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反右运动时期，关锋由于不断发表文章而崭露头角，年关锋成为《五一六通知》起草人之一。文革开始后，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极一时，但是因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被毛泽东批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坏人，是小爬虫，立刻抓起来。”后与王力一起下台，后被开除党籍，从此消失在中国政坛。江青机要秘书阎长贵撰文《我所知道的关锋》，讲述文革干将关锋沉浮往事。本文节选自《同舟共进》年第4、5期。
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从左至右）合影
关锋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从年5月28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他就是小组成员，年1月又兼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然而，年8月30日，他就以所谓“乱军”即“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和王力一起被打倒了。关被打倒也牵涉到我，我所在的单位红旗杂志社以及有关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等也贴了我不少大字报，内容之一是：“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为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强烈要求揪出埋在江青同志身边的定时炸弹！”
我当时任江青机要秘书。我把有关这些大字报的材料拿给江青看（我不能不拿给她看，也不敢不拿给她看），她看后郑重地说：“跟关锋在一起的不一定都是坏人，都是反革命！”江青这样说，表明对我还信任。不仅如此，不久，她还提议任命我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
一点不错，我确实是关的学生。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哲史。现在谈谈我所知道的关锋。
“文革”前的关锋：开始引起毛的注意
关在“文革”中成为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他从年代起，在哲学界特别是中哲史界，就是有相当名气的人物。关锋原名周玉峰，山东庆云人。年生，年秋在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共产党。年9月任中共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老衲读史ID：lldushi）年调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年兼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行政十级。年被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借调北京，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思想动态组组长。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关调任《红旗》杂志编委，但他除了参加编委会议，给《红旗》写些文章，不做具体编务，专做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哲史研究。
关在年代开始发表着作，如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对主观主义》。年代又陆续出版了更重要的着作：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30万字），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求学集》，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春秋哲学论集》（关锋、林聿时合着），等等。从年代后期起，关锋、林聿时、吴传启三人以“撒仁兴”（即“三人行”）为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名噪一时。
关的文章和观点深得毛泽东赏识。我听关说，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提出“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受到毛讚扬，还有批语。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简称《毛泽东文稿》）第9册出版后，我告诉他：上面载有毛对他《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的批语。
他说知道，又说，他更看重毛对他写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的批语，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文稿》没有收录。毛为什么喜欢关的这篇文章？我想原因不是别的，也许是中共八大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之后，关在这篇文章中又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指出哲学史工作者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
需要指出，中共八大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根据毛的多次要求和指示做的。年2月11日《光明日报》上关以何明的笔名发表《框框乎？指导原则乎？》。2月15日，毛批示：“好文章。”并致信陈伯达，全文如下（见《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
陈伯达同志：
何明是谁？年反右整风时期，他写过一篇短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可能指《光明日报》年8月10日发表的《批判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很好，我跟你谈过，想找他谈谈，未果。现在请你找他坐飞机来广州来一次。同时请艾思奇、胡绳、王若水、任继愈、关锋五人一起同来。以上请你即办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晨
为了一篇文章，让作者坐飞机去谈，还要数位专家、秀才陪同，足见毛对关文章的偏爱。
毛批示何明（即关锋，毛此时尚不知何明即关锋）的《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为“好文章”，为什么？《毛泽东文稿》的注释如下：该文说，“到实际中、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要虚心，不要事前先定出个主观主义的框框。带着框框下去，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只看到、听到自己所要看、所要听的情况，把事情看走了样子。虚心是非常要紧的；框框，是害人害事的。可是，指导原则和框框却是两回事”。
