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原左联成员，曾与冯乃超、夏衍等人一起创办艺术剧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孟超，在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的支持下，创作了深受广大观众赞赏和戏剧界好评的新编昆曲《李慧娘》。谁知，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康生为洗脱“嫌疑”，竟“翻脸不认帐”，态度来了个度大转弯，他串连江青，制造了一起文艺界的罕见冤案：将《李慧娘》打成“反党毒草”，将孟超定为“叛徒”，开除党籍，最后终使一代戏剧名家含恨辞世。
创作《李慧娘》前已是文艺界名士
孟超（—），原名宪启，又名公韬，字励吾，笔名东郭迪吉、林青、林默、迦陵等。山东诸城城关镇人。
孟超自幼好学，兴趣广泛。年毕业于其父、叔创办的敬业国民学校，旋即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年考入济南省立一中，同年底，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开除。年，“五四”运动波及诸城，他参加徐宝梯（陶钝）等组织的“反日会”。年秋，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投身革命活动。年“五卅惨案”后，返原籍发动组织“五卅惨案后援会”，是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值国共合作，他任国民党上海大学区分部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干事。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被查封，辍学。不久赴武汉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后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同年出版首部诗集《候》。年在上海与蒋光慈、阿英等人组织太阳社，创办春野书店及《太阳月刊》，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翌年冬，与冯乃超、夏衍等人创办艺术剧社，倡导革命文学。
年4月起，孟超相继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行动委员会宣传委员、上海市总工联宣传部长。年3月，组织沪西纱厂工人罢工，被捕。次年7月保释出狱，自此与党组织失掉联系。遂辗转北平、山东等地，以教书、撰稿谋生。年夏，在青岛与王统照、老舍、臧克家等创办《避暑录话》文艺副刊，并为之撰文。
“七七事变”后，孟超投身抗日。翌年起先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宣传队长、三十一军政治部干事、广西绥靖公署国防艺术社总干事等职。年夏，赴桂林文协分会工作，任桂林文协理事，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并致力于杂文、历史小说创作。年8月与夏衍等创办杂文刊物《野草》。年辑杂文为《长夜集》出版。年秋，日军进犯桂北，他被迫转赴贵阳、昆明，并任昆明文协理事。年夏到重庆，任《萌芽》月刊编委，先后兼教于中正中学、西南大学。同期，还参加编辑《西南日报》副刊“高原”。年6月，他参与学生抗暴斗争遭反动当局通缉，只身去香港，任《大公报》旬刊“漫画漫话”、《新民报》“艺术周刊”编辑，并为《大公报》《文汇报》撰稿。年7月参加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任编辑，同年11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初由香港取道朝鲜赴东北、华北解放区。回大陆后历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委员，总署图书馆副馆长，出版总署图书期刊部秘书，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年调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
