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20世纪诗典》等长诗和诗集的责任编辑张玉太
我与作家出版社的张玉太编辑交往合作的渊源，要追溯到他在出版社财务处工作时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后来我才知道，张玉太是毕业于河北财经大学的前身石家庄财政学校的学生。财经，自然是财务经济专业，听说中国银行系统很多负责同志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张玉太的本职是做作财务工作的，所以他长时间任职于作家出版社财务处。
身在财务处，心在诗词间。张玉太自幼喜欢诗词，也常写诗，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曾在北京和河北的报纸刊物上发表过不少诗作。那时候和北京的工人诗人李学鳌、何玉锁、韩燕萍、张宝申等是差不多一个时期的，只是在专业的文学出版社里做财会工作，从位置上看似和文学很近，实际上还是有些距离。
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书名叫《纪宇朗诵诗》。这本诗集的责任编辑是关正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书，特别是在作家出版社出诗集，那是要看实力，看作者在全国的影响，要严格帅选，要考虑印数，以及预测销售数量，不能让出版社承担经济风险，这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因为当时还和张玉太无关，我们这里从略。
《纪宇朗诵诗》年12月出版，首印三万七千册，分精装、压塑、平装三个版本，在当时诗集发行量较低，大多种印数不超过三千册的情况下，算是很成功了，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借着这个劲儿，凭着编辑部对我的信任，年2月，我又在该社出版了《纪宇爱情诗》，责任编辑是王元女士。
身为财务处长的张玉太非常喜欢读我的诗，得知我来到出版社后，特别想见我，和我交流一下，可又觉得有些不便，似乎师出无名。多年后，他告诉我，在我去作家出版社办事时，他看见过我，但楼道上仓促来去，没有被介绍认识。
回想起来，可谓诗友结交，失之交臂。
九十年代末，张玉太在作家出版社财务处的位置上退休了。他卸下行政职务，人也就获得了自由。知道他的爱好和水平，在社领导的支持下，他的角色成功转换，成为一个曾经渴望多年，终于如愿的诗歌编辑。
这时张玉太才如鱼得水，如鸟飞天。当上编辑时，他已经六十开外了，所以我有了这个题目：花甲年后做嫁衣。
曾经有一个说法，说编辑工作是“年年辛苦量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在茫无边际的作者中选稿，做出选题，呈送领导，确定后，还有个三审制，从艺术质量到政治标准，层层审读签字把关，确定责任。出书了，成果主要是作者的，而责任编辑呢，从校对、封面设计，版式安排等等，决定这部书的风格和面貌，漂亮不漂亮，能不能入时人之眼，所以编辑被说成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大致是恰当的。
高度兴趣使然，爱心凝聚所在。张玉太乐于为他人做嫁衣。六十多岁开始编书，他是从零开始，这在全国文学专业出版社的编辑中也是特例，似未曾见。他勤勤恳恳，孜孜矻矻，点灯熬油地焚烧着退休后的时光。他觉得退休了真好，当编辑真好，他要努力当一个好编辑，编辑出版他心目中的好书。
这一晃，又是快二十年过去了，张玉太担任责任编辑编的书，厚厚薄薄的已有几十种，上百本。作者中有大影响，有高地位的，大有人在，比方说六卷本的《贺敬之文集》、六卷本的《翟泰丰文集》，柯岩主编的《以史为证》诗集、散文集等等。其中也有我的《纪宇诗文珍藏本》、《大自在》、《小艺术》、《大中国》等几本书。张玉太郑重向我约稿，签约出版我的长诗《20世纪诗典》，那是我们结交之初。
春天，我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举办的“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究班”，全班四十几个人，几乎都是当时作家中的翘楚，记得有周梅森、陆天明、张平、邓一光、叶广芩、范小青、何申、谈歌、关仁山、秦文君、王旭峰、李丹妮、邢军纪等等，都是当时文学界的风云人物，堪称“大腕”。他（她）们正在年富力强的创作盛时，各种作品喷涌而出，个个不容小觑，人人前途无量。他们几乎都是写小说、报告文学和搞儿童文学的，写诗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不知怎么就和这些小说作家穿在一起了。