文章联系中国哲学史上宋尹学派和荀子的有关思想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着作以及党的总路线为指导，去进行调查研究。这不是框框。这是从实际抽出来而又经过实际证明了的真理，是‘望远镜’，是‘显微镜’，是解剖‘麻雀’的解剖刀。但话还得说回来，不要只是记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往客观事物头上硬套，那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是说，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而是自己造的框框。”“框框乎？指导原则乎？要分清；不要带着框框而要带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去进行调查研究。”
毛从年起多次召见关——当然都是和召见别人一起，单独召见关我还没听说过，也可能没有；即使和别人一起被毛召见，在当时也是“殊荣”。我印象最深的，是年11月21日，毛在杭州召见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胡绳、关锋，说是要提倡读马、恩、列的着作，因此要选择出版几本书，每本书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参见胡绳回忆文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龚育之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
毛叫几位秀才每人负责给一本经典着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哲学笔记》等）写序言和注释。关领的任务是给《哲学笔记》写序言和注释。他回京后，我们组的人就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后来由于“文革”的开展，这项任务没有继续下去。
从上面几件事情看，毛对关是很欣赏和重视的。其主要和根本原因，我认为，就是关紧跟毛的思想和行动。如在“反右派”斗争中，关积极配合写了多篇文章（如上所说，有的文章还受到毛的称讚，甚至“想找他谈谈”），并辑成《边鼓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年版）；在毛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后，关立即写了《雷锋是怎样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客观地说，关那一时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贯彻和实践党内正统文化的知识分子。
“文革”初期的关锋
要谈关在“文革”中的情况，应知道“文革”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毛的说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批判开始”；一种是人们普遍和通常的说法：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为叙述方便，我就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谈起。
《文汇报》年11月10日发表姚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学界物议纷起。关锋接受《文汇报》驻京记者站负责人艾玲的采访，表示讚成和支持姚的文章；据说，艾玲也采访了戚本禹，戚也是这个态度。艾玲把关、戚对姚文的反应作为北京左派的意见报给江青。（老衲读史ID：lldushi）不久，江青在上海秘密召见关、戚，分别向他们交了姚批判《海瑞罢官》的底，要他们写文章支持姚文元。这次关去上海接受江青召见，是打着回山东老家看望父母的旗号去的；对此我们哲史组的人都不清楚。关回来后，立即开会动员我们组的人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批判吴晗的斗争。当然，当时我们（恐怕也包括关）并没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由此要引发一场中华民族的10年浩劫。
《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简称《大事记》）记载：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指戚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笔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是毛关于“文革”的一句极有深意的话。从彭真、田家英起，几多高级（以及中级、一般）干部，在“文革”中遭殃多与此话有关。
关锋十分敏锐，他听懂了毛的这句话。大概他是为这句话呐喊得最起劲的人。毛谈“要害问题是‘罢官’”后不到一个月，年1月18日关就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文章粗暴地指责：“从年到年这个期间，吴晗同志宣扬所谓‘海瑞’精神，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其意图究竟是什么呢？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按照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姚文元同志对他的政治批评，说他的《海瑞罢官》写于年，跟‘单干风’无关。然而弄巧反拙，本想掩护耳朵，却露出了屁股。吴晗同志把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跟年8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联系了起来；这一下子泄露了‘天机’。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者自称海瑞，恶毒地攻击我们的党，攻击社会主义；庐山会议之后，我们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歪曲海瑞上疏，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之后，又煞费苦心地花了一年的时间，歪曲历史写了《海瑞罢官》。吴晗同志自己说：历史和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而是为活人服务；怎么为活人服务？答曰：‘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是的，在庐山会议之前，吴晗同志着眼于海瑞的，是骂皇帝；其意图就是给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擂鼓助威，好比旧戏出‘大将’以前乐队奏的‘急急风’。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着眼于海瑞的，是‘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不灰溜溜的；很显然，这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打气、鼓干劲，要他们‘失败了再干’，而且还盼望着‘海瑞’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哩！”
