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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合订成一本剪报，印刻下《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
“五色土”与《北京晚报》同生、共长。年是《北京晚报》创刊六十周年，与此同时，五色土副刊，也迎来了它的第六十个生日。
或许对于一个人来说，六十岁已到了“耳顺”的年纪，但对“五色土”来说，一甲子仍值“芳华”。所以今天，我们用十六个版的特刊“芳华”，纪念五色土副刊创刊六十周年，与读者一同回首曾经、珍惜当下、畅想未来。
“五色土”一名，源于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上的五色土，从《北京晚报》创刊伊始，“五色土”便被确定为副刊的名称。六十年来，五色土副刊正如她的名字那样，植根于北京深厚的文化沃土，以宽广包容的胸怀容纳五湖四海之声，对北京这座城市起到了独到而深远的影响。
不忘初心，始终相伴。正是一代代读者、作者和编者的共同努力，方才成就了今天的“五色土”。而如今的“五色土”，仍在用她那独有的方式，展现厚度、深度与温度，传递真实、真心与真情……
我的“大学堂”
（日本）芦川北平
已是六十年前的事儿了，下班后在九龙山公共汽车站前出现一位卖《北京晚报》的老汉，在当时这可是很新鲜——北京已经多年没有晚报了，我买了一份，从此天天下班买来读，渐成生活之必需。
当时的《北京晚报》只有四个版，但内容丰富，有国际、国内、本市要闻，有文体消息，还有一个副刊叫“五色土”。
星期天不上班，为买一份晚报，有时候要骑车跑好几个地方。当时电视还不普及，“五色土”就成了大家重要的精神食粮。它是一个文化大拼盘：小评论“一夕谈”一般出现在左上角，有伍识途的文章，那是主编刘孟洪的笔名，与“五色土”谐音；下方是小说连载，《十七年沉冤大白记》和《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成了当时人们晚饭后热议的一个话题。此外还有散文、诗歌、谜语，有时还有绘画。很多专家为“五色土”撰稿，使我开阔了视野，学到了课本以外的许多知识。其中“一分钟小说”是“五色土”的独家品牌，可以说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文体；而最有影响力的专栏，非马南邨（邓拓）的“燕山夜话”莫属。
后来，晚报可以在邮局订阅了。一份晚报到来，我院七户人家传阅，“收视率”是最高的。最后我还要把“五色土”中有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剪下来，收入剪报集中。
我回到日本后，每月由亲友把晚报寄来。我读晚报整整六十年了，怀有深厚的感情，它不仅是我的“大学堂”，也是我的“老朋友”啦。
亦师亦友
赵大年
年末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寄居姨母家的门房，她订有《北京晚报》，邮差送来后总是我先睹为快。那时有“读者评报”的栏目，我写了篇短文《三句四错》，从一则三句话的电影简介中挑出四处文法错误，文章很快就见报了，还得了四元稿费，而且编辑部回信继续约稿，自此跟晚报副刊建立了联系。
我很重视报纸的文学副刊，上中学时就知道鲁迅、郭沫若、冰心的重要作品由《京报》、《晨报》副刊首发，而《北京晚报》“五色土”也发表过老舍、邓拓、吴晗、萧乾、端木蕻良等人的作品。老舍先生教我当“文艺学徒”，我常把“五色土”作为教材仔细品读。当时我是《北京日报》在农机系统的通讯员，每次组织学习必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电影文学讲座，也是我们业余作者风雨无阻的课堂。当然还有《北京文学》、北京作协的帮助，每次审稿、改稿都是学习的绝好机会。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五色土”则是一片百花齐放的苗圃。
五色土副刊六十华诞，可喜可贺！咱们是老朋友了，不必细算，敝人至少在这片园地发表过六十篇小文字，忘不了帮我教我的责任编辑啊——李凤祥、马书祥、高立林、魏征、骆玉兰、张逸良，谢谢你们。我真想请诸位到小汤山去钓热水罗非鱼，喝二锅头叙旧，重过少年时。
奉上我的贺词：亦师亦友五色土，茶余饭后读美文。
“五色土”杂忆
肖复兴
上世纪七十年代，返城之风骤起，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一时待业在家，曾经和伙伴卖过《北京晚报》，记得卖一张报纸可以赚一两分钱。有意思的是有一天，我们抱着一摞报纸到街头卖，正赶上冬日大风吹来，一不小心，怀里的报纸被风吹得纷纷扬扬地落了一地。我们弯腰追着飞落又飞起的报纸捡拾的狼狈劲儿，让我感到这张报纸也实在是太“接地气”了。不少好心的路人帮我们捡，报纸居然一张没少。那个落日黄昏的街头，那时的人们，那时的报纸，常常让我怀想。一张晚报，成为了一座城市百姓茶余饭后的必读之物，连接起家事、国事、天下事。
我在“五色土”上发表文章是在这之后，但和它的缘分却已经源远流长，像一支乐曲的序曲，铺垫得绵长，才让主旋律缓缓奏起。
我家的“老朋友”
吴霜
我记起来了，那时我还在上大学，回到家，妈妈常会带着一种开心夹杂着调皮的声调对我说：“女儿，你的伙食费又有了啊。”
我回答说：“是不是你的稿费又来啦？”她就笑了，从抽屉里拿出一两张汇款单，大都是三四十元，交给我。妈妈脸上总带着骄傲的笑容。确实，我每个月在学校的伙食费大概就是三四十元钱。
