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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整理资料，昨天在本公号里发出《我们距离大师只差一步》，在“嘿摄会-中国摄影记者”群里引发媒体摄影大咖们热心讨论。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中国青年报贺延光摄↑
陈荣辉：既然提到了这张照片，当时还在外媒工作的王身敦老师明显拍得更好。
↑盖蒂图片社王身敦摄
↑盖蒂图片社王身敦摄
孙世麟：我觉得重点在于当时的中青报能把这张照片发出来。
杨刚：握手前，所有现场摄影师同样都按了快门
陈荣辉：对于通讯社来说，这是基本；中青报能够刊发，确实牛。
代茂增：估计许多值班老总都选择了“稳当”“不出错”，采用了雷同的照片。
秦斌：其实拍到了不重要，选择了才是关键。
张宏伟：体育竞技场上几百个几十个选手都在一个体育场竞技，而 只有一个，不是说谁谁谁和 也采用同一个姿势，就说明他和 一个水准。
朱骏：我不确定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就画面而言我更喜欢这张。
↑（先前大家认为这张作者是王身敦，后来有图片编辑确定作者为路透社ClaroCortesIV）
刘飞越：这张好！
朱骏：我觉得有这个意识拍摄和选择这个角度的老师都厉害，当时站位和运气了决定了这个细节的偏差。左一点，右一点，那样的采访环境下也不可控。
张宏伟：赞同！
郭广宇：（上面这张手在分界线）那张中青报永远不可能刊登也绝不会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我觉得身在哪个环境就应该置身环境考虑问题贺延光老师那张没有问题挺好也在制度能刊发之内所以成就。王身敦老师那张（应该是路透社记者这张）确实有更多解读的空间，也挺好个人意识形态赋予的解读纯属每一个个人
陈志强：《中青报》（发贺延光照片）的标题当时是什么？
柴继军：问我呀，我是现场编辑。《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标题起了关键作用。
陈志强：标题当时是你起的？
柴继军：不是不是，贺老师亲自起的。
陈志强：标题解读下，价值连城！
柴继军：路透就比下去了，没办法。另外，当天报纸版面也处理很好，因此是个合力。
浦峰：到底是图片好，还是标题好？
柴继军：都好！
王颖：都好！
浦峰：哈哈，我是说哪个更重要？
柴继军：都重要。不会写稿子的摄影记者不是好记者。
陈志强：评论更重要
孙世麟：领导更重要
柴继军：第二天，胡办就来要照片了。
浦峰：图片好，只是在我们这些人里面凸显；标题好，才能在读这里面传播。
孙世麟：拍得再好写得再好，总编辑不让发，也是白搭。
陆云：中青和路透的工作思路肯定不一样的。
张宏伟：前提还得有好照片。
浦峰：现在好照片真的不缺，只是缺渠道，每个大事件，总有好照片出来的。
单增辉：所以一个好作品，最终还是要捆绑上影响力，哪一张作品在社会层面形成了足够巨大的影响力，当然就是成功的。
陆云：之前看过一张一般的照片，结果被领导看上了，立马成了“有影响力”。
单增辉：好照片肯定有用，但是不一定用在当前。
浦峰：中国摄影记者的绝大部分好照片，都烂在电脑里，和朋友圈里点个赞。
张宏伟：时间是衡量照片好坏的标准之一。
秦晴：我很想请教一下，比如这张照片，摄影师拍摄的时候会有想到那么多吗？难道不是一梭子连拍过后，后来慢慢挑出来一张。然后被大众各种解读？
周鹏：估计是一梭子过去，回来挑的。
秦晴：我曾经看贺延光老师的采访，他说当时抢到那个正后面的位置，是临时增加的一个拍摄架他抢到最正，说明他旁边的路透记者也怕是临时跳上去的，只不过位置没有贺延光老师的角度正。
陈志强：一是角度，二是瞬间，角度就是提前设计提前找位置，瞬间现在基本都是一梭子。 的初期编辑发稿，那就是 的决定因素。雷同图片新华等可能都会有，但挑选的发稿图片不如延光这张。那就没办法了。或者说，就是这张与别人不一样，标题再讲究点。形成了鹤立鸡群的感觉。
浦峰：
秦晴?其实就是占位后一梭子买卖，红色地毯交界也是正好运气。赵昀：一梭子也是事先想好，不然一梭子打偏了，也是白搭。
浦峰：所以先占位置啊。
朱吉鹏：事先肯定心里有底，大概会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位置之类的。
新华社正式发稿中规中矩↑
↑新华社网站发稿记者 张旭 摄
↑北京晚报张风摄
↑美联社记者摄
贺延光老师讲述胡连会照片背后的过程