应该说，关这篇文章比姚的文章还高调，还“出彩”！最根本和最主要的，是它更符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
林杰（时任《红旗》杂志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党支部书记）积极和精心撰写批判吴晗的大文章，题目叫做《〈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此文经关修改于年1月中旬写成，署名关锋、林杰。该文指责吴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该文和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一月中旬送中宣部，《大事记》说：“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戚的文章到4月2日才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关、林的文章在4月5日出版的第5期《红旗》杂志上发表，同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影响很大。
顺便说说，这篇文章有涉及我的一个细节。文章结尾处有出自林的两句诗：“千里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千里”、“万里”重复似不好，“对仗”也不工，是否将“千里”改为“千钧”。关很讚赏，说改得好，还讲了历史上“一字师”的故事。（老衲读史ID：lldushi）这两句诗在6月6日北京四中一张大字报中加以传抄，“雷声”两个字被改为“霹雳”。林认为改得好。嗣后，林这两句经过北京四中学生改动的诗就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了，经常见诸各种红卫兵小报以及中央报刊，甚至被误认为毛泽东的作品。
可以看到，关、林、戚的文章根据毛“《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话，上纲很高。中宣部有关负责人觉得把握不准，请示中央又不复，所以“压着”没发，而且还找出关锋（以庆云笔名）年写的《从陈贾谈起》作为有问题的材料之一报送毛。陈贾是历史上替君主文过饰非的谄佞小人。
战国时期，齐国吞并了燕国，各国准备起兵伐齐。孟子劝说齐宣王遣回燕国俘虏，退兵回国，以释危机。齐宣王拒绝孟子的建议，结果非常被动。齐宣王十分懊悔。但陈贾乘机讨好齐宣王，引经据典，称古代圣人都犯错误，齐宣王犯这点错误不算什么。齐宣王转而心安理得。关文称：“‘君子’同‘小人’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是‘过则勿惮改’、坚持真理呢，还是文过饰非、‘顺非以谄其上’。”“齐宣王犯了过错而感到惭愧，这是好的。然而，他终究是气魄太小了，不能勇于认错、改错。”关文发表在年5月5日《光明日报》上，当年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第88期作了转摘。
那时“大跃进”失败不久，认定关文有“影射”之嫌。年2月彭真、许立群等人去武汉向毛作关于“二月提纲”的汇报，又带去了包括关这篇杂文在内的一些材料，潜台词是说这些左派过去也说过错话，也应该做一些自我批评；另外，对别人的批评也应该宽厚一点。不料毛说：那篇文章我看过，3年以后再说。左派过去也有不干净的地方，不用管他，3年以后再说。（参见《龚育之访谈录》）按照“文革”实际，用当时惯用的“影射史学”，仅凭关这篇杂文，把他打倒——和其他许多被打倒的人相比，也不为冤枉，而毛竟不认同彭、许的观点。关告诉我，“文革”前乃至“文革”中，一直有人想找他的问题和麻烦，都是毛保护了他。他对毛十分感激，终生都觉得毛对他有知遇之恩。
为“文革”制造大量有影响力的舆论
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的《二月提纲》一出来，就受到批判。打倒彭真被提上日程。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起草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这个通知就是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关参加了这个通知的起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关是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重要成员。自此，关更加积极地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该报记者处的笔名——笔者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高炬的文章指责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污蔑《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关文指责《北京日报》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两篇文章紧密配合，都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这是在宣布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即北京市委（包括彭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真正目标。
关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后究竟干了些什么？除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起到处煽风点火外，就是接见和支持一些造反组织和个人：如7月下旬，他和王力奉命到清华去见被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告诉他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关特别支持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吴传启、林聿时为首和北京师范大学以谭厚兰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即后来属于所谓“地派”的造反派组织，给他们很多指导。但关锋最重要的工作是和王力一起，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写作社论、评论以及编辑部文章，千方百计为“革命”制造舆论。仅就我知道的情况举例如下——
1.《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年6月2日）。
所谓“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即聂元梓等人5月25日写的那张大字报。该文宣布：“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陆平、彭佩云他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中间毛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不止一次地说，不能认为反对某单位、某地方党委就是反党。如果不为尊者讳的话，可以肯定和明确地认为“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盖源于此。
2.《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年10月1日）。
