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舟阅读还原一个真实的严肃作家王朔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巨大的活力与普遍的堕落同时出现,一个被物欲驱使的几近疯狂的时代,首先在都市拉开了大幕。城市的文化情绪、文化表达也透露出新的气息。中国的社会生活本身发生了重组。

对这重组的态势用文学做了最直接的表达者,便是王朔。他对时代特质的把握,用最地道的社会意识写作,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视角和一种新的社会心态,其价值远远超越了同时期的作家,使他成为一位当时少有的严肃作家。

但是严肃作家王朔,却受到最不严肃的对待。有人看不惯王朔以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激烈亵渎者的姿态,堂而皇之登上文坛。有人不赞同王朔对一切传统精神内涵予以肆无忌惮的嘲讽:既不相信“文以载道”,也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有人愤怒王朔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当成码字为生的普通职业,变为“游戏人生”的把戏。有人指责王朔拒绝崇高、解构英雄主义,淡化道德责任,消解宏大话语等对主流意识的反叛。客气一点儿的说他“从纯情到邪恶”(《当代》编辑章仲锷语),不客气的,见王朔在小说中自称“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就称其小说为“流氓文学”、称他为“痞子作家”。

有趣儿的是,就在这些人喋喋不休、咬牙切齿,不时讨伐王朔之时,他的小说却愈加风靡全国,年被称为“王朔年”。接下来几年,他的小说几乎全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红火得让人瞠目,遂有了王朔独步文坛影坛的别样风景。

王蒙在20世纪90年代初,站出来,公开为王朔撑腰,但还是就“崇高”与“鄙俗”这一层面来谈。

王蒙: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

睿智的文坛领袖给王朔正名,一时传为佳话。可惜,王蒙并未意识到,读者对王朔的拥戴是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只从文学趣味上找原因,怕很难中的。应该把王朔现象视为中国社会大变革在文学当中引发的一个反应。王朔是在社会拥戴中登上文坛,成为“市民社会”的代言人的。恩格斯曾借用一位诗人的名言,深刻地道出:“时代的性格,主要是青年的性格。”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学代表人物,不再是刘心武,也不是王蒙,而是彻底和纯粹地立足于社会变革之中新的社会现实的王朔。这话有点绕,却实在。

新时期文学早期,文学的审美信念产生哗变,由追求崇高转向亵渎崇高。这是对“文革”造神运动的一种反驳。在社会上掀起破除迷信、反英雄化、反假大空式的崇高的浪潮时,文学也站了出来,积极参与消解、亵渎崇高。

原本,崇高作为文学信念与审美范畴,既是文学的一种艺术主题,又是文学的一种功能与精神境界。但当极“左”的欺骗与虚伪充斥其中时,它必然走向了反面。转型时的文学在解构与亵渎崇高时,其艺术方式形成双水分流。一支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另一支用戏谑、调侃、嘲讽去解构崇高。

前者如刘震云,他的小说以“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琐事,磨蚀人的进取心消解了崇高;后者如王朔,用小说的人物语言,妙趣横生地直接嘲讽亵渎崇高。刘震云说:“大家活着是挺累的,被琐碎的生活纠缠着,显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纠缠和被纠缠》)王朔说:“就想让老百姓做个梦玩”,“把生活中原本无意义的东西还原成无意义”。王朔在他的《我是王朔》中,曾批评过刘震云:“刘震云给我一种特别刻薄的感觉。他把生活平庸化了,乘机他自己深刻起来。”

刘震云:作家、编剧,茅盾文学奖得主

在我看来,王朔的戏谑与调侃背后也不乏“刻薄”,把生活与艺术平庸化,哪里有深刻可言?实际上,王朔分明也在批评自己。王朔看似是冷漠的、旁观的、超然的、恶谑的,但当你注意到他的小说对生活中痛苦观察那么细致,对痛苦又格外敏感,以佯狂与佯谬的面貌示人,其实并非如他的人物所说:“我不悲哀,乐着哪”那样,这种拒绝承认痛苦的表白,正是王朔心里深藏着痛苦。他是以否定一切价值来维系自我的尊严的。骨子里是复杂的,灵魂是丰富的。

对王朔小说之所以毁誉不一,不仅因为他的小说呈现的生活现象纷杂斑驳,更在于王朔的小说人物呈现的生活方式的玩世不恭及价值观念极为复杂。有些论者认为,王朔小说多是在玩和性这类本能欲望层面上,展示它的顽主系列形象。论者举《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玩的就是心跳》为例,批评说其中的主人公无不任性、轻浮、放纵、淫逸、贪婪、自私,口吐淫秽言语、奚落崇高和责任感、津津乐道的是女人,甚至以勾搭自己朋友的妻子为乐。他们是嬉皮士,是垮掉的一代,是一点正经都没有的“都市浪子”、“一群痞子”。

我曾与好朋友评论家雷达探讨过上述对王朔的批评是否站得住脚。雷达对王朔的评价是清醒、审慎、深刻的。他首先认定王朔的小说的“全部意义在于,他比别人更敏感,更真实地表现了这个价值失范、无所适从的特定时空里一代都市人的紊乱的心理现实,以及他像个‘撒野的孩子’(罗兰·巴特语)颠覆传统话语体系的能量”。后来,雷达还专门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评论《论王朔现象》,我以为在全面评价王朔文论中,无人与之比肩。

是的,王朔的小说恰恰实现了今天生活的真实、心灵的真实,当你摘下已成为你生命一部分的“角色面具”,就有种回归生活的亲切感受。这种艺术的生活化,正是朴素现实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

王朔是从《当代》走上文坛的。他的《空中小姐》在《当代》发表之后,即引起读者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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