孟超曾在我国文坛上驰骋半个世纪。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民党统治区，他长期从事着革命文艺活动，生活刻苦，写作勤奋，有诗集《候》、《残梦》，小说集《冲突》，历史小说《骷髅集》等问世。孟超尤擅杂文，出版过《长夜集》、《赤偃草》等。他曾致力于野史、稗官小说之类，所写杂文别具一格，尖锐泼辣，针砭时弊，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国后继续活跃于文坛，兼务杂文、戏剧，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年冬天，他应北方昆曲剧院的约请，将《红梅记》改编为《李慧娘》，获得观众及戏剧界空前好评。也正是这部戏剧，带给了他含冤逝世的凄凉的晚年。
《李慧娘》演出后，获得广泛的赞扬
《红梅记》是明代戏曲作家周朝俊（夷玉）所作传奇剧本。写的是南宋时书生裴禹同卢昭容相爱，受权奸贾似道迫害，历经磨折终于结合的故事。剧中有贾似道侍妾李慧娘，因在西湖邂逅倾盼裴生而被贾似道杀害，进而拘捕裴禹。慧娘鬼魂与裴生相会，救裴脱难，并与贾似道面辩，突出地表现了慧娘的复仇精神和反抗性格。
此剧在明代有袁宏道删订本，徐肃颖改订本。后世昆曲及高腔，皮簧、梆子系统的大型地方剧种，均有据《红梅记》改编的剧目。孟超根据玉茗堂本《红梅记》，同时广泛搜集和研究了有关的剧种和剧目，如秦腔《游西湖》、川剧《红梅阁》、梆子《阴阳扇》、京剧《红梅阁》等，在此基础上，去芜取精，将原有34场的《红梅记》，提炼为6场的昆曲《李慧娘》。前后埋首书案一年，于年春夏之交完成了初稿。改定以后，年在《剧本》杂志第7、8期发表，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孟超改编本《李慧娘》，删去原作中裴禹与卢昭容的婚姻故事，集中刻画南宋末年太学生裴禹和奸相贾似道的宠妾李慧娘之间离奇、悲壮、纯洁的生死恋，突出反映了贾似道荒淫误国以及人民对他的斗争。全剧叙述贾似道偕众侍妾游西湖，被裴禹等太学生撞见。裴禹当面痛斥奸相误国害民的罪行。贾似道对裴禹恨之入骨，侍妾李慧娘见他英俊倜傥，不禁脱口称赞。不料被贾似道听到，怒不可遏，下令回府，将李慧娘杀死，埋在后园红梅阁畔；又将裴禹骗入相府，关在红梅阁里，准备第二天将他杀害。李慧娘死不瞑目，她的鬼魂又回到人间，到红梅阁与裴禹幽会，救裴脱难，并寻贾似道当堂辩论，痛斥奸相。新编本突出描写裴禹对南宋腐败朝政的抨击和李慧娘对奸贼贾似道的反抗斗争，突出了李慧娘的正义感，提高了全剧的思想性。经过改编，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李慧娘这个优美可爱，爱憎分明，伸张正义的复仇的女魂，揭露了权奸误国，写出了爱国的正义斗争。
孟超在《李慧娘》剧本的跋语中，特地说明他改编此剧的思想出发点，“不过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而已”。他说：“有人认为李慧娘生前懦弱，死后坚强，虽亦感人动人，毕竟是虚无空幻，寄希望于渺茫，也难免有过屠门而大嚼，聊以快意，无补于现实；但我则终以为生前受尽压迫凌辱，自刃当前，渐露与权奸拼死斗争之机，染碧血，断头颅。授死不屈，化作幽魂，再接再厉，不仅为个人复仇雪恨，且营救出自己的心佩情往之裴禹，并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如此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即是纤纤弱质，亦足为鬼雄而无惭，虽存在于乌何有之乡，又焉可不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呢。”
年夏秋之间，《李慧娘》由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正式公演。剧中主要人物，由李淑君饰李慧娘，丛兆桓饰裴禹，周万红饰贾似道。新编本不但突出了不畏豪强，为民请命的主题，在政治上加强了反对南宋腐败政权祸国殃民的斗争，在艺术上也吸取《红梅阁》、《阴阳扇》等地方戏传统剧目中一些优点，使游湖、杀姬、幽恨、放裴、鬼辩诸场唱做并重，抒发了李慧娘爱憎鲜明的强烈感情。裴禹、贾似道等人物形象也都刻画得比较突出。此剧经过认真排练，主要演员的功力高超，自始到终，唱做兼重，载歌载舞，别具风格，表演精彩迷人。李慧娘扮演者李淑君的表演尤其出色。改编本独创的《幽恨》一场，李慧娘出场时用脚尖走快速的挫步，宛若凌云御风，飘然而到。整个表演不落俗套，没有运用喷火、变脸等特技，而以魂步、鬼纱等渲染精灵的气氛，还穿插了腾空跃起、盘膝而落等很见功底的表演，给人以视觉、听觉等多方面美的享受。公演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博得戏剧界、评论界等各界人士的热烈赞扬。首都各报发表的评论，无不认为《李慧娘》是个成功作品：结构严谨，矛盾集中。人物鲜明，文字清新。《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作《一朵鲜艳的红梅》的评论。《光明日报》于年9月1日发表两篇评论：《个性以辣，风格以情——观北昆（李慧娘）偶得》（长白雁）和《略谈昆曲＜李慧娘＞的导演》（郑亦秋）；8月19日还发表了陈迩冬的两首诗词：《满庭芳·北方昆曲剧院上演孟超同志所编＜李慧娘＞》和《＜李慧娘＞观后》。前者全文是：“孟老词章，慧娘情事，一时流播京华。百花齐放，古干发新葩。重谱临安故实，牵遐思，缓拍红牙；撄心处：惊弦急节，铁板和铜琶。堪嗟!南渡久，朝酣百戏，野哭千家。看美人碧血，沁作丹霞。鬼辩半闲堂上，夺奸胆、击鼓三挝。浑不似，秋阶蟋蟀，白露泣葭葭。”