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该文提出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文革”后关告诉我，这一概念由毛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祝酒时提出的“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转化而来（参见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年第2版第页注）。由此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
4.《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年1月16日）。
该文根据毛的意见，肯定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指出：上海“……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
5.《红旗》杂志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年2月3日）。
6.《红旗》杂志年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年3月1日）。
7.《红旗》杂志年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年3月30日）。
该文说：“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8.《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年5月8日）。
关于这篇文章，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老衲读史ID：lldushi）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
关锋和王力合写的文章很多，难以尽举。仅从这几个例子，即可看出，在陈伯达、康生直接领导下，关和王（在“文革”中他们两人密不可分——笔者注）不仅是“文革”初期舆论的总管（王是陶铸被打倒后的宣传组组长，关是主持《红旗》杂志常务工作的副总编辑），而且是亲自握笔的秀才，为“文革”制造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舆论——当然，他们对国家和人民是欠了账的。用实践标准检验，关（和王）制造的“文革”的种种“舆论”都是错误的，它曲解马克思主义、违背常识和人民意愿，祸国殃民，危害剧烈深重。
关除了写文章，制造“文革”舆论外，在反对彭德怀、刘少奇、陶铸的斗争中也十分积极。
关于关锋积极反对刘少奇，我们前面说的他和王力合作撰写的文章都主要指向刘少奇（及邓小平），他抛弃曾经对《修养》的肯定和赞誉，和王力一起撰写《〈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更是鲜明的证据。
年6月16日，关和戚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年第2版）
年11月27日，关给江青写信，攻击陶铸。他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陶铸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意，加以考察”。江青把这封信转给了毛。（《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
关、王为何忽然被打倒
关锋在“文革”期间活动时间不长，他和王力在年8月30日就被打倒了。关（和王）被打倒是“咎由自取”，还是“舍卒保车”、“挥泪斩马谡”？让我们看看关（以及王）究竟是怎样被打倒、为什么被打倒的。
关锋被打倒的主要原因就是说他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搞乱了军队。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年“七二〇”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很多群众不满、抵制和反对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但被定性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〇”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多万人参加的欢迎他们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社会上，铺天盖地传播开来。
“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时达到了顶峰。
其中《红旗》杂志（半月刊，“文革”中不定期出刊——编者按）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年7月，毛要随其南巡的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回京参加建军40周年招待会并致词，杨忙说：“不行不行。致词应该是老帅。”毛说：“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见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总理当然同意和执行毛的决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杨在致词中，只讲“党内一小撮”，没提“军内一小撮”——这不是偶然的。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达到顶峰时，他这样说，透露出毛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信息，即毛经过“七二〇事件”，逐渐觉得军队不能再乱了。看来，利用“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做文章即整人，已经酝酿有日。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使军队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忧心忡忡。他在年12月同斯诺谈话时说：“一九六七年的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底线。当毛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老衲读史ID：lldushi）这就是说，毛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关锋在“文革”中因为宣传和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而被打倒，年8月30日起被隔离审查，4个月后被关入秦城监狱，一直到年才被释放，长达14年。昨日“功臣”，今朝祸首，实乃悲剧。然而悲剧的主人公另有看法。
“王、关、戚”还是“戚、关、王”？
王关戚三个字连在一起，很多人（特别是没经历过“文革”的中、青年人）以为这是一个人，其实这是三个人的“姓”，他们分别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的姓氏所以连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最活跃的成员。他们的活动有时也在一起，仿佛密不可分。下面我谈谈关锋同王力和戚本禹的关系。
