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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卞之琳老师
文/巫宁坤
雪按：今天是著名诗人卞之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卞先生的现代诗歌写作成就，以及英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成就都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卞之琳的重要意义将在学界诗坛获得更广泛的共识，他的作品也会为更多的普通人所知道和喜欢。學人文特转载巫宁坤先生二十年前的缅怀文章以志纪念。
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扬州人，从初一起一直在省立扬州中学就读。年冬，我正上高三，侵华日军逼近首都南京，几十里之外的扬州也岌岌可危。11月中旬，学校被迫解散。全校师生纷纷离校，各谋生路。十七岁的我生怕做亡国奴，只身离家，走上流亡的道路。
我在徐州搭乘陇海铁路开往西安的客车，去投奔一位在骑兵师任军官的忘年交。在火车上，我结识了前往成都四川大学外语系任教的周煦良教授夫妇。他俩要先去武汉，候船入川。5月初，我有机会去武汉，和他俩重逢。周先生常带我逛书店，并买了他的朋友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送给我。年秋，我考上西南联大外语系，周先生又给我寄来一封给卞的介绍信。当时他是英语讲师，教大二公共英语，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鱼目集》是我和汪曾祺等爱好文艺的同学百读不厌的经典。其中有好几首诗我都看不太懂，正好拿着信去拜见，当面请教，他总耐心地为我讲解。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鱼目集》封面和版权页每次我去见他，卞先生都要借几本文学作品给我看，有英文原著，也有他本人和别人的译著。当时他正热衷于英国先锋派作家、诗人奥登和小说家衣修午德，先后翻译了不少前者的十四行诗和后者的小说《紫罗兰姑娘》。年秋，美国空军志愿大队，通称飞虎队，来华支援我国抗战，驻防昆明，急需英语译员。当时我刚上完大二，却报名应征，驻防郊区巫家坝机场，拜见卞老师的机会就少了，但我仍写信跟他保持联系，有时周末返校也去看望一下，他仍借书给我看。有一次，他给我一本从英国领事馆借的奥登的新著，长诗TheNewYearLetter，我异想天开，用我的手提式英文打字机，把全书打印了下来，送他留念。年10月，我奉派为一批中国空军赴美受训的飞行人员担任译员，行前卞老师曾为我饯行。后来在美工作和留学期间，一直保持联系。有一次，我在信中提到，年2月，我曾走访当时在东部Swarthmore学院任教的奥登，谈到卞老师已发表了若干奥登的十四行诗译文，回信时他就寄来几首译文的复印件，要我转交诗人。年，他应邀到牛津大学驻访，会见了衣修午德，并将他为《紫罗兰姑娘》写的长序的英译复印件送给他，作者看了一遍之后就说，如果小说的译文和序言一样的好，他就十分满意了。文化生活版《紫罗兰姑娘》年，卞老师从英国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年夏，我应燕京大学之聘回国任教。阔别八年，我又和卞老师重逢了。他曾有意邀我到北大兼课，但因北大在市内，燕大远在西北郊，相隔数十里，交通困难作罢。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迫下马，我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拜见老师的机会又少了。年，南大外语系停办，我又回北京，到西北郊的中央调查部干部学校（后改称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任教，老师也早已调到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住在东城干面胡同宿舍，相隔数十里，交通不便，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年“反右”之后，我被流放北大荒，从此与老师断绝联系二十余年。年，我重返北京国关任教，又有机会面聆教益了。老师勉励我教学之余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并亲自推荐我为《世界文学》月刊翻译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衣修午德的中篇小说《萨莉·鲍尔斯》。年12月，在外文所主办的成都会议上，该所的一位苏联文学研究员作“学术报告”。他依仗列宁反对现代派文学的《要文学，还是要革命？》一文的权威，对“文革”后开始流行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张挞伐。我感到忍无可忍，便立即予以驳斥，最后说：“如果今天有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一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回北京后，听说卞老师身体欠佳，因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我立即去看望他。一见面他就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长回来后跟我说，宁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听就明白你又惹事了。”