这年8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以“繁星”笔名写的《有鬼无害论》。他曾观看了《李慧娘》的公演。观后写作此文，热情地为《李慧娘》“作护法”，赞扬这出戏“不但思想内容好，而且剧本编写得不枝不蔓，干净利落，比原来的《红梅记》精炼”，集中最精彩的部分，充分发展了这场斗争，“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
这篇文章是廖沫沙应晚报记者的约请撰写的。记者约稿时说：“许多人看了都觉得戏编得好，只是把李慧娘写成鬼，舞台上出现鬼魂，让人看了总觉得不好。”廖沫沙当时的想法是，“舞台上常演《游园惊梦》、《钟馗嫁妹》等鬼魂出现的戏，人们不都很喜爱吗?同时想到的是，毛泽东同志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过舞台上的牛鬼蛇神无须禁绝……。”（陈海云、司徒伟智：《廖沫沙的风雨岁月》）
廖沫沙的文章针对那些观众的顾虑说：“依照唯物论的说法，世界上是没有超物质的鬼神存在的。相信有鬼神，是一种迷信。”但在我国文学遗产中，许多作品“是离不开讲鬼神的”。“问题在现代来改编旧戏，可不可以或应不应该接受、继承前代人的这些迷信思想?”文章指出：“在文学遗产中的鬼神，如果仔细加以分析，就可发现，它们代表自然力量的色彩已经很少，即使它们的名称还保存着风、雷、云、雨，实际上它们是在参加人间的社会斗争。本来是人，死后成鬼的阴魂，当然更是社会斗争的一分子。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我们不能单把她看成鬼，同时还应当看到它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
文章说：“是不是迷信思想，不在戏台上出不出鬼神，而在鬼魂所代表的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是屈服于压迫势力，还是与压迫势力作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前者才是教人屈服于压迫势力的迷信思想，而后者不但不是宣传迷信，恰恰相反，正是对反抗压迫的一种鼓舞。”因此，作者认为：“如果是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这篇文章不是从哲学意义上去肯定鬼神的存在，而是从文学意义上去赞扬赋予鬼神形象以反抗压迫精神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原是一篇富于创见、立论新颖的好文章，不料却和《李慧娘》一起惹来了一场灾祸。
康生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
康生和孟超都是山东诸城县人。康生原名张叔平，张、孟两家均列名于诸城四大地主（张、臧、王、孟）。（在这桩冤案中串通康生迫害孟超的江青，也是诸城县人）康生同孟超不单是同乡，还是亲戚。年7月24日，康生在钓鱼台召集几家中央报刊和中央、北京市委宣传部门负责人讨论学术批判问题的会议上，曾经谈到孟超。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吴冷西、胡绳、邓拓、李琪、范瑾、陈浚、范若愚等。康生在会上比较详细地谈了批判“合二而一”的经过和下一步批判的计划后，又泛论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提到新编《李慧娘》的时候，康生说，孟超是我的老同学，我和他在明星社同台演过话剧。两家还是亲戚，我姑母是他嫂嫂。我们一同去上海大学读书，他进中文系，我在社会系。“四·一二”前，他在上海沪西区委当过我的宣传部部长。大革命后，他们有一批人组织太阳社，蒋光赤为首，还有阿英、陈波儿等。实际上，康生同孟超的关系还不止此，当时康生故意隐藏了某些重要情节。孟超的岳父赵孝愚是山东省安邱县名门望族，清末曾在北京任过九门提督。康生由山东去上海时，曾在济南得过赵孝愚的资助。孟超和凌俊琪年在上海结合，是经由康生、曹轶欧夫妇介绍的。年康生由山东调到北京不久，听说孟超有个女儿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曾通过副部长王甫和部长安子文找到孟超的三女儿陆沅（孟博）。第二年秋天，康生还请孟超和陆沅两家人到他家里去作客。孟超的革命经历，康生是完全清楚的，以后仍然常有来往。