“文革”前，关锋和王力可能认识，但恐怕交往不多，在五六年的时间内，我没见过他们来往。从年龄说，关长王两岁；从级别说，王比关高，王是中联部副部长。“文革”开始后，他们都成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又都成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熟悉了，交往也就多了起来。他们都管宣传，又都是“笔杆子”，其合作的基本方式就是给《红旗》、《人民日报》写社论、评论和编辑部文章——这一点前面已举过不少例子。他们合作的文章，毛多次给予很高评价。
——年6月2日，关和王合写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在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中大加称赞：“写得何等好啊！”
——年1月30日，毛对关和王合写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批给林彪：“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做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
——年2月28日，毛对关和王合写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
——年5月4、6、7日，毛对关和王写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三次作了批语和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应送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后来中共中央还为此文发表向全党发了通知（已如上述）。这是一篇很有权威的文章，甚至可以说是致刘少奇于死命的利剑。
关和王因“揪军内一小撮”和其他一些问题一起被打倒。“文革”后，关曾不止一次跟我说，毛说过这样的话：我和王力的分歧是路线问题，关锋是个骄傲问题——具体什么分歧、什么骄傲，关没说，遗憾的是我也没问。
关锋和戚本禹的关系，比他和王力的关系还密切。
年戚所写李秀成向清朝投降叛变的文章，虽然反对声此起彼伏，却得到毛的肯定和赞扬。年陈伯达把戚调到《红旗》杂志任历史组组长，而还没开始工作戚就参加了《红旗》杂志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这两个单位都归陈伯达领导）混合编成的“四清”工作队到通县参加“四清”。关和戚都分在宋庄公社翟里大队，分别任翟里一队和五队的工作组组长，他们都搞出了“成绩”。
关在一队搞出了一个所谓“漏划反动富农分子”邓某某（原为翟里大队副大队长），并通过公安局把他抓了起来；戚在五队搞出了一个所谓“漏划富农”，这都获得翟里大队工作队总领队邓力群的认可和支持。当时北京市委对翟里大队，特别是关所领导的翟里一队不满，认为他们划邓某某为“漏划反动富农分子”材料不实，要进行复查，关在邓力群以及戚的支持下写了8万字的“邓某某罪行材料”（据知情人说，该材料结论为邓力群所写）。
年春，当彭真得知毛认为关、戚都是左派后，他对整关等人的材料有些后悔，为缓和关系，他请关、戚吃饭。关、戚表面上和彭真的关系有所“改善”，但他们还是遵从“文革”战略部署，成为反对彭真与北京市委以及整个“文革”的干将和急先锋。
在“文革”中，关和戚进一步加深了在翟里“四清”中结成的亲密关系，两人常常一起活动。年秋冬的一天，在钓鱼台十六号楼戚本禹的办公室，我亲耳听到关跟戚说：“老戚，论生理年龄我比你大（关生于年，戚生于年），论政治经验我不如你丰富。”戚马上说：“哪里，哪里！”我认为，关说的是实情，在政治上和活动能力方面，戚确实比关强。这是因为戚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十五六年，对中央上层的情况相当熟悉，再加上戚态度比较随和，性格更果断，也正因为这样，人称“戚大帅”。
关对戚也有不满意的时候，我就遇到过很尖锐的一次。
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6日或7日，戚叫我给《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林聿时打电话，他口授我用你们可以给汪东兴打电话，要求把陶铸揪出中南海批斗。林聿时答：“好！”接着他跑到红旗杂志社找到周英（关锋的妻子），用红机子给汪东兴打电话，汪生气，把红旗杂志社的红机子给掐了。事后，关把我叫到他在钓鱼台十五号楼的办公室，严厉地批评我：“你看，你们（指我和戚）出这种馊主意，汪东兴把《红旗》的红机子给掐了，你看怎么办吧？！”我无言以对，只能静静地听他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关并不是不同意把陶铸揪出中南海批斗，而是戚的主意让汪东兴掐了《红旗》的红机子损害了《红旗》的利益……
“文革”初期，戚凭着他的地位，特别是仗着他与毛和江的特殊关系（年5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被宣布停职检查后，戚接替此职，主要为毛服务——笔者注），说话和行动比王、关还大胆、泼辣。年代，有一次我跟关说：一向提“王关戚”，我认为，从“文革”中的实际情况看，其顺序不是“王关戚”而是“戚关王”。当时，关还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告我：“不能这样说。”可是，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实际上是“戚关王”了。
从“文革”后的处理讲，也是戚的罪名最多、最大。关和王“免予起诉”，而戚被判了18年徒刑。至于是否公允，我们无法也无权评论。年戚刑满释放后，关锋为避嫌不愿再和他交往，但戚对关说：“我和你的关系总比王力和你的关系好吧！”此后，关和戚来往起来，除鱼雁传书，还多次会晤（都是戚来北京）。他们还合作写了好几部关于中哲史和思想史的书。关和戚在“文革”后又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年，按照毛的意见，王、关、戚是分别处理的，先处理王、关，戚再观察一段时间。8月30日，王、关被隔离审查，是戚实际执行、具体操办的。周总理宣布对王、关实行隔离审查后，戚把王和关送到被隔离的地方——钓鱼台二号楼，并告诉二号楼的服务人员，对待他们还要像过去对待首长一样。（老衲读史ID：lldushi）戚回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楼）又让办事组工作人员给王、关送去了《毛选》。
王、关被隔离审查，戚也感到尴尬。他曾跟我说：“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年9月4日戚就给毛写了表示检讨的信。他在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严重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笔者按——我看到关当时写的检查也说：“我犯了小资产阶级盲动主义错误。”）（一）错误地估计全国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戚检讨自己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年9月7日，毛在戚的检讨信上作了批示（见《毛泽东文稿》第12册）：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毛泽东
九月七日
