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恩师刘明源先生逝世20周年了。我也71岁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看到一个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同行突然离去，而我和先生交往了35年，有很多话要说，趁着脑子还好使，还能打字，作为与刘先生结交30多年，受到先生大力培养，全面关爱的弟子，许多往事一直萦绕胸怀，现在把它写出来，一方面表达对先生的缅怀，另一方面留下历史存证，以免留下遗憾。
刘明源先生年高雄演出剧照初识刘先生我是年10月底进入中国建筑文工团歌剧团的。年3月赴湖南、河南演出归来的已是6月了，一个星期天上午，天气较热，团内来了一位个子不高，胖胖的，满脸充满帅气，两眼炯炯有神的男子，他下身穿了条浅色西裤，皮鞋锃亮，上身穿了件格子短袖衬衣，拿了把大纸折扇在西侧的一个大房间里和大家聊天，由于当时他是单身，所以听他说话的人不但有我们民乐队的，还有演员队的一些年轻女演员，向别人一问，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刘明源，我也凑近去听他聊天。他谈话幽默，绘声绘色，经常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讲的两件事我至今记得。一件事他们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时，在莫斯科上街没带翻译，结果迷了路，几个人都不会俄语，找到警察和人家比划，警察很友好，看他们比划吃饭的动作，有人急的甚至说出了日语米西米西，警察以为他们没钱吃饭了，立刻掏出卢布来给他们，几个人急忙摆手，捏捏、挠挠都用上了，表示不要，警察摇头表示不解，其中另一个人突然想到旅店不能光吃饭，还得睡觉，于是比划完吃饭又比划睡觉的动作，警察点头似乎理解了，叫来一辆警车向司机嘱咐了几句，司机就拉着他们几个转了好几个宾馆饭店，终于到了他们下榻的饭店，原来离他们迷路的地方也就几百米。另一件事是板胡演奏家张长城眼睛高度近视，他们住的饭店二楼到一楼的拐角处都设有一面衣帽镜，方便客人下楼正正衣冠，张长城每次上下楼都看到一个人向他迎面走来，他都要非常礼貌地闪在一旁向对方鞠躬问好，几次下来，都没有人过去，走到拐弯处用手一摸，原来是面大镜子，才知自己上了当。另外一次在一次招待会上，对面一位女同志穿了一件胸前带红花的毛衣，张长城以为桌子上放了西红柿，拿着筷子就去夹，结果没够着，又站起来往前够，大家故意看他出洋相，示意都不吭气，筷子尖差点戳到那位女同志胸上，女同志叫了起来，他才发现自己搞错了，急忙道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刘先生又讲起了演奏，边说边拿起旁边一件中胡就拉起了起来，那优美的声音把所有的人都迷住了，原来他拉的是《草原上》。当时，建筑文工团鼓励年轻演奏员向团外专家学习，并予报销学费，我当时就产生了拜刘明源为师的强烈想法。我团的板胡演奏家郭思勇老师与刘明源是好友，刘先生走后，我向他表示了我的愿望。郭老师说，下次他再来你直接和他说，他这个人好说话，一点架子也没有。后来又一个星期天，刘先生又到团里做客，快聊完的时候，郭思勇老师向我示意向刘先生表达。我怯生生的说：刘先生，我想拜您为师学艺行吗？刘明源说，你叫什么名字？是拉什么乐器的？我说：我叫陈御麟，是拉二胡的。刘先生说：我是拉板胡的，二胡我可教不了。这样吧，你既然那么想学，我就给你介绍一个我们团的人教你吧。过了两天，他通知我到西城区帽儿胡同他们乐队的住处，将我推荐到许业富老师那里。和刘先生学板胡当时，许老师和刘先生都住在一个院里，几乎每次上完课我都要去先生那里看看，每次刘先生都要问我学了什么，让我拉给他听，每次拉完，他都要对乐曲的风格，运弓的力度变化做些指导，特别是学《草原上》、《牧民归来》两首中胡曲，他更是一招一式的给予指导，如马头琴特有的由慢到快的三度带滑音的颤指，特殊的装饰音，无痕迹的换弓等，使我终生受益。有一次我问先生：“刘老师，您的二胡、中胡都拉得这么好，干嘛说您是拉板胡的，教不了二胡呢？”刘先生神秘的看了看窗外，看到没人（当时的平房不隔音），小声和我说：“不是每课有几块钱学费吗，大家工资都挺低（当时的演奏员大多工资都在三四十元左右），干嘛都让我挣了啊，也让别人挣点儿嘛。”年4月建筑文工团撤销，全体合编到海政文工团，合到一起后六百多人要砍掉一多半，每个人都要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去留完全听从党的召唤”。在合编后的体检中，医院查出我有风湿性心脏病，体检证书写着“不宜部队工作”六个大字，我的心情十分沮丧，心想我肯定得走了。