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辉
李辉， 媒体人、作家。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工作，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主要作品有《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传奇黄永玉》等。最近出版《老人与书》和《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曾在《收获》开设专栏《沧桑看云》、《封面中国》、《绝响谁听》等。
-6《收获》选读封面中国·《时代》讲述的故事
“中国人来了”（李辉）
四“中国人来了”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时代》封面人物周恩来
在猜测“叛逃”主角的日子里，《时代》不断提及周恩来在国庆期间的频频亮相。随着身居党内第二位林彪的踪影消失，一直甘居第三位的周恩来， 次位居第二，成为毛泽东处理突发事件最有力的助手。“中国精明的周恩来威望大增”，《时代》用这句话来概括一九七一年的周恩来，实在准确不过。
十一月八日，周恩来再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上次成为封面人物，是在年，周恩来是与苏联总理柯西金联袂亮相。如今，七年已然过去。短短七年，恍如百年！社会动荡与人物命运，多少风风雨雨，多少起起落落，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匪夷所思，令人目不暇接，令人喘不过气……
不过，周恩来再上封面，与林彪事件却没有直接关联，而是另一件中国轰动世界的大事：
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正式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十月二十五日晚，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文，告知二十五日联大通过的决议。
（《毛泽东传》下，一六三三页）
“中国人来了”——《时代》封面的左上角，斜印一行白底黑字：TheChineseAreComing，以如此简洁的一句话，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
遥想二十一年前的一九五〇年，在 爆发的背景下，伍修权曾率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次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番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一番高声抗议愤然离开，曾成为《时代》烘托渲染的报道内容。（详见《“ ”南北》，《收获》，二〇一一年第六期）如今，《时代》重提此事，意在突出北京方面多年来对联合国的轻蔑和抨击：
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 的出场，是在一九五〇年，由伍修权将军任团长前往纽约，“讨论” 危机。一位 联合国人士，当年曾听到过这位将军刺耳的长篇演讲，他回忆说，伍是“我们在这里见到过的声音 的人”。北京领导人对这个组织从来不带丝毫尊敬，时刻警惕着联合国维护和平的企图，周曾经嘲笑地称“联合国”是“国际宪兵”。毛政权的知识界 郭沫若，最近在接受日本报社记者的一次采访时，谈到联合国对朝鲜、刚果的干涉，称联合国是“危险的刽子手”。
（《时代》，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
时过境迁，如今，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北京身影又将前来。只不过，上次是在瑞士的日内瓦，这一次，则是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不一样的声音，又将在大会讲坛上重新回荡。
很快，北京回复的声音传到联合国：
迅速驱逐。在进入联合国之后的中国人会如何表现呢？当西方记者向一位北京官员提出这一问题时，他得到的是早已准备好的回答：“我们将继续奉行‘松与柳’的政策——像松树一样在原则上保持坚定性，像柳树一样在细节上表现灵活性。”目前，中国表现的全是松树。
投票已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将军，致电北京通报联合国大会的结果。四天之后，由外交部长姬鹏飞签署的一封简明扼要的电报予以回复，电报称，一个代表团“不久”将派遣前来；据推断，但尚无法确定，大概会在本周抵达。姬以不容置疑的措辞明确表示，北京要求不仅将国民党政权驱逐出联合国，还包括另外十三个特别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姬结束时称，“我相信”这一驱逐“应该尽快地、全部完成”。所言不错。尽管这些组织会根据自己的方式来采取行动，但它们通常接受联合国大会的领导。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很快以二十五票赞成、二票反对、五票弃权的结果，取消台北席位。只有美国、巴西抵制这一潮流。
（同上）
“中国人来了！”联合国的格局即将改变。
《时代》封面选用一幅周恩来的素描肖像。周恩来身着制服，领口紧扣，两道浓眉黝黑，双眼炯炯有神，嘴角微抿，脸庞略显消瘦，神情颇为有力、果敢、镇静、从容。周恩来肖像旁边，说明文字更是简单，只有“周恩来”三个字。
不需要过多的说明，在世界舞台上，“周恩来”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从一九五一年 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这已经是他第五次亮相了。每一次的封面亮相，都是历史的关键时刻，可是，哪一次也没有此次更加引人注目。因为“文革”的动荡岁月；因为“叛逃”主角的谜团；因为孤立、封闭多年的中国重返世界；因为一九七一年的中国，两件大事相继发生，真正走到历史的拐点，中国将渐渐融入世界……
周恩来的再次亮相，伴随一个世界性主题：“中国人来了！”
时间再次巧合了。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是在十月二十五日举行。二十一年前，秘密入朝的几十万中国人民 ，正是在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突然出现在美国 将军指挥的联合国军队面前，予以猛烈反攻，朝鲜战场进程顿时为之大变。这个日子，许多美国人显然记忆犹新，《时代》报道联合国大会投票结果时，时间的巧合，当然会成为记者笔下历史相呼应的细节。《时代》写道：