从年着手改编《李慧娘》起，孟超曾多次向康生“讨教”，请他提意见。康生始终表现出特别的热心，不但看过原稿，还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年彩排的时候，他也到剧场来看过，曾出主意把李慧娘所戴的蓝色鳆穗子改为红色。他还为剧本改词，将剧本中李慧娘在游西湖时见裴禹斥责贾似道而生敬意发出的叠句“美哉少年!美哉少年!”改成“壮哉少年!美哉少年!”其后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又指令《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不然他就不看。年8月，这出戏正式在北京长安戏院公演时，康生亲去观看，深表满意。看后曾和到场观看的许多首都文化界知名人士登台祝贺，并与孟超及全体演员合影。还曾写信给孟超说“祝贺该剧演出成功”。康生除了全面肯定《李慧娘》的编导、音乐和表演，还称它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称赞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好事”，指令“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这年l0月，康生还把这出戏推荐给周恩来总理观看。10月15至23日，总理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14日晚，康生特地安排北方昆曲剧院到钓鱼台演出《李慧娘》给总理观看，并让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用车陪孟超和北昆剧院扮演李慧娘的李淑君先去钓鱼台。康生还在8号楼设小宴招待他们。席间康生兴致很高，对这出戏赞赏有加。他说，《李慧娘》这出戏，先有王昆仑来信称赞，再是听齐燕铭讲，词写得好，比一般昆曲通俗。我看过后，觉得就是好，所以向总理推荐。当晚，此剧即在17号楼小礼堂演出，董必武同志也陪总理一起观看。在演出中，总理和董老都很赞赏。演出结束后，总理、董老与演员握手道贺并合影后离去。康生对孟超和剧院导演、作曲、主要演员及北昆领导人又进行了长谈，再次对《李慧娘》作了全面肯定，赞扬它“改得好”、“演得好”，是北昆成立“5年来搞得最好的一个戏”。
康生将《李慧娘》推荐给总理观看，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这出戏的诞生，同总理的启迪有关。总理是昆曲爱好者，年看过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戏《红霞》。看完戏，总理接见全体演员和职员，在同他们谈话时说，剧院今后的剧目，应当三并举：既演出优秀传统戏，也要演出新编历史剧，还要演出革命现代戏。对传统戏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推陈出新。年冬，北昆剧院领导同志听说孟超正打算根据《红梅阁》等传统剧目，突出李慧娘编写一出新戏。他们觉得合乎总理指示的精神，就约请孟超把周朝俊的《红梅记》改编为昆曲《李慧娘》。康生对这出戏的改编、演出如此“关心”，不会不晓得剧本的这个来由。他将这出戏推荐给总理，显然不无“表功”的因素在。在这一点上，他和江青的“脾气”是相同的：喜欢把别人劳动的成果据为己有；惯于将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所以，康生见总理在观看演出中很赞赏，他更喜形于色，甚为得意。孟超这天晚上陪总理、董老看戏，听到总理称赞演出成功，心情激动，深受鼓舞。但当回到家里，向儿女谈起来的时候，他又尽量抑制着这种激情，只是简单地说：“总理看得高兴，鼓了掌。”这并没有瞒过儿女们的眼睛，她们从他的神态看出他内心不寻常的兴奋、激动。
康生翻云覆雨，孟超大难临头
这个时期，年开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有所发展。在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将社会主义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时号召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次会议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