当去刘先生家谈起此事时，刘先生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别紧张，也没必要和你们领导主动说，好像你不愿意在军队工作似的，真要让你走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听了刘先生的话，我的心情平复了，在团里正常学习和训练。只见今天谈三个，明天谈五个，乐队谈了二十多人就是没找我。7月份的一天，乐队队长任一平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团里准备复排《红珊瑚》，板胡没人拉了，决定让你兼任板胡。”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本想说“医院体检不是说我不宜部队工作吗？”一想到刘先生的话，立刻转口说：“我没拉过板胡。”任一平说：“你的老师不是刘明源吗，找他去。”我问：“学费怎么交？”任一平说：“这我倒没想到，团里过去没报过学费，我向领导问问，你先去学了再说吧。”于是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刘先生家。刘先生一听领导安排我拉板胡，说：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你业务不错，不让你走了。然后就叫我坐下，给我讲起了板胡的持弓、运弓和左手的隔指按弦法。临走我说起了学费的事，拿出了5块钱准备自己交。刘先生推给我说：“拿回去拿回去，你那点工资（当时我的工资是30多元）交了学费你还吃饭不吃饭？”从此没收过我一次学费。一次上午上课不知不觉练到了十一点多，刘先生出去了一趟又回来听我拉琴，还不时地给我纠正一下，等上完课我要走时，见桌上摆着一碗鸡蛋炒饭和一碗紫菜汤，原来是刘先生让他母亲做了端进来的。刘先生说：“这都几点了？回去你们食堂早关门了，吃了饭再走”，我当时眼圈发热，说：“这怎么能行？现在鸡蛋那么紧张，再说我也没带粮票……”刘先生说：“我不是专家吗，我的粮票够用，鸡蛋每月都有补助，够吃，有富余。你就放心吃你的吧。”我一边吃眼泪止不住偷偷掉到饭碗里。在与刘先生几十年的交往中类似这样的吃饭就更是数不清了由于任务紧，我三天两头去刘先生处上课，一个多月后我就担任了《红珊瑚》中的多处板胡领奏，还拉了其中一段京胡领奏。由于完成任务比较好，领导挺满意，后来又让我担任了高胡演奏，以后我平均两周去上一次课，不但和刘先生学板胡，还学起了二胡、高胡。一直持续到了文革爆发。刘先生的教学从来不保守，更不故弄玄虚，对我从来没有说过狠话，只要稍有进步就说，不错，或还可以，回去再努力练练会更好。有时多次没达到要求，他顶多说一句：“小子唉！这可不行啊！你走神儿了”。他说的还真对，我确实是精神没集中。在他再次示范后我立即有了改进。他说：“这就对了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和刘先生学了板胡曲《翻身的日子》、《大起板》、《红军哥哥回来了》、《山东小曲》、《马车在原野上奔驰》、《喜车红马送粮忙》、《云雀》《革命歌曲连奏》，高胡曲学了《平湖秋月》、《步步高》、《旱天雷》、《春到田间》、《赛龙夺锦》等，二胡曲学了《河南小曲》、《江河水》等。那时出版的曲谱很少，许多刘先生的曲目根本没有出版，就是出版了的也都不准确，基本都要自己抄谱，更没有现在的小型录音录像设备，全凭听先生的演奏用笔将先生演奏的指法、弓法和滑抹音，在谱上标记出来，先生看了以后再将我记得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修改，然后我照着拉，先生听，再修改。这种学习虽然不如现在先进，但记得牢，几十年都不会忘。当时我工工整整地整理了一份我和刘先生学习所有板胡曲的曲谱，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以拉京胡考进来的小青年，看他挺聪明，但光拉京胡今后肯定没前途，就偷偷教他学板胡，还把这份谱子借给他，没想到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这份谱子再没还给我，留下很大遗憾。刘先生说学艺一次刘先生指导我广东音乐《春到田间》时即兴拉了几首其他广东乐曲。我问：“您是天津人，怎么广东音乐拉的这么好，是跟谁学的？”先生说：“是偷的。”于是说起了解放前天津闽粤会馆有一批广东客商，这些人经常聚在一起唱粤剧，奏广东音乐，刘先生非常喜欢，可又拜师无门，于是他主动给人家打杂儿，帮人家搬桌子、端椅子，清扫舞台，散场后利用帮人家收乐器的机会把他记在心中的旋律用粤胡（现在叫高胡）摸几遍，再敲敲扬琴，弹弹秦琴，就这样，他学会了几十首广东音乐。一次指导我练《草原上》，说起前面那段散板长调的味道时，先生说，这是我向蒙族马头琴老演奏家色拉西偷的。年他们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配乐，其中一段马头琴独奏请来了蒙族演奏家色拉西，在色拉西练琴的时候，刘先生就站在一旁看和听，老先生挺保守，一看见有人就不拉了，后来刘先生想拜他为师学习马头琴，老先生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这个乐器难得很，你学不会。