拍“胡连会”的那些事《中国青年报》有个传统：谁的照片拍得好就用谁的。如果本报记者拍得好就用本报记者的，不会用新华社的通稿。对《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这幅作品，很多人只看到了照片得奖，实际上，拍照背后的过程更有趣。《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连战要到大陆来，并非突发新闻。我知道他要来，但不知道《中国青年报》有没有采访名额。此外，报社有名额，能不能让我去，也是个问题。那时候，我是摄影部主任，不能什么好事都是主任去啊，报社有很多 的年轻记者，所以要给年轻人留机会。或许是因为这是胡锦涛、连战作为国共两党 的 次会见，影响太大了，所以可以去采访的媒体范围中包括了“中青报”。领导拍板说：“贺延光你去！”这事儿才算定下来。我去之前就一直在想要怎么拍这张照片，也就是对这件事情有怎样的认识。60年前，国共两党还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而现在，海峡两岸执政党的主席要见面了，这确实是个大事。连战来大陆的 站是南京。我没有现场活动的采访证，只能坐在酒店里看电视直播。第二天，连战要拜谒中山陵，而且听说国民党方面要求不能清场，这就意味着我可以作为游客进去。于是，我找了南京一家地方媒体的摄影部主任，希望他找个记者帮我带路。他说行，马上拿起手机开始打电话找人。我坐在他旁边，听到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孩儿，他对着“哎呀，要向贺老师好好学学。”他放下电话，我说：“不要这个姑娘，太年轻。你给我找一个也没有记者证，但同样想进去拍的、 一点的记者。”他想了想，又给一个叫泱波的小伙子打了电话。很快，那小伙子就骑摩托车来了。见到他我说先吃饭，吃完饭再商量。他说：“不吃饭了，贺老师，下午我还要准备两条黄丝带，就是系采访证的带子，到时挂在脖子上，让人猛一看好像是随团记者，没准能混到跟前。”我心想，这个小伙子找对了！第二天，中山陵一开园我们就进去了。这里的确没有清场，但连战近身区域都有警卫人员包围，无法靠近。有一次我都已经钻进警卫圈子了，又被警卫人员给揪出来。他问我是干吗的，我说是记者，他就要查我的记者证，我怕露馅，就赶紧钻出来，所以连战上台阶的时候我没拍成。然后，我就想找个制高点，等他下台阶的时候再拍。结果台阶正对面的大影壁上，人已经站满了。恰好站在上面的几个老记者认识我，看到我就打招呼，然后又向旁边几个记者喊道：“贺延光来啦，哥儿几个挤一挤！”于是，连拉带拽地我上了近两米多高的平台。几分钟后，连战开始下台阶。下台阶时，他们都是低着头走路，这时我们拍到的照片也都是低着头的，效果不理想。现场的台湾记者、港澳记者大叫一声“连主席”，连战闻声抬头、挥手，就两三秒，但是照片就拍上了。所以第二天《中国青年报》见报的照片效果还是不错的——照片背景是中山陵，连战及其随同人员依阶而下，连战还向着镜头招手，旁边是人群。回到北京后，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拍摄“胡连会”。领导人会见，最常见的就是两个人握着手，笑容面对记者的半身像。如果按这种模式拍自然十分简单，但缺乏象征性的意义。国共两党领导人见面毕竟是打破横亘在两党之间的坚冰的福音，这是海内外所有华人都明白的。
▉提前两小时，占个好位置领导人会见，最常见的就是两个人握着手，笑容面对记者的半身像。如果按这种模式拍自然十分简单，但缺乏象征性的意义。国共两党领导人见面毕竟是中国人打破坚冰的福音，海内外所有华人都明白。上午，连战到北大演讲。连战在 政坛被认为是个“木讷”的人，但他竟然在北大侃侃而谈，而且讲得很不错。全场热烈鼓掌，他的夫人激动得从位子上站起来当众上台亲吻他。演讲结束，我也拍完照了，回到车上，司机也说刚在车上听了广播，觉得连战讲得真好。接着我们马上往报社赶。回到报社，我让司机赶快吃饭，自己上去储存数码相机里的照片。司机给我拿了一盒饭到办公室，我说没时间吃了。司机很疑惑，说：不是下午3点才开始么？我说要去占位子，你去晚了一分钟，在中间找不到位子，站在侧位，就没办法拍了。过了安检之后，我拿起镜头和相机就开始跑。去到现场一看，给摄影记者预备的是照合影的那种铝 梯子，一共四级台阶。最中间的是给中央电视台预留的机位，大约一两米见方，谁也不能上去。几分钟后，梯子上就站满人了，并且位子还不够。不久，工作人员又推出同样的一组梯子，放在中央电视台机位的后面。我一下就蹦过去，站在梯子的 一层。我考虑，从上往下拍，背景比较干净。如果我站在 层拍，背景就完全不一样了，警卫人员、其他工作人员、门和窗都会入镜；而从上往下拍就只有胡、连二人，背景比较干净。站好位子之后，就要干等两个多小时，喝水、上厕所都不行，只要你一走就没位子啦。▉摄影记者要不要用闪光灯？我这些年拍照片是不用闪光灯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我在新华社听一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女摄影师讲课，她当时37岁，连续三届在荷赛获奖。