紧跟政治气候的变化，擅于见风转舵的康生，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兴风作浪，进行政治投机。在十中全会前后，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李建彤著）是“为高岗翻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写了一个字条向毛泽东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念这个字条，康生就到处宣扬说，“这是毛主席指示”，后来竟然把它编入新版《毛主席语录》。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康生极力煽动，事情还没弄清楚，就把与小说作者有关连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
康生对孟超和《李慧娘》的态度，这时也在迅速地变化。这年7、8月间，中央为了对全党干部进行再教育，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组织编写轮训干部用的两本教材（党的建设、社会主义），陆沅参加了编写组，前往北戴河开会。对这两本教材的编写，邓小平亲自抓，叫康生主持。有一次讨论教材编写工作的会议上，康生突然对陆沅说：“告诉你爸爸，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8月底，康生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十中全会开幕前夕，他又给孟超送来一个字条，上面写着：“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康生”。
几年来异常起劲地提倡大演鬼戏的康生，突然写了这么一张字条，显得十分奇怪。深知康生为人的孟超，马上意识到，此公要变脸了，要洗刷他同大演鬼戏的干系，尤要抹掉支持《李慧娘》的痕迹。这个信息不胫而走，在戏剧界迅速地辗转传开，人们无不为孟超捏一把汗。年起，《李慧娘》就被打入冷宫。但是，这年8月11日，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李慧娘》时还曾说过：“周扬同志告诉我，孟超写了检讨，其实不一定写检讨。”孟超告诉笔者，康生当面也曾这样“宽慰”过他。并说，其间康生曾经多次要他前去交谈，年元旦还曾去过。表面看来，康生对孟超似乎依然“关切”，暗中却正在加紧陷害。
年起，《李慧娘》开始受到报刊的批评，被打成了毒草。主要理由有两条，一是说戏中出现了鬼魂形象，是“鬼戏”，宣扬封建迷信；二是说孟超在改编时，突出裴禹、李慧娘两个主要人物的反抗和斗争性，是着意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剧中奸相贾似道的官职称作“平章”，李慧娘有“千古正气冲霄汉，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的唱词，有人就说是反对现在的国务院总理。这当然是强加给作者的罪状，纯属无端诬陷。
年11月22日和年3月29日，中共中央相继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说：“近几年来‘鬼魂’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的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各地，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
这样，就给《李慧娘》判了死刑。《有鬼无害论》也被与《李慧娘》联结在一起进行批判。在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的《报告》后不久，5月6日和7日，上海《文汇报》接连两天发表了江青通过上海市委组织的、长达近两万字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严厉批评，指责《李慧娘》作者及其辩护者是影射共产党。戏剧界对“鬼戏”的批判高潮由此进一步展开。
这篇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撰写、以笔名梁壁辉发表的文章，硬说孟超改编《李慧娘》，“并没有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相反的，却发展了糟粕。”同时武断地将《有鬼无害论》归结为：提出了一番“‘有鬼无害而且有益’的奇谈怪论”。文章指责廖沫沙“忽略了鬼魂迷信的阶级本质，因而也忽略了它对人民的毒害。所以，他能够很轻松地认为‘有鬼无害而且有益’了。”“一般的有鬼论，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看出它的迷信；而现在，把这种空虚、软弱的思想，用‘反抗’‘斗争’等的字眼加以涂饰，就不大容易为人辨明。”它还将廖沫沙的文章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联系起来，认为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在封建迷信活动时有发生的条件下，“我们就应当注意帮助人们破除迷信，至少也不要去拨动封建迷信的余烬，使其复燃。”梁文说，对待“鬼戏”，“并不是‘没有办法可想’。有些鬼戏我们可以干脆不演；有些鬼戏可以把鬼去掉，例如《十五贯》，本来有鬼的，现在无鬼了，而且也更好看了。”文章还说：“生活在当前国内外火热的斗争中，却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