刘先生后来改变了方法，躲在他看不到的地方看他拉琴，一次趁他不在时，刘先生拿他的马头琴试了试手，立刻明白了蒙族马头琴音乐的奏法，后来用在了中胡独奏《草原上》的创作和演奏中，并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金奖，从此将中胡这件从未受到人们重视的乐器开启了独奏的里程碑。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部组织了一个出国团，有个舞蹈《草原女民兵》，其中蒙族风味十足的主题音乐原配器的乐器怎么都奏不出那种感觉，后改为由刘先生用中胡独奏，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演出时，旋律一出就艺惊四座，全场观众甚至为这段独奏热烈鼓掌。还有一次在刘先生家听先生拉京胡，中间突然用弓子打起了嘟噜，我非常惊讶，问这是怎么奏出来的？先生说这没什么难的，学问在这个弓子上，把弓尖部分锯掉换成竹劈，马尾较长，持弓时缠在右手无名指上，需要打嘟噜时用无名指一绷劲就出来了。先生还让我试试，结果我试了半天也打不出来。我问，您这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先生说，我这是在河南农村四清时向一位民间艺人偷的。当时我们经常要为社员演出，有时和他们联欢，一次联欢演出时，看到一位老艺人京胡独奏中间打起了嘟噜，当地叫嘟噜胡，他一下台我就向他请教，他说，这个东西不好学，没有十年八年拉不出来。于是每次演出我都在台侧观察他的运弓，没几次我就会了，一次演出中，我也拿起嘟噜胡做了独奏，老先生听后十分惊讶，我就告诉他是和他学的，老先生连说你太聪明了！太神奇了！。刘先生说：“旧社会常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老艺人有点绝活绝不轻易教人，你们现在的条件太好了，老师毫无保留的教你们，你们要珍惜。”刘先生还说：好的演奏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而是靠自己内心的领悟和刻苦的训练，单纯照老师教的拉，模仿的再像也没出息。刘先生说的确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他几乎能熟练的掌握十几种胡琴，能奏出各种南腔北调，而且扬琴、琵琶、三弦都能演奏，可他却没有一个正式老师，但他却到处都是老师，他对音乐的记忆和领悟有着常人无法相比的奇异功能，是一位超级的天才大师。这点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可以这样讲，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位胡琴演奏家能和刘明源先生比肩。自左至右：陈御麟与刘明源先生刘先生为刚恢复的民乐队写曲子年参加第四届全军文艺会演海军决定以我们演唱队为基础排演歌剧《刘胡兰》，但拿来的完全西洋管弦乐的总谱，当时的领导准备用歌舞团的管弦乐队再借一些外团的人来完成，这就把我们民乐排除在外了。为此我多次向领导要求修改配器，把我们民乐加进去，我主动要求修改第一场，当时领导同意试试，并由任一平、王福林、周润通分别担任其他场次，我们的修改突出了民乐主奏，管弦乐基本担任加强和声、复调和烘托气氛的作用，排练突出了民族风格，演出获得全军优秀奖。海军决定以此为基础恢复海政歌剧团。当时我和一些搞民乐的老同志一心想在歌剧团恢复民乐队，但是争论很大，包括一些主要领导在内的很多人都不同意。他们主张建立一个西洋单管乐队加几件特色民族乐器，说什么样板戏都改成管弦乐了，民乐表现不了现代生活，表现不了海军，更表现不了革命英雄。我多次找海政文化部领导汇报我们的意见，认为歌舞团有一个管弦乐队，歌剧团再搞一个属于重复建设，我们的歌剧是民族歌剧，原来就是民乐队，连《水兵之歌》都伴奏了，而且还拍了电影，怎么能说不能表现部队生活？另外民族乐器每样都能独奏，和部队官兵有天然的亲和力，非常受部队欢迎，这点西洋乐器达不到。我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文化部长陈晓、高文彬支持。但是，歌剧团仍旧在招收西洋乐器演奏员，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在新到任的海军政治部邓楚白主任作报告时，我大着胆子给首长递条子，要求就歌剧团乐队建设向首长反映我们的意见。没想到当天下午首长就接见了我们。于是我和张继贵、孙宝忠几位老同志向主任汇报了上述想法。邓主任说：“我生长在鼓浪屿，那里是钢琴之乡，西洋乐器很普及，可我听起民乐来还是感到很亲切。《红珊瑚》我看过多遍，很好嘛！歌剧团恢复民乐队，我支持。”为此高文彬部长专门到歌剧团讲话说：歌剧团恢复民乐队已经定了，一些人再在招生上搞阳奉阴违，我们就将他按搞地震来处理！