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圳晚报》（记者李福莹）
如何看待梁启超这个“改良派”？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为何如此“多变”？他的思想演变历程是怎样的？昨日下午，中国近代史学者、文化批评家解玺璋做客深圳越众产业园·越众历史影像馆，以“梁启超的革命观”为主题还原近代史中的梁启超。本活动为“知而行”越众学堂之“季我努”沙龙第二期，由越众历史影像馆携手“季我努学社”联合主办，深圳晚报作为深圳独家平面媒体支持，全程跟踪报道。
（解玺璋在越众历史影像馆讲述多面梁启超。深圳晚报记者冯明摄）
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主张
解玺璋研究梁启超过30年了，当出版社邀他写一部《梁启超传》时，他打破之前以时间顺序来写传记的惯例，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当梁启超面对某个人时，体现的是一个侧面；我把他与曾在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的关系都写出来，体现的就是一个多面梁启超。”
解玺璋从年“公车上书”时期的梁启超讲起，认为梁启超最初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就是办报。他的《变法通议》明目张胆地批评晚清朝廷，要求改制变法，抑制君权，伸张民权，说出了当时人人所欲言而未能言说的议论。
年至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激进、革命激情最高涨的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尽管此时他仍跟着康有为力倡保皇，但实际上，他的革命激情正日益高涨，表现之一就是欲与孙中山的革命派联合，并曾与孙中山融洽亲密地辩论革命之道。康有为曾责备梁启超，过于轻信卢梭学说，鼓吹破坏主义。这时的梁启超与其说是“改良派”，不如说是“革命派”。
骨子里不变的家国情怀
梁启超的改良方案，最早是年提出来的，尤其年回国后，言论大变，告别革命，坚持改良主张，强调要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年，梁启超的改良方案被清政府所采纳。
解玺璋说，历史是由人构成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构成历史的一个面相，这些人物的经历又相互纠缠在一起。梁启超的重要性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他和当下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密。梁启超的“善变”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他有不变的东西，就是家国情怀，他宁肯背负一个“善变”的恶名，也不愿意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个人简介
解玺璋，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北京晚报》编辑部主任、《北京日报》文艺图刊主编、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等。年，他出版上下两册《梁启超传》，在学界引起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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