《时代》报道联合国大会投票现场版面
联合国现场照片，上图为台湾派驻联合国代表黯然退场。下图为中国席位，等待新的主人坐下
一九四九年，在取得胜利之后，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他的亲密助手坐下来，发出一份电报致新成立不久的联合国，要求联合国驱逐带着二百万跟随者逃亡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电报还说，联合国应将原有的代表席位，交给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十二年过去，上个星期，联合国终于通过一项提案，接纳这一政权，正是这一政权，曾经辱骂联合国在朝鲜的作用是侵略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就在 投票的这一天，中国和北朝鲜的官员，分别在平壤、北京聚会，举办规模不大却气氛活跃的庆祝活动。在二十一年前的这个日子，人民解放军利用 将军的致命判断错误，突然越过鸭绿江，以铺天盖地的百万大军之势介入 。
这一投票，是四个月来北京取得的第二个大胜利。 个大胜利，是尼克松宣布将访问紫禁城——老中国通斯诺将之描述为一个奇迹：“过去常常是附属国的国王们向北京进贡，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头号大国的领导人亲自前往。”对于北京，联合国的投票，无疑也像一个同等分量的进贡。
（《时代》，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
《时代》的这篇报道，标题为《中国：一次痛心的胜利》。“痛心”，恐怕最能反映曾与中国交战、一直支持台湾的美国，内心的某种无奈。对于中国重返联合国，美国街头出现或欢呼、或抨击的不同派别，态度迥异的人们，以各自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时代》刊登两张不同照片。一张照片来自纽约，一个支持中国的老华侨，在集会上手握麦克风激动演讲，他的身后，张贴着一幅闪耀光芒的毛泽东画像。一张照片来自亚特兰大，一个右翼抗议者站在街头，焚烧毛泽东画像。《时代》报道美国社会各界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支持台湾的右翼人员的抗议。另一篇报道的标题《中国投票：右翼愤怒了》，颇能说明其侧重点：
《时代》报道支持中国的照片
联合国投票接纳中国，驱逐台湾，刺痛了许多美国人，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共和党右翼中尼克松的选民们。自尼克松开始实施讨好北京的政策以来，他们一直为之焦虑，当最害怕的联合国做出最终决定之后，他们愤怒了。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戈德华特（BarryGoldwater），敦促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总部赶到“莫斯科、北京这样的地方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RonaldReagan）致电蒋介石，抨击联合国已经“倒退到非法法庭的地步”。右翼杂志《人类事件》主编温特（ThomasWinter）说：“保守派愤怒了。我想，政府希望这样能挽救台湾，但是，如果必须在接纳红色中国或牺牲台湾之间做出选择，我看他们需要的是红色中国。”
如西德《新鲁尔报》指出，这一投票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的次等角色。事实上，美国在联合国的失败，也不至于对尼克松的国内政治造成长期 ……”
（同上）
致电蒋介石表示极大愤怒的里根州长，九年后当选美国总统，并于一九八四年访问中国。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其实，时间无论漫长或短暂，任何一次现实场景的交替与变幻，都是历史，对于政治家，尤其如此。
回到周恩来。《时代》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隔二十一年重返联合国，看作周恩来的一次胜利：
毫无疑问，这明显是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一次胜利，一九四九年就是他起草致联合国的电报，同时，他也是中国面向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最终实现了北京进入联合国。七十三岁的周，此次投票成功是其辉煌经历的一个高峰。当联合国辩论结束，决定驱逐国民党政权，中止其在纽约的办事处之际，周正在北京热情款待美国总统的个人特使。驱逐消息传至北京（基辛格乘坐总统专机七〇七离开北京回国，起飞五分钟后获知这一消息），周为之庆祝，在北京举行的外交使节招待会上，周满脸微笑，挨桌与人握手，举一杯茅台酒，答谢各位的祝贺。周说：这一有利的投票“让人感到意外”，不过，他大笑，“当然，我非常高兴。”
（同上）
周恩来的喜悦、轻松，溢于言表。在此之前，无论周恩来，或者毛泽东，都没有想到会在一九七一年重返联合国。十月二十日，就在联合国就此议案正在进行大会辩论时，基辛格开始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年谱》记载，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其中谈到联合国辩论一事。详细情况如下：
10月20日下午四时，周恩来等同基辛格进行会谈。晚十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等开会。毛泽东说：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叶剑英说：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毛泽东说：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毛泽东年谱》6，四一一页）
未料想，就在基辛格十月二十六日离开北京之际，纽约传来意外之喜。周恩来怎能不在庆祝招待会上开怀大笑？看似偶然，却有其必然性。三个月前，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尼克松总统将访问中国的消息公布，对于曾经持中间立场而犹豫不决的那些国家，无疑产生多米诺牌的效应，联合国的投票结果便是一个证明。