就这样，乐队建设的分歧算是告一段落。这一切我都在去刘先生家聊天时向先生作了汇报，得到了先生的热情支持和鼓励，还给我讲了不少他们在亚非拉美以及东欧国家演出受欢迎的盛况，我记得较深的是他们第一次到东欧出访是为杂技伴奏，结果演出完了观众不走，非要乐队再给他们演奏一遍，结果每次演出后乐队都要单独开演奏会。每到一地当地的华人华侨都要到后台看望他们，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一些外国人看到中国乐器奏了他们国家的的乐曲非常激动，甚至跟着跳起舞来，他们感到非常神奇，还到后台参观乐器。先生说，为什么国家出访都派民乐呀？因为这是咱们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咱是祖师爷，而且一直发展到现在。小提琴、钢琴奏得再好祖师爷是人家。特别是国外的华人华侨看到国家派民乐队过去，听到了乡音，一下子就拉近了他们和新中国的感情。所以周总理说我们的艺术团能起到外交部起不到的作用。民乐队成立了，达到二十六七个人，必须进行训练和整合才能进一步达到统一。我认为应当排练一首具有自己特色的海味儿乐曲，征求先生意见。先生说：我给你们写一首怎么样？我说那太好了！过了十来天，先生将一首名为《西沙我可的家乡》的主旋律谱交给了我，并在上面标了和声功能记号，这首乐曲具有浓郁的闽南和广东音乐风格，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表现了浩瀚美丽的南海，第二部分表现了渔民的生产劳动，最后一部分表现了欢庆丰收，旋律非常优美。先生说：你拿回去配器吧。我说，我以前只配过十几个人的小乐队，没配过大乐队，配不好把您的作品糟践了。先生说，你大胆去干，有问题我帮你。于是我通过半个多月的努力，完成了配器，记得第一段用了乐队全奏加上定音鼓和吊镲，第二段以木琴和弹拨乐为主，其中一段广味十足的旋律使用了软哨唢呐，最后乐队全奏并使用了排鼓、云锣和十面锣。其中的和声并没有完全按先生标的进行，我给先生审查总谱时特别说明了这一点。先生说：没关系，只要基本符合规律，好听就行，我们奏的不少曲子都是在赶任务，哪有时间先写总谱啊，就是大家凑到一起演奏，在演奏当中进行调整，然后就进棚录音，事后有的曲子要出版，才整理出总谱来。排练时先生到场亲自指导，效果不错，乐队员们都很高兴，向刘先生表示感谢，先生对我的配器也很满意。然而当时团里和乐队的某些领导对民乐不太喜欢，对此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排练后就没了下文。先生说，你把总谱给我吧，以后有机会我们排练录音。这是刘先生对我创作的第一次信任和培养。刘先生要我为他写小传年夏的一个星期天，我去看望刘先生，在闲谈中，刘先生拿了一封天津地方名人录（也可能是地方志，现在记不准了）的征稿函递到我的手里说：“御麟儿，你看看，就交给你替我写吧。”我看后没有拒绝，我说：“您说怎么写吧。”先生说：“我说，你记，然后整理出来就行了。”于是先生就讲了起来。在先生的讲述中我一边儿记一边儿插话问一些我没记清的问题。从此我较全面、详细的知道了先生的家庭，学艺成长的过程，参加工作及演奏、教学的历程等。先生讲完后，我拿出稿纸整理出大概多字的文稿。先生看过后，小改了几处，我又誊抄了一遍，先生看后说：“挺好，就这样了。”中央电视台导演丁朝原女士对民族音乐非常热心，年也可能是年（年头记不准了）5、6月的一天，丁朝原导演和我说：“前不久我路过录音棚听到刘明源在录音，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听到刘先生的亲自演奏，奏得太好了！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为刘先生拍一部电视专题片，你看怎样？”我说这太好了！丁导说：“那你帮我联系一下刘先生，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当晚我就给刘先生打电话说了丁导的意思。刘先生非常高兴，让我约丁导到他家里具体谈。第三天，我和丁导一起到了刘先生月坛北街的家中，刘先生还特约了新影厂资深编导王进东先生到家共同策划。通过深入交流，决定分几个部分：一、介绍先生的从艺和演艺经历（包括在国内外的演出活动）；二、介绍先生演奏的高音板胡、中音板胡、二胡、高胡、中胡、京胡、坠胡等多种民族弓弦乐器的独特风格、多种技巧和细腻的处理以及对乐器的改革；三、介绍先生的创作和教学。在为该片定名时，王进东先生提议总标题为：《洒向人间都是情》，大家都觉得这个标题起的好，一致通过。在研究由谁撰稿时，刘先生看着我说：“御麟儿，这事儿就由你来吧。”我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拍全面介绍您的专题片，这个分量太重了，我哪儿承担得起呀？我建议请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或一位文学家来做。”