对戚这个检讨，关锋“文革”后看到很不以为然，认为效果不好，不同意戚说“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实际是指关（和王）“反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三个常委。在这里，姑且不谈关（和王）对周总理的态度，一句话，照我看来，他们至少有时对总理不够尊重。我着重说说所谓关锋反对陈伯达、康生的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年重新修改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是陈、康操办的，具体经办人是《红旗》副总编辑邓力群。
“文革”中北大的造反派“勒令”《红旗》杂志“交代”“黑《修养》”出笼经过，由当时《红旗》杂志的“文革”小组成员林杰作了一个书面答复，讲到《修养》在《红旗》出笼即发表“是由邓力群等人……”（大意）——这个“等”字非同小可，实际上就把陈、康屏蔽掉了（陈、康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邓力群是被打倒的走资派，林杰不便说、不能说也不敢说陈和康的名字，所以就用了“等”字含混过去——笔者注）但陈、康显然不会满意。
当《红旗》杂志有人把这个“答复”报告陈时，陈非常生气，就对江青说了，江青立即找关谈话：“关锋同志，你不要反对陈伯达嘛！”关立即表示：“我反对陈伯达不成反革命了吗？”江青安慰关说：“也不必说那么重，陈伯达不过是个过渡式的人物。”康对这件事的态度，我没听说，肯定也不会满意。戚检讨信中所说“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就是指这件事情。
戚对毛的批复，也别有看法。“文革”后，他告诉我：在9月7日毛对检讨信的批复上，毛明明称关、王为“同志”，怎么后来又成了敌人呢？！这个问题，他不能回答，我也不解。
关和王被隔离审查，对戚又是怎样处理的呢？年1月12日，对戚隔离审查，实际上立即送入秦城监狱。年11月，又判刑18年。
关于“王、关、戚”的兴起及其倒台，是“文革”中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一件事情。他们的倒台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以及许多被打倒的党政领导人不同：刘、邓、陶等人都是因所谓“不贯彻执行革命路线”被打倒，而“王关戚”他们则是因积极（或过分积极）推行革命路线、极左路线被抛弃。这不是“文革”中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吗？
“文革”后的关锋
关锋年1月出狱后，经过两年的休养和恢复，重理旧业，继续”文革”前的中哲史研究。年，关在接受余汝信先生的采访时说：“我是年重获自由的。年休息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后，重新开始了笔墨生涯。80年代中期那几年，创作欲最为旺盛，我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是早晨六时起床，外出公园活动活动筋骨，吃过早饭后，上午写4个小时，下午写4个小时，晚上再写两个小时……前几年已发表的着述总计三百六十多万字，基本上都是脱稿于那一时期。”
从年代初起，关出版了好几部书。例如：
《法和法学发生学》，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30万字，署名古棣（关锋）、周英（关锋妻子）。《老子通》上、下册，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万字，署名古棣、周英（关锋告诉我，台湾还出了《老子通》的繁体版——笔者注）。《孔子批判》，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50万字，署名古棣、戚文、周英。该书增订为《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80万字，年9月在香港出版，等等。
关为什么署名古棣？因为古棣是他“文革”前曾用过的一个笔名。而关在“文革”后的着作要使用笔名有时并非自愿。关还有不少未刊的书稿，如《孙子会通》（90万字）等。
关告诉余汝信，从年起，即他65岁后，还每天工作10小时，高峰期一天可手写字（他不会用电脑）。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关写作向来有个习惯，不论文章或书稿都是一次成形，虽然也有修改，但根本不用誊清。
年11月济南召开孔子学术讨论会，邀请他参加，他不去，因此也没做什么准备。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副主任刘导生一定要《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林聿时去，林也不想去，并告诉刘说，关锋不去；刘斩钉截铁地说，关不去我管不了，但是你作为学部的人必须去。林要去，当然一定要拉着他的朋友关。友情难却，关不能不去，去就得发言。时间紧急，关就口述要我在稿纸上记录，苦战一天，我们搞了字的发言稿，累得我手和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对关这个本事，有人很称赞：“关锋这一手很厉害，很难学！”我亲眼看到，关和王力合作写文章，也基本采取这种方式——当然，王力记录和我记录不同，我是被动的，王力是主动的。他们两人在写某篇文章前肯定进行过讨论，在写的过程中，我看到王力也经常提出意见。他们两人合作很默契。
关告诉我，他“文革”后20年研究成果比他过去多半辈子的研究成果还多，甚感欣慰。他不止一次说，他要活到岁，但天不假年，他年春因摔了一跤不久即去世，终年86岁。
很多人知道我和关锋的关系，经常问我：“关锋对‘文革’怎样看？”我确实也应该谈谈这个问题。
“文革”后，关基本不接受采访，而在接受某些人的采访时，经常说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对“文革”这段历史采取“四不主义”，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我认为，这不是他的实话，但他采取这种态度可以理解。就我和他的接触看，他是很关心“文革”的回忆和研究的，有这方面的书（包括盗版的）就买，就看。他能“不想”？至于“不谈”，那也不是实话，他和我就谈过不少。
我在回忆“文革”的文章中已经披露过一些，如，年夏的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样板戏”演出，林彪和毛泽东挨着坐，当报幕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毛扭脸对林说：“该你啦！”几乎同时“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喊声就传了过来，林一笑未说话。
当晚，林就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写信，提出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要总理和文革小组帮他把这个关。（老衲读史ID：lldushi）还有“不写”，戚本禹肯定关锋是写了的，对此我没听说过也没见过。如果关不把他经历和知道的“文革”情况写出来，不论对他自己，还是对历史，都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和损失。
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关锋所谓对“文革”历史的“四不”，全面地讲，不是事实。应该说，他对人们关于“文革”的看法和评论，是很北京中医白癜风医学研究北京最专业治疗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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