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写过几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如《孙承宗》、《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等，其中《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尤有代表性，这篇文章，不仅使戚本禹成了中南海真正的“红人和笔杆子”，而且为毛泽东组织力量发动“反修”斗争提供了非常及时的舆论支援。有关该文写作的经过、争论、结果，《戚本禹回忆录》中有明确交代。
为什么要写《评李秀成自述》
年底，在我担任《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我也把它找来读了，其中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在吕集义的书里，他把李秀成在囚笼亲笔写下的自述的原件，用照相版放在书里面。“李秀成自述”的原件后来被曾国藩家里的人带去了台湾。这些照片是曾国藩的家人在逃去台湾之前拍下来的。此外，我还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阅读。在当时，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三个人可以说是研究李秀成的最权威的人物了。他们对《李秀成自述》写了很多的考证和评述。其中以罗尔纲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响最大。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他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什么批示。
我看了罗尔纲的书之后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在书中是把李秀成当作农民起义的了不起的英雄来歌颂的，而把他向曾国藩写的“自述”说成是曲线救“国”，说他是像三国时候姜维一样的向敌人“伪降”。
可是我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后，就断定这个家伙是已经投降变节了的。你作为一支军队的统帅能假投降吗？你这么做，那么多的部下不都是跟着你一起投降了吗？那还有什么真投降和假投降的呢。况且李秀成还在他的“自述”里面向曾国藩献计，哀求他放他出去，去招降那些还在抵抗的作战部队。而且他所献上的那些计策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这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罗尔纲他们要那么曲加解说呢？
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年春节期间，我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我主要的观点，就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埸”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文章写出来了之后，我是打算向《历史研究》杂志投稿的，因为这个杂志当时是史学界最具权威的刊物。在投稿前，我也想和秘书室的同事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于是，我把文章拿去给田家英看了，因为一方面他对历史有兴趣，同时他又是我的领导。田家英说，他也没有时间仔细地看，就让我把一些基本的观点给他说了一下。田家英听了之后没有反对，说写得挺好。后来有人说文章是田家英指导我写的。其实不是，他当时并没有给过我任何指导。后来我还听说了，田家英私下里对《历史研究》的人说，戚本禹这个人不怎么样，叫他们先不要发表。据说，黎澎当时对田家英说：像戚本禹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发，别的地方也会发。我当时听了还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田家英要这样的表里不一呢。还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江青、毛主席授意让我写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也有人把我的这篇文章，和后来文革运动中抓“叛徒集团”联系在一起。尽管从后来的客观效果上讲，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但是就我当时所处地位来讲，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的。这完全是我自发写的。要说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我只是联系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斗争。我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列宁、斯大林开创的革命事业的背叛。而我对叛变革命的行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
文章寄出之后，我就随中央办公厅的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冀东搞“社教”的试点工作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乡村，那里连邮局都没有，也看不到报纸。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新出版的《历史研究》目录，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年第四期上发表了。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北京已经连续开了好几次会，在批判我的文章了。
周扬出头批《评李秀成自述》
《评李秀成自述》一文不久刊发在年第四期《历史研究》上，一时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该期《历史评论》一售而空，其次是历史学家罗尔纲，据说看到此文后“气的跳脚，说我毁了他一生的研究”。再次是8月2日《北京晚报》相关文章介绍《评李秀成自述》的基本观点，最后写道：“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革命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李秀成虽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最后却丧失革命气节，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样一个变节的‘自白书’，彪炳于革命史册是没有道理的。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果然，这篇文章很快就引来社会各界漫议。这时，周扬主政的中宣部感到了事态的不妙，立即组织力量“干预争论”。
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责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导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傅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基本是一边倒的，关锋等少数几个人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他说：“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对革命先烈估价问题，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周扬还批判我的文章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
我的文章是《历史研究》的编辑丁守和与执行主编黎澍同意发表的，所以在会上就有人责备、埋怨《历史研究》不该发表这篇文章。黎澍辩解说，戚本禹是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他的文章也经过田家英看过的。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
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响，周扬在会上提出几个办法，一是中宣部先发一个通知，让各地不要再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了；二是由刘大年写一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仍出《历史研究》发表，以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态度；三是在刘大年文章写好后，史学界开一个讨论会，会后要公开发布消息，表示史学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观点，以正视听。
果然，在中宣部开会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澜、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是一边倒的，都是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而且批判戚本禹的调子还很高，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会后他们写了篇报道送中宣部审定。
但是，身为文章作者的戚本禹对这些猛烈的批评和舆论压制并不知情，因为当时他还在唐山地委开会，参加“社教”。直到九月底返回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才知悉了这一情况：
对我的文章的批判声势浩大地展开了，而我这个文章的作者却一无所知。这也难怪，我自参加工作后，只写过一点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小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什么学术讨论。所以在学术界是毫无声誉，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那些大人物，我是一个也不认识。就连同意发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黎澍，我当时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我既不是领导干部，也不是学者，更不是教授。所以中宣部组织批判我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家对我搞大规模的围攻，当然就不必通知我这个文章的作者了。
尽管如此，戚的一些同事却对他表现出了格外的关心，还有人安慰他，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似乎预示着一场不平凡的风波即将到来。国庆节后，戚本禹写信给《历史研究》的编辑丁守和（戚文的责编），表示想听取一些批评的意见。丁守和告诉戚，“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同时，戚本禹还从中央办公厅同事那里获悉，毛很关心这件事，“他们告诉我，一组（负责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因此，戚本禹很坦然地向丁守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泽东为《评李秀成自述》点赞
年春天，江青突然接连三次派人召见戚本禹，前两次戚都外出，第三次终于找到了他。这次见面，彻底改变了戚文及其作者的命运。
年春天，江青三次派人来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我当时办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随后他就带我去了江青家里。见面之后，江背对我说，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主席看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她还告诉我，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接着江青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态了，他批了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接着她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啊！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一份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在批示的最后，主席还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对我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在江青的授意下，戚本禹又写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完成后，由“康生领导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这里，戚本禹受到了反修写作班成员的热烈欢迎。
记得王力当时还对我说，你的文章对我们写反修文章都很有启发，最近广播的一篇反修文章中的一句“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背叛革命之耻辱”，就是从我文章中的“化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李秀成背叛革命之耻辱”移植而来的。在讨论修改我的文章时,吴冷西、姚溱讲的意见最多，他们认为我这第二篇文章气势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对手的调子来申辩自己，好像理亏似的，要知道不是我们理亏，是他们理亏。康生提出连带汪精卫都要好好地批。他说，汪精卫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后来当了汉奸。联上汪精卫，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化解了。我虚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出来的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江青看了也说好，还说：我叫你去找康老没有错吧。姜还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颗老姜。
该文在正式发表前，共经过“总理、康生、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愚、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我回话，周扬也在电话里表示支持。关锋等人对文章又作了最后的修改。”在这期间，中央还召开了一次文艺口的会议，会上，周恩来和康生分别就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了观点鲜明的谈话：
周总理：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康生：现在报纸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明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
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历史研究》随后也进行了刊登，各地报纸随即纷纷转载，“很快就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场大讨论”。而“导致一场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其实正是周扬这些人。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当年对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是很恼火的。直到年3月30日，主席在上海同康生、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戚氏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还插叙了一段周恩来后来对其态度的“大转弯”，读来颇可玩味。
读到这里，不禁莞尔。此中深意，君可解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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