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烁（博士，北京教育学院讲师）
引言：春寒料峭乍暖还寒
年，中国刚刚经过了十年的漫长“严冬”，一切还显得那样的敏感和脆弱。如今，50岁以上的中国普通民众，但凡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十有八九的都会认为那是一个旧事物与新生活掺杂的年代；而广大知识分子则更多地认为那是一个“思想的春天”。殊不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那时，中国文学艺术界出现的“双恋”——音乐领域的《乡恋》和文学领域的《苦恋》便正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关于《苦恋》的故事我们需要另一个机会再去讲述，这里且听《乡恋》的坎坷命运。
昭君出塞是耶非耶
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播出了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其片头曲《乡恋》以其不寻常的节奏和演唱方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时间倒退十天。在12月21日的晚上，《三峡传说》的导演马靖华正在焦急地踱步，因为片中的歌曲《思乡曲》总觉得不够理想，虽然作曲家张丕基已经几次修改乐曲，但仍然缺乏特色。但就在最后的时刻，张丕基仍感到“无力回天”，于是他对导演说：“我实在才疏学浅，要不你们换人吧。”幸亏当时中央电视台制作部主任宋培福和总录音师曾文济一起出来打圆场，决定再最后试一次——词曲都推翻重写！（参见李杨《歌曲〈乡恋〉解禁记》，载《中国新闻周刊》年第13期）
几个小时之后，一篇由词作家马靖华创作的新歌词摆到了作曲家的眼前。尽管歌词的内容还是写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的和亲之路，从此终生胡马依北风，但却明显比旧稿感人了许多：“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映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重逢……”歌词有了，如何用音乐表达呢，使用西洋的交响乐队？还是用中国的民族器乐？都不行，那样的话还是缺乏自己的特色。如果用通俗音乐中的架子鼓、电子琴呢？这样一来从音色上会清新很多，不至于太悲，同时也暗示了王昭君乐观的情绪，但是……作曲家犹豫了，因为在刚刚经历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乐器都属于“封资修”的玩意儿，贸然使用会不会引来麻烦？更何况，如此配器之后，会不会给人留下一个“时髦”王昭君的印象？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张丕基。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他有更多的犹豫，因为歌曲马上要进棚录音。“不想了，就这样写吧！”作曲家思如泉涌，音乐一气呵成——他大胆地借鉴了当时还并不被国人所熟知的“探戈”节奏，使得旋律的跳跃感增强；同时配器的清新与电子乐器的伴奏又使得歌曲有着突出的现代感。
然而，录音的过程却不像作曲家想得那样简单。因为很多乐器都是“文革”中禁用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在海政歌舞团的仓库里找来了一套架子鼓，还辗转找到当时唯一能演奏电吉他手——陈志。录音当晚大雪纷飞，寒冷异常。但张丕基却看到了《乡恋》的演唱者——乐坛新秀李谷一（时年35岁）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气声唱法一鸣惊人
李谷一在《乡恋》中的演唱技巧不同于传统的美声唱法或者民族唱法。传统“学院派”的发声要求气息振动声带时，声带需要完全闭合，因而这种发声才能产生强大的共鸣。但是，李谷一却反其道而行之，她甚至有意地不让声带完全闭合，而让气流通过未完全振动的声带时发出，致使在这种声音中带有明显的气流声，声音色彩也略显暗淡、虚婉。就这样的演唱方式，后来被人称之为“气声唱法”。其实，这就是通俗唱法中的一种。比如我们熟悉的邓丽君。但无论怎样，我们仍不得不承认，用这种方法演唱出来的歌声不仅自然，而且更具有人情味和亲和力。实际上，通俗唱法之所以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完全在于歌手嗓音的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
其实，在《乡恋》之前，李谷一已经演唱了很多著名的歌曲。比如电影《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凯传词，王酩曲）和《绒花》（刘国富、田农词，王酩曲）。在这两首歌曲中，李谷一完全抛弃了文革歌曲那种“高响亮脆”的演唱方式，而是用抒情而清新的嗓音娓娓道来，气声唱法早在这两首歌曲中已有些许体现。
年的元旦，上海《文汇报》对前一天中央台的《三峡传说》进行评论，其中谈到了《乡恋》，并指出该歌曲旋律抒情优美，很受听众的喜爱。两个月后，这首歌曲入选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并且，从2月8号开始到2月14日，一直在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以及晚上18点到18点30分的两个时段中以“连教带唱”的方式播了整整一周。在那个电视节目尚不丰富的年代，《每周一歌》的受众和社会影响可想而知，因而《乡恋》迅即在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是同时，《乡恋》被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于年，是当时国内的第一家生产立体声磁带的音像公司。在其成立后的短短一年中，该公司几乎出版了当时所有成名歌手的个人专辑）录制成了磁带公开发行。当时拥有一盘李谷一的原版磁带也成为了很多青年人的梦想，正如时任太平洋影音公司的总编辑缪到真所言：“李谷一在我们这里先录了两张，同时录的，一盒是影视歌曲，一盒是民歌。第一年磁带的销量就达到十几万盒了，第二年就一百万盒以上了，第三年第四年就更多了”（参见湖北广播电视总台楚天音乐专题广播《和青春有关的旋律——中国内地流行音乐30年记录》第三集《乡恋外传》（编辑：林枫，编审：李蕊兰，播音：洁琳、林刚），年12月16日播出）。短短的几个月，电视台、广播电台争相播放《乡恋》，唱片、磁带也不断发行《乡恋》，以致无论是在喧嚣繁华的大城市，还是在县乡村镇，《乡恋》迷人的旋律和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总不绝于耳，声声不息。
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的《乡恋》磁带
评选筑路《乡恋》走红
年12月23日，《歌曲》杂志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听众最喜爱的歌曲”评选活动。然而，这种民众直接参与评选，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却恍若隔世。毕竟，在中国老百姓的记忆中，此次评选已和文革前的最后一次评选（年）相隔了整整16年！
