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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年圆明园罹劫周年之际，仍无法准确统计出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具体数量与品名。岁月更迭，世纪蹉跎，数量难以确计的圆明园遗物，在被劫掠海外之后，迭经数次易主与迁移，有些恐怕已因种种原因彻底毁失而无迹可寻了。如此这般，完全追求确切数据，逐一追索流失文物，并非易事，一时也难以成事。
正因为如此，如今纪念“圆明园罹劫”的意义，除了铭记国耻与反对侵略之外，更应有知耻后勇、振兴中华之意。只有这样，方可避免重蹈保守落后之覆辙，方可避免重演“圆明园罹劫”这样的“国难”，方可使每一件历经艰辛、重归祖国的圆明园流散文物，重焕民族复兴之信念。
▍郎士宁绘《乾隆大阅图》，图中乾隆御用铠甲、佩刀等兵器实物，今藏法国军事博物馆。
英国曾设圆明园文物专卖店
清光绪帝的英文教师张德彝曾任驻英、意、比等国公使。早在年，年仅20岁的张氏以同文馆优秀毕业生、清政府首次赴欧旅游团成员身份出国游历，归国后写成日记体游记《航海述奇》一书。
据书中记述，当年四月初四，张氏在英国游历，偶然间发现一处专门售卖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古董店。货架“上下罗列者，皆圆明园失去之物，置此赁卖”，可供顾客挑选的中国古董品类，也是应有尽有，“见有龙袍、貂褂、朝珠、太后朝珠、珠翠、玉石、古玩、诸般画轴、神像、金鸡。其中天马、银鼠等衣，皆御用之物，睹之不胜恨恨，乃辞出”。
▍《中国美术》（ChineseArt）：朝珠，年得之于圆明园。
仅就笔者所见，张氏这一则记述，应为国人于海外亲睹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最早记述。当时已是圆明园罹劫六年之后，海外仍有这样的“专卖店”存在，一方面可见英法联军当年劫掠数量与品类之丰，另一方面也可见海外售卖“战利品”并无任何限制，是官方默认的、合法化的经营常态。
继张氏首先在海外发现圆明园流散文物“专卖店”之后，清末外交官薛福成在其《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又出现了一则关于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海外见闻。这一次，乃是在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院中，发现了圆明园旧藏玉印。
据薛氏日记所载，年，其在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院的“中国展室”中发现“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薛氏的记述虽较张氏见闻晚了20余年，但确切说明了文物形制及基本特征，自然又更增一层史料价值了。
到了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又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院发现了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中国宫内器物最多”。梁氏认为，这些器物半数为圆明园旧藏珍品，另一半则为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时，于年从北京皇宫中劫掠的。
在这些已为美国馆藏珍品的圆明园流散文物中，一块清咸丰帝曾使用过的怀表，特别引起了梁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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