妈妈还会补充说：“我的稿费为什么总比你爸爸低啊？人家的稿费都是八十一百的，我的就只有三四十。”伴着我们两人嘻嘻哈哈的笑声……
晚报和我的故事
杨葵
大约是年前后，我变成自由人好几年了，写作兴趣渐浓。有一天到常去的理发店理发，突然就动念，想写写生命中有过交集的人，有的貌似陌生其实很熟，有的貌似熟悉，以为全面了解，却又经不起推敲，越想越陌生。我和骆玉兰说了我的想法，还给这组准备写的系列文章起了总题目，叫“百家姓”。她说好。从此隔三岔五，就有一篇我的“百家姓”短文刊登在《北京晚报》的副刊上。
很快，满岩接替骆玉兰，继续精心帮我打理每篇“百家姓”。到年，这系列文章陆续也攒了五六十篇，结了集，交给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出版了。开始是薄薄一册，年又出了增订版。至今七年过去，这本书还在加印，印刻出版社也出了台湾版。现在出门，不时会遇到些读者，他们大多说的是：“哦，杨葵，我知道你，《百家姓》嘛。”
文字因缘
卫建民
城市晚报，能在一个侧面反映一座城市的特色和品质，可以从有限的版面中瞥见城市的表情。
《北京晚报》从创刊到复刊，因为中间有十几年空白，因此当一份小小的报纸摆在报摊、当卖报人吆喝一声“晚报”时，正在街头匆忙行走的北京人的心里，会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在每天下班后的晚上，旧时月色与久违的城市声音重现，市民们终于能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和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新的生活秩序又开始了。
如果去外地出差，坐当日下午的火车返京，刚出站，猛听得“晚报”的叫卖声，更能确定是出差归来，有“回家”的第一感觉。当我成为晚报作者时，这种感觉殊深。
教人立尽梧桐影
钟桂松
丰子恺曾根据吕岩的诗句“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创作了一幅漫画：一个人在月下焦急等待另一个人，时间随着月光而去，梧桐树的影子也在慢慢变化，故人还没有来，让人等得心焦。其实，一个好的副刊，每天想读这个副刊的读者的心情，和在梧桐树下等故人的心情是一样的。
新时代又给了“五色土”新的机遇，面对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多样化的精神需求，面对电子媒体资讯的铺天盖地，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五色土”在传承过去好传统的同时，还要保持“五色土”的精气神，进而大有作为：继续沉下去，向生活要营养。用新时代的“生活”滋养“五色土”的精气神，让新时代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有生活经验的“生活”故事，在“五色土”这块沃土上生根开花，其花必将色彩斑斓，鲜艳夺目；
继续保持雅俗共赏的风格，向文化要内涵。文化是个很奇妙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处处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一篇作品的文化含量，往往有时一目了然，有时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有文化内涵的作品能够益智益人，还有益于世道人心，让人向善、向上。所以这样有文化内涵的作品，在副刊中应该多多益善；
继续传承开拓，向创新要动力。除了管理上如制度创新等以外，创新同样是副刊发展中的关键，副刊不是报纸的补充而是一份报纸有机的组成部分，通过传承创新，为副刊增加动力，在整体中办出副刊的文化个性，办出副刊丰富、活泼的特色，在特色中给读者多样化的健康的精神食粮。相信这样的报纸副刊，自然就“教人立尽梧桐影”了。
所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五色土”，依然很让人期待，一种晚报“还不来”的期待。
父亲臧克家与《北京晚报》
郑苏伊
最有意思的是，作为诗人的父亲，在几十年文学生涯中创作的唯一一篇相声《让铺》，就发表在年4月29日《北京晚报》的“五色土”上。
《让铺》主要讲了三件事：民国时期路人甲向一位姑娘问路，却称呼人家“太太”，被嫌弃；解放军战士在公交车上给病人让座，病人却对他说“谢谢师傅”；最有趣的算是一位赴外地开会的人民代表，坐卧铺时误以为上铺又安静又干净，比下铺好，硬是连推带架把一位老先生“让”到了上铺。说起来，《让铺》篇幅太短，包袱抖得也不太响，只能说是父亲对相声这一曲艺形式的一个小小尝试，但它揭示的讲礼貌也要看对象，讲常识的这个主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父亲之所以经常为“五色土”写稿，还要得益于“五色土”的诸位敬业的编辑同志，刘孟洪、赵尊党、李凤祥、高立林……这几位编辑同志不仅积极为“五色土”组稿，还经常来我家做客，一来二去就成了父亲的朋友，相处得和谐愉快，所以父亲写下一些短小精悍的诗文，总是第一个想到给晚报的“五色土”。
一转眼，父亲已经仙逝十四年。十四年来，我们在京的兄弟姐妹延续着父亲留下的传统，一直订阅《北京晚报》，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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