不久，原先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里列入了《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也写上了作者的署名“繁星”，但当自称为文艺界“流动哨兵”的江青看到这个报告的原稿时，她说：“你们知道‘繁星’是谁吗?他就是廖沫沙。为什么不把他的真姓名写上?”可见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正是江青与康生合谋策划指挥的。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下达、梁壁辉的文章发表后，批判“鬼戏”、围剿《李慧娘》的这场烈火就更凶猛地燃烧起来。
实际上，这个时期提供大演那些早已禁演的坏戏、鬼戏，宣传封建迷信的正是康生和江青。年末，康生不顾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忽然热衷于多年不再上演的旧戏。他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讲：“旧戏要照老样子演，不然我不看。”他借口“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在北京点演解放后禁演的《花田八错》。担心著名演员不愿或不敢照原样表演，康生亲自跑到后台鼓劲，叫她放手演：“过去怎么演的，现在还怎么演，演全本的，出了问题算我的。”受其影响，一时间舞台上出现了《纺棉花》《马寡妇开店》等不堪入目的下流淫荡戏。康生凭借权力，以后又在昆明、成都、杭州等地继续强迫一些剧团演出了许多未经整理、早已禁演的表现色情、宣扬迷信的坏戏，如《十八扯》《宝蟾送酒》《辛安驿》《虹霓关》《大五花洞》等。经他“发掘”出来的《红梅阁》《盗魂铃》《大劈棺》和《大五花洞》，都是地道的“鬼戏”。康生反对京戏演现代戏，曾经对人说过：“谁叫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在昆明，康生叫金素秋演《宝蟾送酒》，有人反对，他却蛮不讲理地说：你允许看《红楼梦》，为什么不让唱这出戏！年春，他陪江青又在杭州连续点看了不少久已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虹霓关》《打銮驾》《斩黄袍》《战太平》、《沙桥饯别》等剧目。演员对这种戏历来是抵制的，早已不演，康生伙同江青仗势压人，非看不可。结果上行下效，致使一些环戏、鬼戏在各地舞台上泛滥，形成空前的混乱局面。
十中全会以后，康生马上来了一个急转弯。为了赖掉他曾鼓吹大演坏戏、鬼戏的账，一改过去反对戏剧改革的面孔，顿时变成了京剧改革的激进派。他和江青相勾结，打起“京剧革命”的幌子，到处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将许多优秀作品打成毒草，陷害许多著名作家。他们挑起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本来受到人们赞扬的《李慧娘》，也被康生、江青扣上“反党”的帽子，遭到围剿。年还在行政上采取措施，强令孟超“停职反省”。
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批判，声势逼人。但是仍有不少戏剧界、学术界人士表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各个剧种的演员，对于这样的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鬼戏”一律禁演的做法，心里是不服的。许多人认为，鬼戏中有糟粕，也有精华。那些宣扬迷信、淫荡、荒诞、恐怖的“鬼戏”极端有害，但是好的“鬼戏”则有积极的意义。不能认为“鬼戏”都无教育意义，有些“鬼戏”曾经激起人们反抗压迫者的情绪，得以长久流传。一律抹杀“鬼戏”，不是艺术批评。有的文章说：“鬼戏”像其他文学遗产一样，也是“糖蜜和毒素往往紧紧地混合在一起”。“鬼戏”的好坏要看具体内容，而不应该把所有的鬼戏都要“拉下舞台”。邵力子、宗白华教授等一些知名人士，都曾向《光明日报》记者表示，赞成演出“鬼戏”。宗白华说，从艺术欣赏角度来看，“鬼戏”中确有极为精彩的东西。他说，“鬼戏”是历史的产物，看待“鬼戏”要用历史的眼光。