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幼遭遇横祸，与亲人阴阳两隔；16岁去虐心烧炭，有心迷上京味儿；当记者冒险去卧底，遭歹人报复……他就是著名京味儿作家刘一达。
在47年的创作生活中，这位高产的京味儿作家出版了60多部书，他不畏辛劳地“爬格子”、四处奔波推广京味文化，还要成立“京味文化博物馆”，这位京味达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京味更有味儿。
刘一达的新作《北京话》日前光鲜问世，为此，他又捧回了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匾；目前，北京人艺的戏骨们正在首都剧场上演他的京味儿话剧《玩家》的二轮，还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
高产归功于“热效应”
刘一达的家住在一栋不高的楼房顶层，是个复式结构，他写东西就在最上面的阁楼里，也是他们家最热的地方，记者上到阁楼，身上立马大汗淋漓，就像进了大蒸笼似的，此时才理解了刘一达为何光着膀子、肩上搭着擦汗的毛巾写作。其实，刘一达是因为常年写作，身体不太好，医生告诫他，最好不要吹空调。刘一达说：“我的‘高产’要归功于‘热效应’，赶紧写完，好下去凉快。”
作为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承人，刘一达用了自己前半生的时间搜集地道的北京土话。书稿案头，日常记录土话的小本有几十个。刘一达说，“这本书不是北京话词典，不是学术专著，是自己研究四十多年北京话之心得，也是由衷热爱北京话之感悟。”他告诉记者：“语言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现在说老北京话的人越来越少，如果不抢救，‘北京话’可能不会多久就可能消失了。”
刘一达笔下的《北京话》，以介绍北京文化为切入点，写的是北京话，讲的是北京人，聊的是北京城的历史变迁，用叙事的方式带读者逛逛什么是地道的北京城。
刘一达47年坚持不懈地跑动、创作、写文章、出书……可谓是马不停蹄，记者问他：“这么辛苦为什么？”他回答很简单：“就是为了要让京味有味儿。”
化装卧底探“沾毛”
刘一达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曾担任版面“经济广角”栏目的编辑，他的文章经常会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其中包含了刘一达对社会现象深层次的调查、采访和思索，同时不难看出刘一达在每篇文章背后所付出的辛劳。他当时为了写《“沾毛”伸向铁路的黑手》的报道，还专门剃光了头，穿上破旧大衣，化装成“沾毛”，深入到这些人当中“卧底”，采访到第一手的真实素材，并且发表在晚报上，使得这些不法分子得到了法律应有的制裁。后来，那些不法之徒还到报社找刘一达寻衅报复。刘一达说：“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一名有正义感的记者，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敢于赴险与不法分子交锋，敢于写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文章为正义说话。”
刘一达在晚报时还曾写过很多发生在百姓中间普普通通的人和事。比如《京城影楼透视》、《“面的”拒载探源》、《京城歌厅“三陪”现象调查》等一些社会影响极大的署名文章都出自他的笔下，每篇文章见报后都让人无不惊叹。当时很多人都知道他有“胡同记者”的绰号，这说明了刘一达扎根于百姓这片肥沃的土壤里生根、开花、结果，他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眼光和深厚的文学功力,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热点问题和老百姓现实生活状态的社会特写和纪实文学,都产生了极好的反馈。
突如其来的横祸
“文学”这个词，在刘一达那一代人心中永远是神圣的，也是刘一达年轻时生活的最大慰藉和指路的明灯。刘一达说：“我属于被‘文革’毁了的那一代人，没能系统地上过学，在我的心目中，‘文学’和‘作家’是令我仰慕的词汇，我有着我们那一代人共有的文学情结。”其实，刘一达的文学之路走得也是充满坎坷。他说：“我的人生有着刻骨铭心的六个字：‘不幸、苦难、热爱’。我六岁的时候，父亲被打成了‘右派’，以致后来被判刑，发配到东北，很长时间与父亲失了联系。灾难接踵而至，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年赶上了‘文革’，我的外公因为喜爱藏书倒了霉，两次被红卫兵抄家，上万册珍贵的古书籍被装满了三大卡车，被拉走烧了三天三夜，老爷子为此气绝身亡。当时，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背着‘黑五类’的罪名，靠当临时工挣钱，凄惨度日。直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穿着永远带着补丁的衣服，忍饥挨饿是常事。母亲十分要强，有一次，我饿得实在受不了，看到街坊家刚蒸的包子，忍不住要了两个，被母亲知道，狠狠地打了一顿。”