先生说：“我不看重这个，真找他们来还不见得写到点子上，这几年你在学会办报，写的文章我都看了，写的不错，写这个我看完全能胜任。”丁朝原也说：“御麟儿，我看你也行，上次学会五周年的专题片你的撰稿写得相当不错，你就别推辞了。”就这样，我领命担任了撰稿。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受到了民乐界的广泛好评，这是中央电视台唯一的全面介绍刘明源先生的专题片，年先生仙逝后成了永远的绝唱。刘明源先生年高雄演出请柬刘先生题赠我他赴台湾高雄演出的请柬台湾有一大批国乐（大陆称民乐）爱好者，无论是从事专业演奏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对大陆民乐发展非常崇拜，刘明源在他们那里早已是大名鼎鼎，尽人皆知了。年8月，刘先生应台湾高雄市当局的邀请，作为大陆首个赴台的著名演奏家，在台湾演出讲学一个半月，引起了台湾国乐界和民众，特别是大陆在台老兵的轰动，受到了极为热烈地欢迎。先生回到北京后我去看望他，先生非常高兴地向我讲述了他高雄之行的方方面面的盛况，我把它简记了下来，回家后写成了一篇报道。题为：《丝竹管弦寄深情海峡两岸共传承——著名胡琴演奏家刘明源先生访台小记》这篇文章写好后，我拿给先生审阅，先生看后十分满意，同意发表，还拿了一张他在高雄演出的请柬送给我，并在上面亲笔写了：“御麟留念：希望你不断为弘扬国粹而奋斗！老师六十二岁于高雄”这篇报道我先寄给了白宙伟发表在《北京晚报》，后又于年11月15日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刊《中国民乐信息》上发表。先生赠我的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先生的题字一直在激励着我在困境中不断奋斗。刘先生扶植我写作品刘湘是唯一继承了刘先生演奏的儿子，四五岁时就开始学胡琴，年进了海政歌舞团的民乐小组，担任板胡、二胡、高胡演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卞小贞独唱的伴奏，有时担任板胡独奏。年，海军决定撤销歌剧团，全部合并到歌舞团，我开始和刘湘在一起。刘先生对刘湘十分严格，在我到刘先生家中时，印象中刘先生从来没有夸过他，有时谈起某首乐曲或某人的演奏时，刘湘偶尔插话，先生立刻说：你懂什么？你还差得远，一边呆着去！我曾经和先生说：您对刘湘是不是太严了，其实他挺有灵气儿的。先生说：他太小，根本不懂学艺的艰辛，绝不能惯着他，你在团里对他要严格要求，该说就说，该打就打，别顾虑我的面子。年春节。我到先生家拜年时谈了我的想法。我说：我团民乐面临危机，以后肯定要大裁人，明年要搞全国优秀民族器乐调演，要求要有一首新作品，我希望给刘湘写一首自己的作品。刘先生说；“你的想法有道理，我完全支持。这样吧，双千斤板胡的曲目很缺，你就琢磨琢磨给这件乐器写一首吧，你们是海军，作品总得挂上海味儿，否则在你们领导那里可能通不过。我看《红珊瑚》的《珊瑚颂》就挺适合双千斤板胡发挥的，你就用这个主题搞吧。”过了几个月，我将写出来的初稿《红珊瑚主题随想曲》向先生汇报，先生对整个曲子的发展都很满意，就是觉得引子不好，不像协奏曲的开始，我改了几遍都不理想，后来还是听了副团长鞠真的提示，听了管弦乐格里格的《早晨》得到了启发，改成了由铝板琴到笙再到竹笛的小三度上行移调引出乐队全奏，好像一束美丽的珊瑚从海上飘起幻化成一位美丽的渔女。刘先生听后十分满意，让我配器。年，我和几位搞民乐的老同志极力推动将原歌剧团、歌舞团、曲艺队三部分民乐近40人合在一起，排练了不少曲目为国际台录音，其中包括这首协奏曲，排练当中因指挥嫌太长，太罗嗦为由删掉了几处，后向团里作了业务汇报后，这首曲目不了了之。年香港龙音制作公司决定出版刘湘的演奏专辑，刘先生把我找去告诉我，要将那首双千斤板胡协奏曲作为主打曲目，要我把以前被删掉的部分完全恢复，并要按中央民族乐团60人的编制重新配器而且由刘文金先生指挥录音。这么大的信任我真不敢承担，说：“我是个无名小辈，从来没配过那么大乐队，而且中央民族乐团要求很高，一些演奏员十分严苛，如果配的不理想，真引起人家骂街就麻烦了。”刘先生说，既然让你搞，就是信得过你，你大胆干，我相信你一定能配好，你没必要顾虑那么多。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我将这首作品进行了重新配器，并改名为《珊瑚幻想曲》交到先生手里，过了几天，先生把我找去说，我看配的可以，已经交到刘文金手上了。说完后又交给了我一份板胡独奏《黄河恋》主旋律谱说，这是舞蹈学校宫小明和歌剧院柏淼写的，有一定基础，但太杂太长，你拿去大胆修改，改后给我看。看到先生这么信任我，我也就没推辞。我感觉得其中的一段主旋律写的很美，很有特点，其中的快板写的也很不错，特别是最后引用了《秦王破阵乐》的片段，很有气势。我首先将主题确定为对黄河历史的赞叹和中华民族的奋斗以及看到中华腾飞的曙光。