这么一批“当红”作家集中在北京学习，学习地点不在鲁迅文学院本部，而是安排在条件更好的中国作协大楼里，每人都是住单间客房，便于休息和写作。首都和各地出版社、文学杂志社的编辑们闻风而动，络绎不绝地扑来约稿，拜访、请客、联络感情，成为我印象中大水滔滔之外的一时之盛。我主要是写诗，在文学行当中算是冷门，不知怎么就“混”进去了，也许是加我进去也算加上一个文学门类吧。一般说来，诗人的处境比较冷寂萧条，少人理睬，热闹场中，叨陪末座。
我没有想到的是，张玉太编辑热情、主动地找我来了，他带着作家出版社正规的约稿合同，正式、真诚地向我约稿。几次交流，他认为我的构思很好，想法大胆、新颖，作品可以写得独特而有分量、庄重，大气。他与我签了合同，约我世纪长诗的稿子就在他手里出，这是要冒若干风险的。
长诗，很难写，写好的更是不容易。张玉太读过我的短诗，熟悉我的以《风流歌》为代表的“中篇作品”，也喜欢我的长诗《’97诗韵》，所以他对我还在构思当中写二十世纪的超长诗很有感觉，很有信心。他说：“纪宇，没有问题，你大胆地写，写一本诗人可以当做枕头的大书！”
“我有幸当你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也是我的光荣！”
而有一位同是国家著名出版社的青年编辑，听说我要诗写二十世纪，他完全不以为然地说：“这样的诗是不存在的，没有这样的诗，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这位年轻编辑的意思我明白，他这样说，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我相信，过去没有，写出来不就有了吗？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从无到有。若从有到有，那是二度创作，而我们讲的是原创。我还理解，他所说的“不会有”，是指这样的题材太大，漫无边际，无从下手。即便是分行写出来，也不是诗，过去的全部诗歌理论中都没有这样的诗，这是他们不屑于讨论研究的事情。他们的潜台词是：别白费那功夫了，写这样的诗，没戏。
我说“有”这样的诗，因为我已经有了具体的构思。当我对这位青年编辑简略地讲了我的构思后，这位编辑也不说话了，不反对了，默认了。而张玉太编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的诗存在的合理性，他相信我能想到，就能写出来，也就能够写好。这无疑给我很大的信心和力量。而且还有一点，玉太兄尊重我，让我敞开写，他说：“你想写多长就写多长，篇幅上不受限制。出一本可以，出上下两册也可以。”
最初我的构思是长诗分五部，每一部再分五章，基本上是以中国道家文化的五行作结构，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来解释这个风云变化的世界，写出中国人心目中的二十世纪。后来经我的邻居、诗友王泽群的意见点化，增加了一部“气”，五行便按成了六合，既是五行加气，又是东西南北中加“上”，“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个“六合”不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使这部长诗上了一个层次。张编辑信任我，不干涉我怎么写，却千方百计地为我提供各种条件。
玉太平常话不多，人很厚道，他爱喝个小酒，三杯下肚，满面红光，也愿意背诵几句苏东坡的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仿佛真能打猎去，千里扫平岗。
在北京学习的三个多月里，遇到什么事儿，张编辑总是在我身边。我们一起讨论，反复切磋。长江发大水了，水越来越大，全国人民都振奋起来抗洪救灾。大水从长江多个部位泛滥而出，我们隔得远，也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光在心里急。
北京晚报副刊负责人高立林来作协大楼找我，说要请我吃饭。立林和张编辑也熟，我当然要喊张编辑同去，我们三个人在一家小酒馆里喝上了。几瓶小二（北京二锅头小瓶装）下肚，三个男爷们的心热了，话多了。当时有句流行的诗句，叫“位卑未敢忘忧国”，是陆游老先生的襟怀，让人提气。也不免谈到大水肆虐，“人或为鱼鳖”啊。这时，面红耳赤的高立林编辑才说出跑来请我喝酒的目的，国家有难，咱们不能关山度若飞，起码站出来表个态，立个誓吧。诗人酒不能白喝，情不能不抒，写篇长诗呗，张编辑和小高是老朋友，立即响应，举杯撺掇我，“你应该写首诗！”
看来这酒不能白喝了，写吧，小高提议写长诗，一整版。若容纳不下，就两正版中间打通，四周配发军民抗洪救灾的照片，这在篇幅不大的北京晚报上如此处理诗的题材是罕见的，晚报讲知识性、丰富性、活泼性，一般发个十来篇稿子，要求短小精悍是其宗旨。
张编辑也在旁边烧火，我们还决定长诗发表后，把稿费委托编辑部捐出来，慰问抗洪前线的官兵们。
于是，长诗《和洪水拔河的中国》写出来了，果真在《北京晚报》发了整整一版，张编辑外出买来报纸，回来和我一起欣赏，高声朗诵其中片段，好像比我还高兴。这首在《20世纪诗典》写作过程中插进来写的长诗，发表时配发了作者照片，声明稿费由报社捐赠给抗洪救灾的军民。