在旧社会里，被压迫人民有冤无处申，有仇无法报，只能借托鬼魂来报仇雪恨。因此，生不能报仇，死化作厉鬼的思想，不能说是消极的。试想，在南宋，一个弱女子如李慧娘，面对着权奸贾似道，除了化作厉鬼，还有什么抵抗的办法呢?孟超改编《李慧娘》并没创造一个新鬼，还是《红梅记》里的那个旧鬼，这样改编是可以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有位住在北京崇文门外的读者反对批判《李慧娘》，要求《光明日报》编辑部转给孟超诗一首。诗曰：“鬼影婆娑鬼更香，人情足可傲荒唐。为文轻薄凭他去，醉步狂影李慧娘。”来信没有署名，只在诗末自注：“今之妄评昆曲《李慧娘》，余不服，口占一绝，寄孟超先生指正。”
在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了“两个批示”以后，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江青又对《李慧娘》大张挞伐。康生竟把《李慧娘》作为“坏戏”的典型，号召继续对它围剿，严厉批判。他既批孟超，又批廖沫沙，说他们是“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7月30日在会演结束时的讲话中，康生竟然指责北京剧协“15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并且上纲说，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就是思想、立场不是为工农兵劳动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社会主义的，而相反地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少数人服务的。”他还故意“装蒜”，装作惊奇莫名的样子质问北京剧协的同志：“为什么会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责令各地对此情况一定要作出“彻底检查”。继而又说：“六二年我们才发现，我们共产党内部有的负责同志反对党的这个方针（按：指江青的所谓‘京剧革命’方针），进行反党活动。这些反党分子拉拢戏剧团体的人在他们周围，你们西北方面的剧团应当知道这个问题，北昆剧团的同志应当了解这个问题。……党内有些反党分子有时候也利用他们的地位，利用同志们不晓得情况，利用你们向党进攻，扩大他的影响。”
康生说，《李慧娘》是代表着死亡了的阶级的，“李慧娘这个鬼说要报仇，向谁报仇?就是向共产党报仇!”经他这么一讲，报刊上对《李慧娘》的批判跟着升级，不再局限于“封建迷信”之类的学术问题，而上升到指责孟超是拿这个剧本，配合反动阶级势力“向党报仇”的政治问题了。
康生信口雌黄，如此蛮横地把“反党”的帽子扣到孟超和《李慧娘》头上，是毫无根据的诬陷。只要看一看这个剧本，就能揭穿他的谎言。在原本《红梅记》中，李慧娘就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纯情善良的勇敢女子，描写得相当精彩动人。《鬼辩》一折，更突出地表现了她复仇的精神和反抗性格。孟超新编《李慧娘》发展了原作将裴、李爱情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写法，加强太学生反对南宋腐败政权和贾似道误国害民的斗争，并以此作为裴、李爱情的基础。新编本更加突出了李慧娘殉贾似道的反抗斗争，使她愈加光彩夺目。李慧娘变鬼后，“忧的是灾黎苦，愁的是流离怨”，在贾府后园救出被囚禁的裴禹。在《鬼辩》一场中，她与贾似道当面展开辩论，痛斥贾似道欺君误国，残害百姓。谴责贾似道：“俺笑君王无知昏庸，／认你做好平章。／你却向元兵称臣投降，／任意诛杀、苦害善良，……”发出“俺李慧娘，生作冤禽，死为厉鬼”，“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的正义誓言。剧中也突出了裴禹对南宋腐败朝政的抨击，《游湖，卜》场中对贾似道严词质问：为什么劫民盐，壤利盘剥，／为什么占民田，压榨抢掠，／为什么增武税，强索豪夺。／为什幺滥用刑法，排挤善类，杀人如麻……／闹得这大宋朝，哀鸿遍野，黎民失所。”这种忧国忧民，除暴安良的主题，不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么?
可见，康生强加给孟超的罪名实属子虚乌有，根本不能成立。他和江青串通起来，突然如此起劲地批判“鬼戏”，嘲剿《李慧娘》，意在进行政治投机。想以玩弄“金蝉脱壳”、“销赃灭迹”的伎俩，来遮掩他对这出戏曾经那样地热心“北京最好白癜风医院排名哪的白癜风医院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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