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大的删改和调整，加进了一段慢板，全曲使用了高音、中音两把板胡。改完后刘先生很满意，让我配器。当我将《黄河恋》的总谱交给先生后，刘先生说：“我要和你说两件事，第一，你将《珊瑚幻想曲》刘明源、陈御麟作曲的刘明源擦掉，这首作品就是你写的，没有必要把我的名字写上，不过其中使用了王锡仁、胡士平的《珊瑚颂》要在乐曲介绍中写明，同时要给人家作品使用费。第二，将《黄河恋》中陈御麟修改配器改为宫小明、柏淼、陈御麟作曲。”我说：“《珊瑚幻想曲》主题就是您出的，整个过程您作了多次指导，花了不少心血，没有您的关心，这个作品不可能出来，您作为第一作曲者完全应该。《黄河恋》是人家的原作，我只是奉您的命进行修改，把自己的写成作曲者人家会有意见。”先生说：“《珊瑚幻想曲》题目是我出的，但整个文章都是你做的，至于中间我提了一些小的修改调整意见也是我应该做的，哪有老师出题目学生做作文后都要把老师写成作者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至于《黄河恋》，你不但做了大的调整删改，而且还加进了你的东西，你是作者之一完全应该，宫小明、柏淼那里我去和他们说，他们不会有意见。”后来在“95中国乐器国际大赛”中刘先生还让刘湘用《珊瑚幻想曲》参加比赛，得了二等奖。这就是先生高风亮节，无私坦荡的胸怀和对音乐创作的严肃态度以及对我这个学生的真诚关爱，是我永志不能忘怀的。录音是在总政军乐团录音棚，刘明源先生亲自到场，和我一起监听。当时我紧张的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就怕因我总谱出错引起乐队改谱。结果谢天谢地，也许是先生给我布置的任务我特别认真，也许是佛祖保佑，两首将近50分钟的大作品竟然没有出现错音问题，录音非常顺利。乐队和刘文金先生都给与了赞赏。刘明源先生更是高兴，头一次对刘湘表示了夸奖，说：“儿子啊，拉得不错，继续努力”。然后把我叫到一旁说：“我有个想法，就是把《嘎达梅林》搞成一部中胡协奏曲，在我70岁时搞一场音乐会，我亲自演奏。你琢磨琢磨，和我合作。”我当时想，刘先生离70岁还早着那，到那时请哪位大家都会愿意给他写的。于是点了点头，事后就没再想。没想到刘先生第二次去台湾前问我说：“御麟儿，我上次和你说的事儿你琢磨了没有？”我问:”琢磨什么？”先生说：“你怎么忘了？就是《嘎达梅林》的事儿啊？”我说：“您真让我和你合作啊？我的分量哪够啊？”先生说：“你别想那么多，我要认为你不够分量能找你吗？你认真考虑考虑，等我回来咱们具体研究。”这下我真得当回事了，于是我听了辛沪光的《嘎达梅林》和大提琴、马头琴等演奏的《嘎达梅林》，设想了“怀念”、“牧歌”、“起义“、”悼念“四个乐章的框架及序曲和四个乐章的主要音乐主题片段。
没想到先生到台湾后身体就出现了问题，坚持完成了演出回来后，我去看他，见他脸色及身体状况明显不好，说话也有点气短了，本来想和他汇报我的想法，一见他这样，就劝他好好治病，好好休息。先生说：“我的病没事儿，中医说了，我这是两地气候不适，再加上过度劳累，认真休息一段时间，明年开春就能缓过来。咱们说的协奏曲的事儿，你继续琢磨着，等我好了，咱们再具体研究。”没想到先生的病越来越重。到年春节初二（2月20日），我去给先生拜年，先生的状况十分不好，人瘦的不成样了，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我将我刚刚出版的《五线谱入门》送给刘先生，先生拿着书看了看，向我点点头，又伸了一下大拇指，一句话都没说。这么长时间，医院看病，也没和学校说明，先生夫人浣沙说：“医院，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一定要通知中国音乐学院，医院治病。”我还和先生说：“您嘱托我的事儿，我已经琢磨的差不多了，医院治病，等您好了和您研究，我们还等着为您过70大寿，听您的演奏呢！”。临走，先生突然把我叫住说：“御麟儿啊，原定今年五月还要到台湾去，现在看来是去不成了。”他要我给台湾的有关朋友写信告知，并代他表示歉意。没想到初三的一早就接到刘湘的“我爸夜里走了。”先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这件事成了永远的遗憾。我决定完成先生的嘱托，一定要实现先生的遗愿。这不但是歌颂嘎达梅林这位民族英雄，更是对刘先生的怀念和纪念。