回归正题，《20世纪诗典》还在继续修改中，除了写作过程中的困难，长诗完稿后，送审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大家都知道，现今出版社实行三审制，责编，编辑室主任、编审，三审通过了，出就是了，无人干预。可我这部书当时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跨世纪的时候，长诗又是写中国一百年。这一百年中有五七年“反右”，又有十年“文革”，这是我写这部长诗跨越不过去的障碍，不能回避也不能不写。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的主要领导有指示在先：“建党八十周年之前，凡是涉及五七年反右和文革题材的书都不要出版”。
简单说吧，作家出版社审查，定不下送中国作协党组，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为本书写了序，题为“震撼心灵的世纪长诗”，全面肯定了本诗，但这也不行，未走程序，只能算个人意见。
于是换文报送国家出版总署。总署有个青岛籍的女领导，为了快一点，曾请托过她，她说，最好不要报总署，因为送审有个程序，一环一环紧扣，像是输送带，只要开动起来，就必须走到底，中途也是想停也停不下来的，送审时间多长谁也决定不了。不是某前中央领导的子女写其父亲的书送审几年也没有下文吗？
这书稿若在地方出版社出版就没有这种程序。作家出版社的领导说，要在本社出就必须送审。出版总署也定不下，换文送中宣部。中宣部有两个局与此审查有关，一个是出版局，一个是文艺局。幸亏翟泰丰书记曾是老副部长，他出面协调这两个局共同开会来审定此书。在中宣部的小会议室里，两个局的领导和我面谈审读意见，其实主要的就是一条，写五七年和文革的篇幅多了，要删。怎么删呢，很简单，五个字：“宜粗不宜细”。
意见简单，落实很难。送审稿子全诗两万五千余行，把那惹人嫌的两部分删掉，不过在电脑上按几下键而已，可我难以接受。我写中国百年，去掉十年“文革”，那不就成了中国九十年了，还能叫百年吗？再说，十年“文革”，能一指抹掉吗？我只能说或许我写作的时间早了，我反映的事件不全面、不典型，抒发的情感不准确，你不能画个禁区不让我写。记得我原稿中写到了北大才女林昭，她因反对“文革”中的“极左”政策被秘密枪杀后，上海的公安机关，派警车鸣着警笛到她家收取五分钱的子弹费，而这时林昭的母亲才知道爱女已被杀害，尸骨无存。在我的诗中，林昭的母亲满头白发，像一座沉默的雪山，一颗子弹射来，穿过了爱女林昭的身体，又击在雪山上。雪山顿时崩塌，林昭的母亲倒在地上，大地一片白茫茫。
因为林昭还没有彻底平反，五分钱子弹费太不人道，当然这是坚决要删掉的，连一点痕迹也不能留。另外我写了一个插曲，叫《我歌唱一个人》，这是献给胡耀邦同志的哀曲，耀邦曾自在我的信上做过亲笔批示，我对他怀有深刻的感情。要出书，这些内容必须删节。万般无奈，和张编辑反复商量，我忍痛删去三千行。第二次送审时，领导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没改呢？”我真是无语了，我再怎么改？最后稿子既没有通过，也没说不通过，书稿搁浅在中宣部里。
回忆这段往事，似乎和我现在写张玉太编辑没什么关系。这样想就错了。这部长诗是张玉太约我的稿，他是责任编辑，每一行诗都和他有关系，都连着他的诗歌追求和艺术趣味。我喜他也喜，我愁他也愁。他替我四处游说，解释，动员，促使这个诗的宁馨儿早日分娩问世。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坚信长诗能够出版。他和我一起跑封面设计，版式设计，排版，校对，确定印刷厂，准备精平两种版本等等。
长诗出版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只等中宣部的批复。
年6月26日，张编辑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中宣部有口信传到作家出版社了，说：“你社送审的《20世纪诗典》，出吧”。问：“有文件，批示或其它书面手续吗”？答复说：“没有，口头通知，可以出版了”。
能出就是好事，我们立即行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仅仅用了五、六天时间，多页的书就印出来了。样书出来，恰巧有个出差来北京的青岛朋友要回去了，请他把书送到青岛市委宣传部去，部领导立即建议在北京搞首发式和研讨会。
时间紧迫，张编辑和我一起将书分送给北京哪有专治白癜风的医院北京什么医院治白癜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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