《时代》认为，正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周恩来，在“文革”混乱无序的局势下，仍能以务实风格，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取得这一成果：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主要是周负责恢复被打乱的外交局面。大约三年前，红卫兵仍处在狂热状态，可以说北京并无符合惯例的外交程序。派驻世界的四十二个国家的大使，应召回国，担任周的长期助手，如黄华，当时他驻开罗，负责中东和非洲事务。
直到一九六九年冬天，文化大革命尘埃落定，周开始布局北京前所未有的外交活动，中国人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外交成功业绩。显然，这是一种选择。
（同上）
不限于此。一九六六年以来，在报道中国的“文革”动荡局势时，周恩来一直被视为与林彪、陈伯达、江青以及红卫兵不一样的人物。甚至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外界观察家的目光也注意辨析两人的彼此差异。一九七一年七月， 次秘密访华的基辛格，仅仅根据周恩来一次关于“文革”的谈话，便从中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在《论中国》中，他这样谈到当年的现场感受：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共进午餐时，周恩来突然提到“文革”。
……
当时周恩来的处境很微妙，他说这番话一定有毛泽东的授意。很明显，他想把自己与“文革”拉开距离，但是又得忠于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会看到谈话记录。当时在我看来，他是想通过一种有保留的支持来说明他与毛泽东是有一定距离的。据我猜测，周恩来意思是：“文革”期间，全国大乱，他也曾被红卫兵锁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自己不如毛泽东那么有远见，主席看到了有必要给革命注入新的活力。
（《论中国》，二四七页）
这便是世界目光中不一样的周恩来，被《时代》誉为“机敏能干的总理”的周恩来。
“中国人来了！”《时代》猜测和分析，周恩来将会选派他手下的哪些人员，组成中国代表团前来联合国：
北京将派哪些人到联合国呢？据信，周本人会安排一次豪华的进入亮相。黄华，北京驻渥太华的大使，出色的美国观察家，有可能是代表团成员的候选人之一，但不会担任团长；温文尔雅、言谈温和的章文晋，北京外交部西欧与美国事务部门的负责人，也会是成员之一；不过，到上周末，可能出任团长的人选，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他曾担任记者，英语熟谙。乔近来主要负责与俄国人举行的就中苏边界纠纷进行的谈判。
（《时代》，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
《时代》对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的猜测大致不错，由乔冠华担任团长，黄华担任副团长。自四十年代起，二人就是周恩来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助手。有一点《时代》却没有想到，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外交事务的决策者，绝非一个局外人。就在他们猜测到底会是谁代表中国前来联合国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人选早在十月二十六日当晚就已经确定，商讨地点在毛泽东的中南海住所。这一天，中国接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正式通知，毛泽东召集开会：
晚十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开会，研究立即组织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周恩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毛泽东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毛泽东年谱》6，四一二四一三页）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图为首都机场的欢送场面
十天之后，在代表团行将出发之际，毛泽东在十一月六日外交部的报告上，再做批示如下：
规格似宜高一些，今晚可谈一下。
（《在外交部关于为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二七四页）
按照外交部最初的计划，代表团离京时，由外交部长姬鹏飞等外交部领导前去机场送行。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规格大大提高。一，十一月八日，由毛泽东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二，十一月九日代表团离京时，由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在京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以及群众四千多人前往机场送行，规格甚高，场面极为隆重、热烈。
乔冠华就是毛泽东所称的“乔老爷”，身为团长，他 次最为耀眼地站在历史前台。这些代表成员中，只有他一人是第二次前往联合国。二十一年前，作为伍修权的助手，乔冠华曾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大会。有一张大会现场照片，乔冠华坐在伍修权身后，右手正扶着耳机听大会发言。如今，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重返联合国。对于他个人而言，这是真正意义的归来。
一九五〇年伍修权（前左一）与乔冠华（二排左一）
在联合国安理会
当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锋芒毕露、慷慨激昂的伍修权，却没有这一幸运了。“文革”爆发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伍修权，被关押监护达八年之久。后来在回忆录中，伍修权写到，一九七一年国庆节之后，如同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杨宪益一样，被关押中的他，也是根据报纸才判断林彪出了问题：