在年春节初三研究刘先生后事时，我当着先生的夫人浣沙、儿子刘湘和刘长福、沈诚、习强、王宜勤、柏淼、宫小明等弟子和好友的面表示决心要完成先生的嘱托，把中胡协奏曲《嘎达梅林》写出来，以实现先生的遗愿。大家一致表示支持，并希望能尽快写出来。在刘先生告别仪式后，我几乎天天琢磨这首作品，总希望能找到先生生前对这部作品的设想的文字哪怕是只言片语，但当时一点发现也没有。在一次与先生的夫人浣沙整理先生以前的一批录音小样磁带时，在一个没有任何文字目录的小段集锦的磁带中突然听到刘先生用中胡拉的《嘎达梅林》，整个大概在四、五分钟左右，这显然是先生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初为电台或唱片社组织的小乐队录音。我听后头脑中好像闪了一道灵光，整个思路似乎全部展开了，立刻把它复录下来，回到家中把录音的主旋律以及刘先生的特殊演奏手法尽量完整的记录下来，以尽量能在作品中能体现出先生的风格。就在这时，可能由于前段先生丧事心情的沉痛和劳累，我的心脏出现了房颤，住进了医院，我带着一打稿纸住进病房，每天都在病床上写作，我的主治医生朱智明和护士长都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的病要休息，老这么写对你的治疗可不利呀！我说，我受到我的恩师刘明源先生几十年的关爱，他的嘱托不完成我睡不着觉啊！医生受了感动，晚上不但不再催我睡觉，还让我到医生办公室去写，每天写到晚12点甚至一点，我的稿纸不够用了，医生还拿了一本空白病历纸给我用。就这样，我用病历纸完成了《嘎达梅林》的初稿。也许是感动了上天，也许是先生的在天之灵的保佑，我的房颤竟然在一次食道B超的检查中歪打正着，在突然停跳了数秒钟后，出现了奇迹，没经过任何其他治疗就恢复了正常的窦性心律。事后我和朱医生说：“你可以写篇论文，标题就叫《食道B超可治疗房颤》。”朱医生说：“你还开玩笑那，当时可把我们紧张坏了，心跳再停几秒钟你可能就回不来了！这完全是一次极其偶然的事，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又经过几天的观察，我的心律保持了正常。于是我带着《嘎达梅林》的初稿出院了。出院后，香港龙音公司董事长、刘先生的生前好友谭耀宗先生，决定支持纪念刘明源先生诞辰65周年刘湘胡琴独奏音乐会，并出唱片，我向谭先生哼唱了这部作品，谭先生表示满意，决定录音，让我抓紧配器。在纪念刘明源先生音乐会上由刘湘首演。在年6月北京音乐厅的纪念刘先生的音乐会上，这首作品由刘文金先生指挥中央民族乐团协奏作为最后一个节目上演，获得全场观众的极为热烈的欢迎。事后，对蒙族音乐情有独钟的刘长福先生于年将这部作品带到新加坡狮城华乐团《蒙古英雄》专场音乐会由郑朝吉指挥演奏了这部作品，同样受到了新加坡观众的热烈欢迎。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首届“胡琴艺术节”上，刘长福先生又上演了这部作品，同样受到各地前来的演奏家、指挥家、作曲家、理论家以及音乐院校学子们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这部作品所以能得到这样的效果，主要要归功于刘明源先生，没有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几次催促，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要写一部中胡协奏曲，如果没有发现刘先生的录音小样，很可能达不到现在的效果。因此，我在总谱扉页上特别写明：“献给恩师刘明源先生，根据刘明源先生的生前嘱托和部分素材创作完成”。另外就是演奏家的再创作，特别是刘长福先生，主动将作品拿去演奏，并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我感到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聆听到先生对这部作品的具体想法和要求，只能由我自己独立创作完成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和不足的话，只能是我这个弟子的水平所致，希望先生的在天之灵能够谅解。台湾谢佳薰小姐主持刘明源先生音乐会我为刘先生写生平年2月21日（大年初三）上午，我接到刘湘电话说，刘先生于夜里去世了。我立即赶到先生月坛北街的家中，家中除先生夫人浣沙女士、儿子刘湘外，已有习强、沈诚、刘长福、王宜勤、柏淼、宫小明等多位弟子好友赶到先生家中，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后来，沈诚还是刘长福说了一句，大家别光顾着悲伤了，还是研究正事儿吧！浣沙女士说，我心已乱了，你们研究吧。沈诚说：我初步想了这么三件事儿，第一、要写一篇全面介绍刘先生的生平；第二、尽快通知先生的亲属、弟子和生前好友；第三，确定先生遗体告别的时间。大家都同意。在研究让谁撰写先生生平时，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刘长福说，我看御麟儿可以承担这件事儿，怎么样？大家先后表态，一致同意，最后征求浣沙女士和刘湘的意见，他们也表示同意。分量这么重的文章，我本来想推辞，一看大家挨个表态让我写，心想在这个场面下，我推辞不好，反正明天还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就说，我绝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一定尽最大努力完成好任务。