲课时把讲稿一油印，就交出版社等出版了。否则抄抄改改，功夫不得了。写非数学的书，比如《科学发现纵横谈》那可改了好几遍。除了学术和教学，在那六年，我还做了一些社会工作。诸如当系党总支委员，开会不少。但党总支对我们比较照顾，会后的具体事务不要我们干。将近六年时间，是拼了点命。我还翻译了《马尔可夫过程论基础》，那时每天中午抽出半小时，人家午睡到两点，我睡到一点半。也是一遍成功，没再抄。现在不行了，《布朗运动和位势》就写了两三遍。我在同龄人中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抓住了时机干了一番自己喜欢的事业，不过到年下半年又糟糕了，下乡去搞“四清”。“四清”时正好《随机过程论》的校样来了，吴荣同志在天津帮我校对稿样，后又把校样寄到我“四清”的乡下，我趁晚上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看，结果上了大字报。之后，“文革”开始了。因我算是系里的当权派，有一本批判我的材料，说是保护修正主义苗子等等。当时南开大学数学系有个“三家村”，就是系里的胡国定、邓汉英和我。老胡敢说敢做，认准了一件事非干到底不可，他是挨整的重点对象，还关进牛棚劳改了一阵；老邓做事稳，想问题比较全面。当时批我，是因为据说我“坏主意”出得多。不过我出身好，没什么把柄，后来搞不下去也就放手了。顺便说一句，我们三个人关系很好，诚心相照，没任何利害冲突。三人中我年纪最小，有好事他们都让我。我没什么奉献，却当了三次天津市劳模和天津市人大代表，“文革”中批劳模说是“人造劳模”。“文革”中我没能搞数学，只参加了两项任务，一是跟军事单位合作搞在计算机上模拟随机过程，二是研究地震统计预报，这都是无人敢批判的。那时林彪一号命令没把我赶下去，就是因为做的那个统计模拟课题。我起先不知什么叫统计模拟，为搞任务，查到一点文献，不多，如外国人用计算机产生伪随机数的一些方法。整个搞法也是一层层逼近。为模拟平稳正态过程，需先模拟正态随机变量；最后归结到产生伪随机数的问题。伪随机数是机器根据人的指令产生的，实际上不是随机的。程序编得好，造出的数可能具有随机数的某些性质。比如随机数能通过一些统计检验，若选出的数也能通过，就说它们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能通过的检验越多，随机性就越强。然后再作变换得到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经多次变换得到一般随机过程。具体工作中，我是在应用概率论和算法方面动脑子。由于计算机能力太差，就都是同学们通过计算机计算。但当时成果不能发表，就只写了个报告。那时出的书要联系实际，我就把有关方法写进《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一书，作为一章，叫“随机过程的模拟”。以后没有再搞这方面的工作了。当年学校怕我被部队拉去，刚好年正好招工农兵学员，要选派“又红又专”的教师，贴了红榜，他们就以此名义把我调回。教了一个学期书就去搞地震预报了。当时我们是用统计和转移概率的方法预报地震的，年全国三个大地震，我们报准一个半。何来“半”呢?因预报涉及三个要素——时间，地点，震级，只报准其中一项或两项算半个。《数学学报》和《地球物理学报》发表过我们地震预报小组的文章。可惜唐山地震漏报了。全报准的是四川松潘地震。当时认为我们的报中率算高的。年出版了一本《概率与统计预报及在地震与气象中的应用》的书，执笔是我和钱尚玮(他搞天气预报)，参加的人还不少。后来仍有人用我们的方法预报地震。度过“文革”十年真不容易，但是人的一辈子，机遇也是很多的。那时我一个多月回北京一次。年有次从北京返校，邻居告诉我说：“你要升教授了!”。当时教授是个贬词。“文革”前学校要提我为副教授，报到天津市正赶上取消军衔，学衔也就不搞了。这次说是天津要提两个教授，一个是我，一个是天津大学贺家李。这次升职隆重得很，在天津体育馆开大会，几万人参加。我坐在那里不知是升副教授还是正教授。问了别人，回答说是正教授。那时连陈景润还没升，是全国第一份，还拍了电视。香港报纸也报道了。不过香港对为什么提我说得不清楚。我是糊里糊涂升上了教授。后来我想，提升我是比较保险的，绝对不会出毛病：出身没问题，政治上没问题，当过劳模，业务上还站得住。（未完待续）每天好玩的数学n↑以数学学习为主题，以传播数学文化为己任，以激发学习者学习数学的兴趣为目标，分享有用的数学知识、有趣的数学故事、传奇的数学人物等，为你展现一个有趣、好玩、丰富多彩的数学世界。↓点阅读原文逛好玩商城，发现更多好玩的数学。北京看白癜风哪里医院最权威云南白癜风权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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