在同专案组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掌握我多少材料。由于我的态度一直“不好”，没有顺从他们的意愿，对我就渐渐失去了信心，提审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后来隔两三个月才来一次，平时我就被他们扔在一边关着。这样的状况持续到一九七一年秋季，才有了改变。这年发生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我们在这里当然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也觉察到一点异常迹象。我从国庆节期间的报纸上，看到林彪的名字不见了，开始还在外国来的贺电上出现过，只是不像往常那么显眼，渐渐地就完全消失了。当时有几个外国首脑来华访问，周总理出面接待时，按照惯例总是要代表毛主席和林彪对他们表示欢迎。可是在周总理的讲话中，却只代表了毛主席不提林彪了，我便猜想到可能是林彪出了问题。也就是“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个来月，专案组又来找我了，向我提出的问题也变了，不再只是追问我自己的事，而都是有关林彪的。他们虽然什么也不明说，我却多少心中有数了。我对所问的问题，一一如实作了回答。可是专案组的人却以为我还有什么顾虑，不敢揭发林彪的问题，就对我说：“你现在不要有什么顾虑了，林彪已经成了一个大坏蛋，有什么你就只管说吧！”他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是我表示了惊讶后，又对他们说：“林彪是不是个大坏蛋，我现在不了解情况不好说。我只知道讲事实，没有问题的就是没有问题，我不能随便说。”
（《伍修权回忆录》，三一二页）
不知为何，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根本没提中国重返联合国一事，对于他，本值得一提。当乔冠华一行飞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身陷囹圄的伍修权，无缘重返，只能一边阅读报纸，一边遥想远方的场景，内心有何感受，我们无法得知。
远方纽约的场景中，乔冠华是一个焦点。乔冠华和黄华并排坐在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席位上，开怀大笑。一张照片留住了乔冠华一生最辉煌的瞬间：他仰起头，笑得无所顾忌，笑得无比灿烂。他以大笑宣布：“中国人来了！”
一九七一年乔冠华与黄华在联合国大会上
在构思这篇文章时，我忽然意识到，“中国人来了”，的确是一九七一年中国的重大历史主题——林彪座机飞入蒙古，在沙漠坠毁，是“中国人来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乔冠华率团前往，也是“中国人来了”。九月至十月，四十多天时间，扣人心弦的大起大落，天翻地覆一般的急转直下，这一重大主题先后以不同形式呈现于世界，中国局势从此发生大逆转，未来格局渐次明朗，一个与以往大大不同的中国，正在露出新的轮廓。
毛泽东本人在十月二十六日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时， 次明确将林彪事件与恢复联合国席位两件事联系起来：
毛泽东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是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席位。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察觉，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到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折戟沉沙。
（《毛泽东年谱》6，四一三页）
大约四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直接谈到林彪事件，明确说林彪等人反对中国与美国接触。在场的基辛格后来这样写道：
毛泽东还想传达这样一层意思：他在向美国开放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但困难已经克服了。他对林彪进行了一番批评。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政变流产后坐军用飞机从北京出逃中摔死在蒙古。毛泽东说：
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去了……苏联呢？他们 总算跑去收尸了，但什么都不说。
（《论中国》，二五五页）
中国人走出去，美国人走进来。进、出之间，历史改变。未曾预想到的、不一样的局面，在人们眼前呈现。未来中国的走向，在这一年悄然形成，渐次充实而发展。当然，只有再过一些年，人们对这两大事件的历史意义，才会有更深切、更深刻的理解。
同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一个颇为巧合、也颇具历史衔接意义的事情，不期而至。这一天，毛泽东接见即将离京前往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而被打倒的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 封信，也在这一天由毛泽东作出批示：
同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我们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汪”，即汪东兴——引者注）
（《毛泽东年谱》6，、页）
写信者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贸然行事，看似简单的一封谈及家事的信，字里行间却可读出写信者审时度势、苦心孤诣的破冰试探。批示者也非随意为之，心领神会的微妙处，谋篇布局的大手笔，此时恐怕也在心中萌发，很快将浮出水面。
九个月后，一九 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收到邓小平八月三日的又一封来信，这一次，毛泽东做出一个很长的批语如下：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三〇八页）
又过七个月，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一决定，可谓石破天惊，令“文革”高潮中的所有积极参与者感到意外，瞠目结舌，也令世界惊叹不已。
七年前受到批判并被打倒的他，在林彪“折戟沉沙”、尼克松访华之后，离开江西一隅，重返北京中南海，又一次向世界走来。
邓小平的时间，重新开始……
●《收获》(ID：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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