并表示，我要完成刘先生的遗愿，一定要把中胡协奏曲《嘎达梅林》写出来（写作过程前已所述）。得到大家的一至支持。回到家中我一夜未睡。首先我感到这绝不是一篇简单的生平，而是对刘先生的一篇祭文，要写得全面、深刻、生动、形象。就在我冥思苦想时，好像看见先生在我面前微笑着对我说：“御麟儿，我相信你，你大胆地写，一定能写好。”从当晚九点多开始，与先生三十多年的交往一幕幕的在我脑海中显现，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多，我终于用我刚学会不久的电脑将《刘明源先生生平》写了出来，又反复修改了几遍，然后用打印机打了出来。这篇先生的祭文是在我手头没有任何完整资料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全凭三十多年来与先生的交往的言谈记忆和为先生《洒向人间都是情》撰稿的记忆以及白天浣沙女士诉说的先生生病后的表现的记忆写出来的。上午九点，我赶到了先生家中，比昨天又多了一些人，我记得有张殿英、贝宇杰、苏敏、李继奎等人，客厅挤得满满的，有的人来后看到人太多。表示了哀悼和慰问就撤了。家中电话也不断，有国内的、海外的，还有文化部、九三学社、北京市等领导单位的。场面稍微安静时，我将我连夜撰写的《刘明源先生生平》给在场的人念了一遍，又请浣沙女士和沈诚、刘长福等在场的人传阅了一遍，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写得全面、深刻、生动，充满了感情，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我说：“既然大家没有异议，我建议以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和中国音乐学院办公室的名义公布。不要署撰稿人名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殿英当场表示同意。中国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沈诚表示要拿回去给院领导审阅，第二天打“院办完全同意你撰写的这篇刘先生生平，只加了一句‘并培养出我国第一个板胡专业硕士研究生。’”我表示完全同意。年3月2日上午9时刘明源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这篇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中国音乐学院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刘明源先生生平》，发到了每位前来吊唁者的手中。年6月5日，《中国民乐信息》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人民不会忘记他今天是年羊年初一，距刘先生逝世19周年还差两天。昨晚听到电视中频繁出现的《喜洋洋》、《幸福年》的音乐，激起了对先生更加深刻的怀念。那年先生逝世，引起了海内外民乐、国乐、中乐、华乐界的好友、弟子和各界好友的震惊和悲痛，以各种方式对先生进行了悼念和追思。为此，我以宋敏的笔名写了一篇综述，题为《人民不会忘记他——记各界人士深切怀念刘明源先生》发表在年6月5日出版的《中国民乐信息》。后记：《忆恩师刘明源先生》终于在先生逝世19周年前夕写完了。作为与先生相交近36年的弟子，总感到先生对我的支持、培养、帮助太多，而我为先生做的事太少。在我进入70岁时写的这十几篇回忆，算是对先生的一次感恩报答吧。我常想，如果真的有另一个世界，将来我到了那个世界，一定还做他的学生。一些人有一种说法，就是刘先生虽是个大家，却没写过大作品。我认为作品不在大小，而在他的影响，近年来我们所谓专业化的大作品确实出了不少，那些教授、博士写的大作品有哪一部能与刘先生的《喜洋洋》、《幸福年》等流传使用率相媲美？先生去世后的这19年，凡逢年过节的大型庆典到老百姓的婚礼、家宴、及至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无不响彻了《喜洋洋》、《幸福年》的乐声。他的作品优美、通俗，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接地气，而且会永久的流传下去。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所谓专业作曲家们倒真应该学习刘先生，在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小”作品上狠下功夫。
文/陈御麟年2月北京中科医院曝光补骨脂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