“我们不是应当响应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号召，解放思想吗？”我很老实地向他请教。“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专心搞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出于对一个久经患难的老朋友真挚的关怀，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卞老师虽是老党员，还不失为一位忠诚老实的忘年交。我自然十分感激，同时我也意识到，解放思想在“文革”后的中国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自己“心直口快”的老毛病一时也改不了。卞老师是享誉海内外的诗人、学者、翻译家，但一贯谦虚谨慎，生活简朴。他是社科院的二级研究员，多年住在社科院在干面胡同的一栋四层楼宿舍的顶层，我曾亲眼看见他把蜂窝煤抱上楼去。每逢雨天，他家就漏雨，长期得不到修葺。后来，他接受朋友的建议，写了一篇《漏雨楼铭》，发表在《北京晚报》上，漏室才得到修葺。卞老师的感情生活也是低调的。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他在沈从文家结识了沈夫人张兆和的四妹充和，一见钟情，并把他的新著《十年诗草》题献给她。年，他在牛津大学驻访期间，充和在北京，也是在沈从文家结识了在北京大学访问任教的德裔美籍教授傅汉思，和他结婚后就随他前往美国，到他任教的耶鲁大学所在地定居。当时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卞老师从英国来信，提到此情，十分伤感。卞之琳八十年代手迹但他对充和一往情深，并不因此改变。年代，我在北京工作，常到他住处去看望他，此时他早已与小说家青林结婚。他一人在家，正在听充和唱昆曲的录音。他说，有人认为，他和充和的关系是他自作多情，其实当年他俩之间的感情是很热烈的。年，我在北京应耶鲁大学之邀来美访问，行前卞老师委托我把他的一本新著，《雕虫纪历》，面交充和。年10月6日，我应邀讲学回到北京。听说卞老师身体欠佳，刚刚出院回家，杜运燮就陪我去探望了。他躺在卧榻上，本来清癯的面容显得很憔悴。他很高兴见到我，并拿出一本新近出版的译著《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签赠给我，签名时手有点发抖，一向工整的字迹也模糊了。这四种悲剧就是莎翁的《哈姆雷特》等四大悲剧，翻译其中一种都不容易，卞老年近九旬，却一举完成了四种，全是文学翻译中的经典，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网格本版《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年12月8日，是卞老师九十华诞，袁可嘉、杜运燮和我发起在北京举办“卞之琳学术研讨会”，为老师祝寿。我因病未能赴会。袁可嘉12月初从纽约起飞，抵达北京后才知道老师已于前一天谢世。回想在西南联大学习的两年中，我没有上过卞老师的课，但他是我唯一的恩师。他去过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过课，出版过诗集《慰劳信集》，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教师中的“左派”。可是，在和我的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也从来没有做过我的“思想工作”。解放后，他入了党，我当了“右派”，他也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也从来没有和我“划清界限”。相知六十年，“君子之交淡如水”。老师一向关心我，帮助我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恩师的教益我终生受用无穷。诗人卞之琳（.12.8-.12.2）原文刊于《东方早报》。學人文：一生的人文教育人文采访黄玉峰：批判性思维不是思想批判叶开：成为语文教育的“公敌”鲍鹏山：“一个读过书的父亲，会给另外一个世界”诗人李笠：十四五岁的孩子很可怕诗人蓝蓝：为了让孩子爱上阅读，我做了这些……史金霞：中国古典诗词里“很难看到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如何做一个中学里的“扫地僧”：台湾诗人陈黎教育访谈不得不记起我是中国人：刘勃谈传统文化人文教育《哈利·波特》作者原来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八十三年前的警告：以后的教育可能什么也不是人文主义者是软弱的今年的哪吒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我们在说人文主义时在说什么雅克·巴尔赞退场吧，人文学科西方何以成为西方？马修·阿诺德这么说……师友写译雪莱活在20世纪很可能成为一个化学家或物理学家为什么领导们都爱谈辩证法？一个马克思主义老干部与古典音乐教育人的哀悼诗：这是我最难过的样子不要去歌颂或者洗地伊拉斯谟就立在我身边西哈努克来南京这是魔的时代：电影《湮灭》的人文启示录后新冠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中国人的双重人格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灵山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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