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的论文。文章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杰出将领、忠王李秀成说成是“投降变节”的“叛徒”，把李秀成被俘后写下的那篇著名的《自述》，说成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此文一出，史学界一片哗然！周扬与刘大年为此组织了两个批判会。而一直关心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毛泽东对此事做出批示，形势立刻得到扭转，戚本禹也因此成为一颗理论与政治新星。本文摘自年第11期《同舟共进》，作者张聿温，原题为《戚本禹评李秀成引发的政治风云》。
晚年戚本禹
一石激起千层浪
年8月，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历史研究》杂志（双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戚本禹的一篇史学论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石破天惊地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杰出将领、忠王李秀成说成是“投降变节”的“叛徒”，把李秀成被俘后写下的那篇著名的《自述》，说成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此文一出，史学界一片哗然！
本来，《历史研究》是专业性学术刊物，印数并不多，看到的人数有限，但是，由于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第一时间作了详细报道，结果使得戚本禹的论点和他的名字迅速传遍了千家万户。
戚本禹的文章石破天惊，彻底颠覆了李秀成的英雄形象，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不但一些著名学者卷入争论，就连主管舆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一些重要的党政领导干部也陷了进去。
9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学术界人士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对戚文及其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会上除关锋等少数几个人沉默不语外，大多数人都发言反对戚本禹的观点。针对戚本禹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周扬提出两个“补救”的办法：一是先由中宣部内部发一个通知，各地报刊不要转载、也不要公开评论戚本禹这篇文章，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二是刘大年的文章写好、发表之前，请北京的历史学家开一次座谈会，发表消息，给外界传递这么个信息：北京史学界并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
更严厉的批评
戚本禹，年生，山东威海人。年5月上海解放，7月戚本禹便调北京，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在中央办公厅，戚本禹担任见习秘书、秘书、科长，开始是参加编校《毛泽东选集》和管理毛泽东主席的图书，后来负责处理毛泽东的来信、来访。毛泽东喜欢读史，他便有意识地跟着学。他知道毛泽东在看太平天国的书，也就找来一些有关的著作阅读。
关于写《评李秀成自述》的“背景”，戚本禹晚年也作了说明：“我学太平天国史，受了毛泽东主席的影响，但这篇文章的写作并没有得到主席或其他任何人的授意。我只是毛主席秘书室的一个小秘书，除了呈报文件，见不到毛主席，更无缘与毛主席谈话。”
戚本禹的文章写好后，曾拿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田家英表示支持。戚本禹把文章送给《历史研究》，尽管他和《历史研究》的执行主编黎澍、编辑丁守和并不相识，但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黎澍还曾当面称讚说：“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笔端有感情。”
周扬会上严厉批评《历史研究》发戚本禹的文章不慎重，说不知道情况的，还会以为这是中央的意见。他说，北京发表的意见有全国影响、全世界影响。要发表这篇文章，应当正式请示一下。只问哪个同志一下都不行。应该来个正式报告，那样中宣部要讨论。
由于8月上旬戚本禹被中办派到冀东农村搞调查，那里消息闭塞，因此他对情况的了解晚了半拍。9月底，戚本禹回到北京，过了国庆节，他才从编辑丁守和口中，听到了周扬和刘大年主持的两个批判会的情况。丁守和还悄悄告诉他：这次批判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周恩来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请总理批准的。
毛泽东十六字批示使形势逆转
年春天，一直关心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毛泽东，在研究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后，作出了十六个字的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领导人兼毛泽东秘书的江青，立即找戚本禹谈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从手中所捧的一大堆资料中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线装的书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
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的问题表了态。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扯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
江青还鼓励戚本禹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她要他去找康生“请教”，并说她已同“康老”打过招呼了。
此时的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
毛泽东的表态和支持，令戚本禹十分激动。
年春，毛泽东的十六字批示传出后，史学界形势陡然逆转。周恩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年5月的一天，戚本禹因毛泽东召见，住上海锦江饭店。也住锦江饭店的周恩来约戚本禹第二天清晨一起到饭店顶层呼吸新鲜空气。随意交谈之际，周恩来忽然诚恳地对戚本禹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着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李秀成批判再起高潮
有了毛泽东支持，加之有江青、康生指点，戚本禹劲头十足、备受鼓舞地“继续研究”，很快于年夏又写出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
这篇文章写成后，江青与康生商量，叫由康生负责的钓鱼台的反修班子（即中苏论战的写作班子）帮助讨论修改。戚本禹按照大家的意见修改、补充后，感到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戚本禹对他这篇文章的慎重无以复加。最后修改稿发表前，又送请周恩来、康生、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愚、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戚本禹回话，陆定一、关锋还作了修改，周扬也电话表示支持发表。
在这之前，中央已决定就李秀成问题展开论战，《人民日报》拟定了发稿计划，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会议上，康生和周恩来分别在谈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康生说：“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民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周恩来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他称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这是周扬之后，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对李秀成问题的正式公开表态。
李秀成批判再起高潮，还是由戚本禹打头阵。
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完稿后，年7月24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文章见报当天，康生召集《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负责人部署就此问题在报刊上层开讨论的步骤。康生在会上拍板：第二天《光明日报》也全文刊载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并选一篇早已收到的不同意戚文的来稿同时见报。各报刊由此开始，展开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而后再在《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刊登戚本禹文章后，学术界反应强烈。各地就此问题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上，讨论中的基本情况是：青年多数同意戚本禹的观点，中、老年多数反对或持保留态度。
为了让中央领导部门和报社编辑人员参考，光明日报社专把学术界对此事的反应，逐日汇集编印出来。他们基本上倾向于戚本禹的意见，但多了一些辩证分析和阶级分析。毛泽东看了这期反映，在上面批示：“江青，此文有些道理。”
一个月后，8月23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舆论的天平开始向戚本禹一边倾斜。
戚本禹还乘势写了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但是，报刊上不同观点的文章不见了，这场史学大论战也只好逐步淡出了。戚本禹的第三篇文章，也就没有机会再修改发表了。
但戚本禹个人的命运，却因批李秀成，引起毛泽东北京那家医院治疗白癜风技术好治白癜风福州哪家医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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