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农
陈伯达是众所周知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跃而成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的中共第五号人物，陶铸倒台后，更排名第四，地位显赫。
陈伯达二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在香港出版（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陈伯达在回忆中提及，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当时之所以受到善待，是因为陈伯达在一个很简陋的、连床也不设的监狱房间门口高喊：“我救过毛主席”。
他说：年逮捕我，在监狱门口我不愿进去，曾大声喊过：“我救过毛主席！”。开始关我的条件很差，连床都没有。我在铺盖的掩护下，咬破自己的手腕，想放血自杀，结果没有自杀成。几天后，大概我说的那句话传上去了，把我转移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在阜平时，我没有与毛主席住一起，是分开住的。5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飞机突然飞临阜平上空。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声响，觉得情况不对，赶紧往主席住的地方跑。半路上遇到江青，她正慌慌张张找地方躲避飞机。我问她：“主席在哪里”？她说：“还在屋里，我劝不动他”。
我赶紧跑到主席屋里，见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和警卫员一起出了屋子。我站在院中未动，看着他们走。主席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就喊我：“你还不走哇”！我为了转移飞机的注意力，没有动，只是喊“主席快走”！看到他们走到安全地方，我赶紧跑出院外，飞机已经开始向下俯冲了。我马上在一个低洼的地方卧倒，炸弹噼噼啪啪落下来了，正好落在院子当中爆炸了。屋子的玻璃全被弹片击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险的。
陈伯达说：“这件事我本来从来没对人说起过”。“救毛主席的事，我是在毛主席在的时候讲的，因为毛主席心里是清楚的。毛主席不在了，我就不讲了。后来公安部门一再问，才讲的”。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介绍：关于陈伯达在阜平救护毛主席一事，年10月，陈伯达在解放军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北京市公安局曾奉上级指示，派萧健、杨士杰二人向陈伯达做过详细了解。年10月17日，医院病房里举行了陈伯达刑满释放仪式。陈伯达在释放仪式上再次述及他在阜平救护毛主席的经过情形。整个仪式曾由公安部门做了录影。
陈晓农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重点指出：关于年5月国民党飞机轰炸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这一非常事件，目前流行几种说法，其中第一种说法，即《聂荣臻回忆录》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其内容最早刊登于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第一版，标题是《在城南庄和毛泽东同志相处的日子里》。
陈晓农认为：“聂荣臻的回忆录严重失实”。因此“不能不进行澄清”。
第一种说法（即《聂荣臻回忆录》）里是这样描写的：
敌机轰炸城南庄的准确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初。
……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这时我思想上特别警惕，因为毛泽东同志住在这里，必须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
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了。
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见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同志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不知什么时候，参谋长赵尔陆同志也来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同志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我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江青害怕，一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我们抬着毛泽东同志走进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我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泽东同志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看到这些，我心里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第二种说法，即王居英在聂荣臻文章发表后，在《河北文学》年第2期曾撰文记述此事。
第三种说法，即蒋荣增于年6、7月间也在《北京晚报》连载纪实文章《毛泽东城南庄遇险记》。
这两篇文章对城南庄事件的记述大同小异，“实际上只是抄袭了第一种（聂荣臻）说法”，即“聂荣臻救护了毛泽东”。
第四种说法，是纪实作家权延赤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年4月出版）一书中记录了当年，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情况万分紧急，我粗鲁地将手一下插入毛泽东腋窝下，阎长林顺手往毛泽东身上披了一件棉衣。石国瑞、孙振国便搀扶着毛泽东的另一只胳膊。‘快快快！’我喊着，四个人连架带搀，拖起毛泽东便往门外跑”。
“我们四个警卫人员象被火钩子捅了一下似的，叫起来‘快跑！快跑！’架起毛泽东，脚不沾地地朝防空洞猛冲”。
“‘快呀！飞机要丢炸弹了’，聂荣臻在防空洞前挥手喊”。
第五种是毛泽东卫士阎长林写的《在大决战的日子里——毛泽东生活实录》（年10月）书中，也有关于“城南庄事件”过程的详细记述。
第四（李银桥）、第五种（阎长林）回忆的事件经过都十分详细，细节也都吻合，即是由李银桥、阎长林、石国瑞、孙振国四名警卫人员架着毛泽东跑到防空洞的。
另一个共同点，就是“根本没有提到聂荣臻跑到毛泽东屋内劝毛离开一事，更没聂荣臻、赵尔陆抬担架的情节，而仅仅提到在毛泽东已离开住屋之后，在防空洞前遇到聂荣臻”。
陈晓农认为：“上述五种说法中，前三种说法属于同一类型，其中第二、第三种说法出自局外人，实际上只是抄袭了第一种（聂荣臻）说法。第四、第五种说法则出自毛泽东当年的两位卫士，他们都是无可争议的事件当事人和见证人”。
“按多年的管理，中共领导下的出版部门出版的书籍中，是不可能对已经倒台的原中共人物说一句好话的。因此，毛泽东的卫士在回忆中没有，也不敢陈伯达，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他们决不会抹煞仍在台上的领导人的功绩，绝不会掩盖老一辈革命家做过的每一件好事”。
“然而他们在回忆中却根本没有提到聂荣臻跑到毛泽东屋内劝毛离开一事，更没聂荣臻、赵尔陆抬担架的情节，而仅仅提到在毛泽东已离开住屋之后，在防空洞前遇到聂荣臻。这足以说明聂荣臻的回忆录严重失实”。
“他（陈伯达）讲出年他在阜平救护过毛主席，是在年9月他被押进秦城监狱时，处于万般无奈的境况，不得已而大声喊出的，以希冀主席能念旧情。此事原委。毛泽东本人即是最知情者，陈伯达来不得半点虚言。聂荣臻的说法则出于毛泽东去世之后。
李银桥、阎长林两位当事人对聂荣臻说法的否定，实已反证陈伯达的陈述属实”。
关于“城南庄事件”，叶永烈说过：“我们写历史，常常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以‘后来’定‘当初’。一个人后来成了坏人，那他当初也必定很坏，反之亦然。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的回忆录里，都有意隐去或者增添某些内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带有明显的立场”。
“比如毛泽东年在城南庄脱险，陈伯达是救了毛泽东的，可是连聂荣臻的回忆录里也不提陈。因为陈伯达后来成了‘文革’的主犯之一，人们写到他的时候就讳言这个事情。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在写作中遇到矛盾的材料，就必须仔细甄别。当时就是当时，后来就是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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