她说她15年没有使用闪光灯了。当被问到为什么，以及光线如果太暗怎么办时，她并没有正面回答技术问题，只说现场光线的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真实性的组成部分，能不用灯就不用灯。我觉得她一下说服了我，所以我这么多年也是不用闪光灯的。但是“胡连会”这种情况，我一看就傻眼了。几乎所有记者都拿着闪光灯。这就意味着，在胡、连握手相见的瞬间，会有几百个闪光灯同时在闪。如果我不用闪光灯，快门开启的一瞬间都是别人的光，我拍出的照片曝光就无法控制。幸亏我还算有准备，犹豫了半天，还是把闪光灯从包里拿出来了。因为我常年不用闪光灯，现在的闪光灯又比较复杂，我都有点不太会用了。就利用会见前这两个小时，不断试验闪光灯。前面有工作人员走来走去，我就判断胡连大概的位置，不断地试。全光、半光、1/4、1/16的曝光情况下，闪光灯是什么效果。为了达到既要抓住主要人物，还不能有闪光灯痕迹的效果，我试拍了有50张照片。▉摄影技术好掌握，难在对事件的认识会见开始了，胡锦涛先到了预定位置，他站在那儿，看着一侧的记者。时间不长，3点一到，另一边的门就开了，连战出来了。我的镜头一直追着连战走，走到两人一伸手，啪啪啪连拍三张照片。照片拍完之后，很快胡、连二人就进入会场会谈，我们就进不去了，离开了大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有两个年轻记者，都认识我。我就问他们拍得怎么样？两位年轻记者很高兴地回答说拍上了。给我看相机屏幕的时候，我发现都是半身握手的微笑像，就是很常见的那种照片。我当时就问了他们一句，为什么不拍全身照？两个小伙子没有反应过来。我解释说，共产党、国民党过去60年刀光剑影，现在 次见面，手要往一起伸了，腿要往一起靠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俩恍然大悟。所以我说，摄影记者不要把技术问题看得太难，技术好掌握，反倒是你对事件的认识是最重要的。你对生活有什么样的认识，你就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好照片险些被毙稿因为拍这张照片是事先有预判的，所以回到报社之后，我很快把照片以及标题和文字说明拿出来了。当时我们摄影部的编辑记者，还有报社的编委，都到我的房间里来看，一致认为这张照片拍得好。我心里也很踏实，觉得自己的想法实现了，把这事儿交给当时值班的图片编辑柴继军，就去和朋友吃饭了。没想到，晚饭还没吃完，编辑就打电话叫我回来，说是照片被总编辑毙了。因为新调来的总编辑觉得，“这么大的事儿，拍得太不正式了”。潜台词就是没有按照领导人会见的传统模式拍。我不甘心，就告诉柴继军联系其他媒体，是不是愿意用这张照片。后来新京报看了照片，他们值班的几个头儿一致决定明天就用这张照片。虽然照片刊发有了着落，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我是“中青报”的记者，好不容易拍了一张自己也觉得满意，别人也觉得满意的照片，结果自己报纸没用。我又去找总编辑。当时的副总编辑何春龙，还有三四个人在场，都说这张照片好。何春龙就跟总编辑介绍，“中青报”有个传统，就是照片谁拍得好用谁的，不一定非用新华社通稿，如果外人比我们拍得好，我们就用外人的，多少年来都是如此。面对大家的七嘴八舌，总编辑也想了半天， 说，既然你们都觉得好，那就用这张照片吧。我长舒了一口气。后来我知道，那天副总编亲自做版，把中国青年报的报头缩小了一栏，腾出地方，把这张照片由四栏变成五栏，文字说明和标题一个字都没改，发了出来。过两天开办公会，总编辑就在会上检讨说他的思想不太解放。他说真没想到，这张照片一见报，好评如潮。过了十来天，宋楚瑜也来大陆。听去现场拍摄的记者说，在会场等待时，很多摄影记者都在议论贺延光的那张照片，说这次也要逮着那个镜头。我听了就笑，因为这不可能拍得到。上次是连战在走，而胡锦涛往前迎了一步。但是宋楚瑜来，胡锦涛是纹丝不动。况且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亲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背景完全没法比呀。所以实际上，我讲的这个故事，是说明，摄影记者要去拍一个新闻事件之前，你要去了解它，而且应该比一般读者更了解，把背景讲清楚，新闻才有力量。如果我们不讲背景的话，光是拍照片，只能拍出一个情节，它会很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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