饿，对刘一达来说还不是最难受的，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社会的冷眼，“右派”的儿子处处受歧视。他说：“我属于‘70届’。年夏天，应届毕业生开始分配，但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没有单位肯接收，虽然我的班主任老师考虑到我的家里生活困难，凡有单位招工都极力推荐，还是无济于事。直到年底，北京二商局来到学校招人，听天由命的我和其他9个同样出身不好的同学，才被分到了北京市土产公司下属的木制品厂。那年，我还不到16岁。进了工厂被分到了木炭车间烧木炭。这活儿又脏、又累，烧木炭的粉末飘得到处都是，干一天活儿除了扛麻包浑身臭汗外，烧木炭的粉末让你喘不上来气，沾在身上脸上，一个星期都洗不干净，吐出的痰全是黑的。当时分到我们这个车间的有三个青年人，另外两个干了不到一年就受不了走了，只剩下我一个。我没有其他出路，那会儿我想的很简单，自己出身不好，干苦活、累活儿是应该的。”
刘一达现在回忆说：“我从不到16岁就学会了吃苦耐劳，即便是能走也舍不得离开车间里的那些师傅们，他们都是老北京，有古玩商，有天桥卖艺的，有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有拉洋车的，有犯了‘错误’的各色人等，总之，多属于老北京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炭窑装满点火后，有几个小时的备料时间，活儿相对比较轻省，这时候，师傅们就凑在一起开始聊天，聊的都是老北京的逸闻掌故。师傅们风趣幽默，就像说相声和评书，让人听得好不过瘾，也感到很新奇。从那时开始，我就有心等每天听师傅们聊完，就把这些有价值的故事和土话记在本子上，几年下来，我的笔记本就有好几大摞，这为我日后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一手素材。”
20岁完成处女作
在木炭车间烧木炭一干就是4年的刘一达，因为踏实肯干，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他作为“学习张思德，为革命烧木炭”的先进典型，在北京市团代会上，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作报告。由此，他的人生也迎来转机。
因为刘一达有文才，是厂里的“笔杆子”，当时领导准备把他调到厂部专职搞宣传，但刘一达要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离开烧炭的工作，他依然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刘一达记忆犹新地说：“那时我刚满20岁就荣幸地参加了‘北京市职工业余文艺创作班’，我在创作班学习期间，写出了自己第一部正式的作品——五幕话剧《闯路人》。这部话剧写的就是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可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创作很受局限，后来，我写的这部作品被改成了《火红的战旗》，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让我兴奋不已，激动得好几天都没睡着觉。”打那儿以后，刘一达更加认定了自己的创作之路，为下一个人生目标而努力。
新作问世赢得“非遗”牌匾
刘一达的新作《北京话》，日前刚一问世就反响不俗，让他捧回了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匾。此书的封面上醒目地写着：“京味儿作家刘一达凝聚四十年心血，透彻解读北京话。”开篇的卷首语他用“打开鼻子说亮话”做标题，让记者颇感新鲜。他解释道：“其实，‘凝聚四十年心血’不准确，应该是47年才对。至于‘打开鼻子说亮话’是北京土话，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意思，因为，北京土话经常是用鼻音一代而过，会使局外人听不明白，所以要‘打开鼻子说亮话’。《北京话》不是学术专著，所以我不玩深奥，更无卖弄学问之意，它只是我研究40多年北京话之心得，也是我由衷热爱北京话的感悟。话是人说的，语言的根在民间，从这个角度说，这本书属于最接地气的那种。”
语言学是门枯燥的学问。刘一达说：“就语言写语言，读者肯定不爱看，所以我只好独辟蹊径：写的是北京话，讲的是北京人，聊的是北京城的历史文化。蹊径就是小路，让读者在这条小路散步就能欣赏到许多市井风情，也许就不觉得累了。要想把北京话写活，不能绷着脸，不能玩儿纯学术，我用的是随笔方式，让读者看这本书，能找到跟作者面对面聊天的感觉。”
《北京话》不是北京话词典，因此读者不必为有些北京土话没收进来而有所抱怨，虽然这是一部写北京话的书，但刘一达是实操北京话的作家，当然写出来的书与众不同。刘一达说：“写这本书凝聚了我半生心血，搜集北京话如同搞收藏，也让我上瘾。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而语言的严谨性，使写语言的书不能偷一点儿懒，来不得半点儿投机取巧，必须一丝不苟地面对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因为要对历史负责，每句话的马虎大意都可能误人子弟。所以，写这本书要比写其他书更费力。我本想再沉几年写此书的，无奈北京城的变化忒快，说北京话的人越来越少，更没想到北京话已经成了抢救和保护的‘非遗’项目。年，北京市教委还把北京话进校园作为一项基础教育工程，而同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题又是《老腔》。何谓老腔？老北京话呀！所以，本书的出版当属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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