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和姐夫到底在哪里给我还的车这个事回忆了四五年始终没有答案，只记得在那个极度炎热太阳暴晒烘烤的中午，在地坛西门对着的天桥下面便道上我把车交给了等候在那里的大姐和姐夫，至于他们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再将车交还给我却没有丝毫的记忆，仿如失忆断片一般。
回忆不起来就回忆不起来吧！仅仅是岁月河流中一个无关要紧的瞬间，真没有必要为此绞尽脑汁想破脑袋，似乎毫无意义。
然而另一个我总会极为固执地在某种时段再次想起这件也许终究没有结果的事情，比如今夜。
窗外的风雨声掩盖了明湖瀑布不舍昼夜的咆哮，斜风裹着细雨噼里啪啦地摔打在窗户玻璃上，那个趴在网上的蜘蛛随风飘摇，今夜它能有什么收获呢？
路上的车灯大多一闪而过，不作片刻的停留，无论月朗星稀还是风雨交加，所有的人似乎一直都在奔忙，即使在夜里依然有那么多人停不下匆忙的脚步。
此刻的我心静如水，本想继续《故国背影?宕昌羌人的历史奋争》的写作，毕竟因为偷懒很长时间没有动笔更新了，然而却在刹那间又想起大姐和姐夫到底在哪里给我还车这个困扰我四五年的问题。
曾经多次想为什么会反复努力回忆试图找到答案，是神经质？还是强迫症？都不是，渐渐明白也许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怀念，毕竟那次与他们分别之后再无相见。
起初并不认识大姐和姐夫，认识他们缘于他们的妹妹吴艺璇。
年初到怀柔时，厂子所在地高两河村到国道庙城路口还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村里孩子们去庙城中学上学还骑的是独轮车，每到放学他们三三两两地骑着独轮车回家吃饭，场面也很壮观，当地人说骑独轮车是周边居民的传统，而我只在杂技表演中见过，因此颇为惊讶。
路旁中铁十六局家属院门口有一个南方人开的小餐馆，卖点炒饼、稀饭之类南北兼有的餐食，那店主不足1.6米的身高，留着两撇小胡子，时常叼着烟卷炒菜端饭。
因为这个原因很不乐意去那个店吃饭，但是别无选择，要想去城里只能走着去，再说也贵，又能去几次？所以除了在厂里食堂吃饭之外，偶尔也去这个小店换换口味。
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很快非典疫情越来越严重，一两周之后已经开始封闭管控严禁外出了，我们所有员工就在车间里打地铺睡觉，每天查体温、喝中药，未经允许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出厂门，即使出去村口戴红袖箍的也会把你赶回来。
我偶尔随着张妙和车跃岭去城里办事，那时候四环还没有完全通车，二环、三环路上空空荡荡，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电子眼，这两小子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小伙，任性地猛踩油门撒着欢地跑，几近飙车，然而飙车的快感无论如何也驱散不了笼罩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头的愁云。
某个深夜被食堂厨师小赵的啜泣声吵醒，拉着他走出车间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马哥，我们是会死在这里吗？我才二十二，还没有媳妇！我不想死！”，我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安慰，因为这种绝望也时时向我袭来。
不可否认，年3月至5月间，对于北京，对于每一个身在北京的人都是极度艰难的，艰难的不是经济，而是非典疫情下那种漫无边际将你死死包裹却无法挣脱的深刻绝望。
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厂办文秘吴艺璇并不在厂里，她家在天通苑，她和她丈夫应该是天通苑最早的居民，所以非典时期就回家自我隔离封闭，和今年新冠疫情的防治是一模一样。
到了五月底情况开始好转，厂里也开始张罗恢复生产，家在北京的员工也陆续到岗，真正和吴艺璇熟悉是在那个小店一起吃了顿饭。
因为宿舍正在建设中，为了解决住宿问题厂里在十六局家属院临时租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作为宿舍让我们几个居住，有宁总宁大姐，有吴艺璇，有总工程师，有鲁大哥，还有我和其他几位同事。
对于男女同事混住在一套房子里这件事起初极不适应，后来了解这在北京城那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
