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陶海粟，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毕业生，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
年习近平（左2）和陶海粟（右2）在陕北。据陶海粟回忆，这张照片是在延川县革委会二排的那道矮墙前拍的。左1雷平生，右1雷榕生，兄弟俩是前总参作战部长雷英夫的儿子，和习近平是八一学校的同学，在梁家河插队时同住一个窑洞。那年，三人一块进城办事，与同为北京知青、时任延川县团委书记的陶海粟留下了这张照片
原题
北大经济系77级的故事
（之一、之二）
新旧碰撞的年代
北大同学在形容年代在校生活时，用的最频繁的词是“激情燃烧”，但我更愿意用“新旧碰撞”。
我们77级在年2月入校的时候，一群理论工作者正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在密室里紧张地制造那颗后来于5月份投出的重磅炸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的“元老派”和华国锋的“文革派”的激烈斗争直到年即我们进入四年级时才正式终结；包产到户在我们整个上学期间都在艰难地前行，但直到我们毕业时人民公社制度也还没有宣布解体。
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在四年中目睹了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的各种新奇事物：朦胧诗、喇叭裤、迪斯科、西单墙、邓丽君的歌、李谷一的“气”、潘晓来信、伤痕文学、星星美展、校园选举……理性在祛除愚昧、现实在代替空想、多彩在驱赶单调、温馨在战胜狰狞……这一切无不在新旧碰撞中进行。
开学典礼上悬挂这毛泽东与华国锋头像
刚入校的时候，校园里还满处是毛主席的语录和“英明领袖”的画像以及大字报、大标语，用一位当时的学生的话说，“像是一个还来不及洒扫庭院迎接新客人的主人”。在经济系的迎新会上，我们班的两个同学朗诵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并用豪迈的声音喊出“我们是华主席的第一代大学生”。
当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大学生就是大学生，还有什么谁的不谁的，但在那个凡是领导人就必然英明的年代，对于唱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长大的我们，谁也不会觉得这么说有什么别扭之处。不想这句话引起了当时还在校的75、76级同学的不满，在校园里贴出了很多大字报，争论谁才是华主席的第一代大学生。
坦率地讲，刚刚告别十年动乱的文科老师们，还来不及写出（也缺乏素材来写出）适应新时代新思想的课本，用的还是“十七年”时期甚至文革时期的教材。我记得我在修西方经济学这门广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时，课程的名字叫“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老师每讲一个西方经济学的原理，都要随之进行一番批判，然后再讲下一个原理，把人家的理论弄得支离破碎，难以连贯。
喇叭裤、吉他和校园歌曲
在讲“社会主义经济学”这门课时，充满着“三个兼顾”、“四大平衡”等政策性语言，学术味道极为欠缺。在论证一个道理时，有一个很通用的公式：“必要性+可能性=必然性”，比如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经济有快速发展的必要性；社会主义解放了生产力，有快速发展的可能性；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会快速发展。这种三段论的论证方式，被反复地运用在不同的论题上，听多了味同嚼蜡。
最尴尬的是教党史的老师，整个党史课是围绕着“十一次路线斗争”来展开的，当时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都还没得到公正的重新评价，但学术界已经在发出各种各样的不同声音，可老师又不能擅自修改教材，所以授课过程中不时地出现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挑战，老师自己只好跟大家说，他也不一定同意教材的说法，但只能这么讲。
同学们在校期间的郊游活动
当然老师们也在努力。我们系的厉以宁、萧灼基等老师当时接触外面的学术界和现实经济政策问题较多，经常能给我们带回来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一次萧老师给我们讲价格机制在商品经济中作用时，讲了他在一个工厂调查听到的故事：过去用厉行节约的道德说教的办法号召工人们把用过的水泥袋回收起来，但效果甚微，造成很大浪费，后来谁回收一个袋子给谁五分钱，结果一个水泥袋也不会浪费了。
拿我们学生自己来说，77级的学生当时普遍被认为是来自基层的精英，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刚刚走出那个荒谬的年代，在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上，都难免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
比如二年级时修闵庆全老师的会计课，这是一个非常严谨、负责的老师，他的课的内容也是实用性强，片汤话少的，但是因为在期中考试时出的题有些难，引起了部分同学的不满，便征集签名后写了大字报贴到系里（当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革“四大”还未被上面取缔）。用这种旧式的方法来对待一个敬业的老师是非常不公正的，我当时是支书，虽然自己没有签名，但也未设法劝阻，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不安。
同学们攀上香山鬼见愁峰顶
我的同学们
有人说77级的学生是一届空前绝后的大学生，的确如此。我们经济系77级的两个班，入校时年龄最大的张文祥31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郭京平18岁。换句话说，张文祥高中毕业时，郭京平幼儿园还未毕业。全年级80个同学，只有一个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的人上学前都是厂矿职工、机关干部、现役军人、中小学教师或下乡知青，大家带着满脸的“沧桑”聚到了一起。
同学中不少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在基层摸爬滚打，与数理化久违了十年，加之报名之后只有一个来月的复习时间，又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大多经历了一个点灯熬油、悬梁刺股的拼命阶段。例如焦天立说，他用了十二天自学了全部高中数学，那些日子夜里睡梦中都在背数学公式和做题。易纲那时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高考当天早上4点钟爬起来，和大师傅一起给大伙儿做了饭之后才去赶考。
年的那个春天，人民刚刚从噩梦中醒来。从刚刚打开一个缝隙的国门望出去，人们惊异地发现，原来我们准备去拯救的、人民受苦受难的西方世界，竟然早已和我们拉开了一个难忘其项背的距离。荒废了十年学业的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到钟表那滴答滴答的逼人声音在催促着、鞭策着。
女同学们
入学后刚发下课表，看到党史和哲学等公共必修课，一些“老字辈”的同学（没有一定之规，大体上25岁以上的都被年轻一些的在姓氏之前冠以“老”字）动了心思，商量后集体向系里提出：这些东西我们早在基层时就自学过了，我们请求对我们进行测试，通过后允许我们免修这些课程。
这在当时对于习惯了按部就班教学的老师们来说，真是一件闻所未闻过的事情。不过当时我们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石世奇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支持了我们的要求，公共课教哲学的徐明老师虽然开始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对这些“特殊的”学生实行特殊的办法。后来徐明老师出了哲学考题，正式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闭券考试。部分同学果然通过了考试，得以免修这门按规定要修两个学期的课程，争取到了一些宝贵的自由时间以加快学习的脚步。
自此之后，经济系这届学生不断在各方面显示着超越常规、自主求新的特色。第一个学期结束了，大家在暑假之后返校，两个班联合召开了家乡见闻交流会，大家交流暑期中社会调查的成果，讲得有声有色。邓英淘从一进校就“神出鬼没”，经常去外系听课，对经济系自己的课程，从不追求高分，勉强及格了就行。“追随”他去外系听课的，还有徐笑波、徐未曼等。
学舞
学友创办《学友》刊物
入校后刚第二个学期，虽然我们的经济学功底还乏善可陈，但这些早在基层有过长期磨练、又密切北京白癜风的治疗费用北京中科医院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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