理解归理解，别扭还是在每一个人心里挥之不去，为了日后气氛和谐融洽，搬进宿舍的那天鲁大哥张罗请大家在门口小店吃炒饼，弄了点炸花生米之类的简单小菜，整了几口二锅头算是庆祝自此成为一家人，他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就是在这个场合我知道吴艺璇是兰州人，算是难得的老乡，因为曾在兰州上大学，所以聊起兰州的一些事，我们都倍感亲切。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厂里渐渐恢复了忙碌和生机，大家也相互熟络起来，工作上的配合也日渐默契，特别是在鲁大哥的率领下全厂一团和气，一片产销两旺欣欣向荣的景象。
吴艺璇的父母还在兰州工作，她自己家在北京，又刚刚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暂时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性格比较开朗，所以他们两口子经常在周末邀请同事们去家里聚餐，我因为是老乡去的次数更多。
因为时不时在她家里可以吃到地道西北口味的面食，渐渐的感觉自己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北京也有了一门亲戚。
吴艺璇或许也有这样亲切的感觉，她认识的人里面我是为数不多的甘肃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话是有道理的。
那个时候我还处于刚刚从国有企业进入社会的茫然之中，不知道方向与未来，满心的恐慌与忐忑，所以花钱上尽量节俭，抽最劣质的香烟，买最便宜的日用品，从来不买衣服鞋帽，偶尔同事间请客吃饭也是抠抠索索，为了避免欠人情，别人请客能不去的就不去。
这些鲁大哥看在眼里，吴艺璇也看在眼里，他们是同事中最关心我的两个人。
忘记了什么时候起我上衣口袋里时不时会多出10元钱来，每周总有那么一两次，慢慢思忖给我口袋里放钱的人只能是他俩中的某一个人，鲁大哥每天日理万机，回到宿舍大多累得倒头就睡，可能性最大的还是小吴。
从厂里到宿舍大约有三百米的路程，某日下班返回宿舍途中我问了小吴，她默默的点了点头，轻轻地说了一句“别太委屈自己，别的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就是点心意”。
说完这些我们一路无话，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噎住了喉咙，强忍着眼泪没让它掉下来。
人生在世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这是人间常情，长到三十多岁，除了亲人，偷偷摸摸给我塞钱的人只有吴艺璇。
七月流火，酷暑难耐，为了开拓市场我奉命去南四环马家楼桥东南角一个广场内组建销售部，老板将我送到租好的办公室且留下元备用金之后就返回怀柔厂里了。
当天晚上将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凑活了一夜，那栋大楼空空荡荡，窗外就能看见四环上稀稀拉拉的灯光。
次日花五百元在《北京晚报》上打了一期招聘广告，再花三百元在新发地旁边的村里租了一间小屋算是安顿了自己。
房东不提供任何用具，给了我一张门板放在地上铺上褥子和床单就当床用。被子是不需要的，七月的北京天热得已经盖不了被子，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房间里面能够散热的就是一扇有破洞的纱窗。
尽管如此销售部也算顺利建成，来应聘的大约有三五十人，我留下了7人，好好赖赖形成了一个团队。
尴尬的是以我为首的这个团队没有一个人对于汽车改装行业哪怕有极为肤浅了解，全部是门外汉，不了解也没有关系，现学现卖，我们用更多的付出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每天例会之后留一个看家，其余的人每两人一组，我们以公交车、自行车或步行的方式走遍了南四环周边近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只要有物流公司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我们团队的身影，特别是汉龙南站和北站，没有一家物流公司的老板不认识我们。
七八月间是北京全年最热的季节，可对于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说买一瓶瓶装水都是奢望，午餐大多是一包咸菜两个馒头，找个有自来水的地方津津有味地吞咽下去，晚上收工经常在八点之后，我带着大家每人吃一份炒饼算是对大伙一天辛苦的补偿。
苦不苦？苦！难不难？难！但我们体验了生命中从未有过的快乐，此后很长时间我都在带团队，少则数人多则百十人，再也没有找到过那种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感觉。
以共患难同进退顽强拼搏的团队精神，终于从无到有杀出一条血路，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创造了同行业北京市场的销售奇迹，最为疯狂的时候客户追着我们下订单，麦当劳、肯德基甚至马路边都是签约的场所。
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这真的是至理名言，正当努力扩大战果继续开创新局面之际，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至，最早到来的是一桩入室盗窃案。
我在新发地旁边村子里租来住宿的房子门朝大街，背靠房东院子，简单理解就是临街的简易房，房东搭建了七八间这样的房子出租，每月有两千多元的收入，起初倒也平安无事。
我和四周邻里都不熟识，有些见过面有些还没有见过，都是来北京讨生活的人，大家早出晚归的见不着面也很正常。
某日深夜隐隐约约间感觉有两人进了屋门打开了灯在随意翻我东西，但浑身发软既醒不了也起不来，任由人家扬长而去后再次昏睡过去。
次日大街上汽车喇叭声将我吵醒，朝着窗外一看都已日上三竿，怎么会睡过头呢？一边埋怨自己一边赶紧找衣服，哪里曾想除了打地铺的门板以及仅剩裤头的我整个房间空无一物。
被盗了！还是入室盗窃！
情急之下大喊对面小卖部的小哥给我拿了两件衣裤，就在我们大声说话当中，旁边七家租户这才苏醒过来，每家都一样，除了钱物所有衣服全让盗贼带走。
长租的东北小两口最幸运，贼人给他们留下了冬天的衣服，于是他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回答了警员现场询问。
那是最彻底的一次一无所有，除了裤衩衣裤都是借来的，当天下午吴艺璇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去她大姐家投宿。
大姐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了北京闯荡，后来也在北京成了家，她家住在北京京剧院附近。
接到小吴电话我觉得很没有必要，暂时也可以办公室睡觉，西北男人没那么娇气，后来她第二次打来电话说大姐已经做好了新疆辣子鸡裤带面让我务必过去先吃饭压压惊，至于住不住的再说。
凭着做业务练就的极强方向感很顺利到了大姐家，刚进家门大姐拿着一套崭新的T恤和短裤说先冲澡把衣服换了我们等吴艺璇到了再吃饭。
在卫生间听到吴艺璇是唱着歌进门的，等我出来姐俩一会安慰，一会调侃，气氛很热烈，新疆大盘鸡和裤带面都很香，她们在最困难的那一天给了我最大的关怀。
其时姐夫在澳大利亚留学，大姐也正在办出国的手续，我们都知道相聚的日子不会太多，所以在大姐家聚餐的次数就多了起来，几乎每次都是大姐做饭，我负责跑腿买菜，吴艺璇负责打下手洗锅。
做的基本上都是西北人爱吃的面食，一碗面大姐能给做出三五种花样来，因为好吃每次我总能吃两碗，每当这时候大姐总开玩笑说吃这么多要不把你背到楼下健身器材上再给你用擀面杖捋一捋顺一顺？好几次笑得我差点喷射出来。
尽管与她俩没有血缘关系，在一来二去间心里却都已接受我们是兄弟姐妹，这种情感只有漂过北京的人多少能够理解。
北京有数千万人口，但从情感上讲每一个北漂的人几乎都是一座孤岛，能够在茫茫人群中找到亲人般的情感归属，那是生命的幸事。
尽管希望大姐出国的日子来的再慢一些，但送别的时刻还是如期而至，年底大姐飞往澳大利亚，她再回来已是年左右。
再次见面还在吴艺璇天通苑的家里，一见面大姐将我脸颊狠狠拧了一把说“小子你胖很啦！”，没办法她表达情感的方式总是如此“粗鲁”，不是拧就是捶，要么拿脚踹。
当天大姐说要用车几天，我们约好次日我把车开到地坛西门，那样他们方便一些，这些我都清晰记得，但是几天后他们在哪里将车再还给我却没有任何记忆，之所以如此纠结这个事情，关键在于还车之后再没有见过大姐和姐夫。
大姐这次走后的次年吴艺璇也去了澳大利亚，后来通过一次电话，她说因为出国的事情与丈夫发生分歧就离婚了，再后来便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岁月如流，不觉我已年近五十，大姐也应有五十五岁左右的年纪了，吴艺璇同学比我小一两岁，也早已进入“大妈”级别。十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地，却在这样一个初秋之夜想起她们，想起那些曾经艰难而美好的时光。
白云苍狗，故人星散，无论年轻还是苍老，能够让我们时常回忆的唯有那质朴如泥土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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