这次评选活动共收到民众来信投票25万封，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个数字对于统计者而言真乃“天文数字”。约两个月之后，《歌曲》杂志公布了评选结果：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选票25万张，入选歌曲共15首（全部是文革后刚刚开始流行的抒情歌曲）。在这15首歌曲中，仅李谷一一个人演唱的歌曲竟占去了四首！它们是《妹妹找哥泪花流》（凯传词，王酩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凯传词，王酩曲）、《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凯传词，施光南曲），以及《绒花》（刘国富、田农词，王酩曲）。另外，据选票上的身份调查显示，青年人占投票人数的70%以上；在这70%当中，城市青年占了93%，农村选票只占7%。很显然，支持抒情歌曲的最强声音来自城里的年轻人。尽管《乡恋》一曲未能赶上评选活动，但这次评选的结果以及“15首”的整体音乐风格已然预示了《乡恋》之后的成功；另一方面“15首”也使李谷一再次风靡全国。更为重要的是，借助这次评选活动，加上《乡恋》的火爆，由此引发的中国通俗音乐及其类似风格（包括作曲、配器、演唱，以及歌词创作等）的音乐创作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
也几乎还是同一时刻，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领导“突然”发现了音乐的“导向问题”。于是乎，他们提出了抒情歌曲的创作也需要强调革命性的“指示”，并于年3月向各省市（自治区）音乐家协会分会发出了正式文件：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组织一场群众性的歌曲评选活动。通过各级分会层层选拔，逐级推荐，再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专家评审。结果：选出了以《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为代表的12首歌曲。但值得深思的是，这12首歌曲都属于所谓的“群众歌曲”范畴，而无一首是老百姓真正爱听爱唱的流行歌曲。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2首歌曲虽然被官方“隆重推出”，但在民众中却没有任何反响。反而，由《歌曲》杂志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听众最喜爱的歌曲”评选活动评选出的15首歌曲，更加弥足珍贵，且深入人心！30年之后的今天再去审视这段历史，实际上可以解读成上世纪八十年代民间自由思想意识的起步。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乡恋》走红的日子里，另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歌星正在遭受着批判。她就是家喻户晓的邓丽君。众所周知，邓丽君的歌曲十之八九都是表现爱情题材的，而这种“男欢女爱”的情感对于年的中国来讲又是那样的危险，因为在年以前的十年时间里（其实远不止十年！），它与“革命性”是背道而驰的，是“瓦解斗争意识”的，是“资产阶级”的。《北京晚报》发表了署名为“玄声”的《时下流行歌曲浅议》文章，该文对邓丽君的演唱风格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歌曲不是爱情至上，就是个人享乐，不是卿卿我我，就是无病呻吟。这种轻佻、造作、庸俗的音乐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玄声《时下流行歌曲浅议》，载年3月17日《北京晚报》）。
显然，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有着演唱方法上的相近之处，于是，借批邓丽君之机向李谷一发难“顺理成章”。年2月，《北京音乐报》首先刊发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文章说：“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播映之后，它的几首插曲在群众中迅速引起较大的反响，……其中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还是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流行音乐的模仿，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莫沙《毫无价值的模仿》，载年2月10日《北京音乐报）。很快，围绕流行歌曲争鸣的文章层出不穷，甚至，参与讨论的范围也从音乐界、文艺界扩大到了思想意识形态。比如，起初有的文章还只是对录音时麦克风的摆放位置与气声唱法的共鸣提出质疑，但不久之后却给李谷一直接扣上了“腐朽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委屈和无奈之下，李谷一在《北京音乐报》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在实践中探索》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尽量地为她的演唱进行辩解和申诉，并指出：“轻声和气声的运用，是表现歌曲内容和情绪的技术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在西洋唱法和我国戏曲、民歌演唱中都是存在的，不能与外来的和港台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论”（李谷一《在实践中探索》，载年3月25日《北京音乐报》）。然而，古往今来，任何一位歌者的话语总比他或她的歌声微弱！不久，中央乐团（李谷一的所在单位）终于向李谷一发出了警告：“如果再这么走下去，中央乐团就没有适合你表现艺术才华的土壤了！”毋须赘言，在中国当时的体制下，但凡是被单位开除的人，所面临的绝不仅是漫长而无果的等待和深深的内心屈辱，更是人生中永远也抹不去的“历史污点”。
西山会议众矢之的
年4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了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亦即中国当代音乐史上著名的“西山会议”）。由于这次会议是文革结束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音乐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对文革以后音乐创作经验的总结，因而抒情歌曲的创作和演唱风格问题也成为了与会者争论的焦点。
会上，一些思想较为保守的领导、专家对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继续表达了他们的否定意见，并称其为“萎靡不振、低级趣味、腐朽颓废，以及资产阶级情调”等。伴随着这样的否定前提，作曲家张丕基和王酩，以及歌唱家李谷一等人自然脱不了干系。原因很明确：他们写的歌曲太港台味儿了。于是，从《乡恋》到《妹妹找哥泪花流》都遭到了从内容性质、作曲技术、演唱风格到社会影响几个方面的严厉批判。时隔多年之后，作曲家张丕基回忆道：“当时有很多音乐界的老前辈，就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写，这样写的话就和那些港台流行歌曲没什么区别。我们应该写革命歌曲，当然抒情歌曲也需要，但前面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因为恋爱也是革命的恋爱。当时人们就是那种认识。好像之后这样，才能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歌曲音乐”（参见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影像志——现象》第II部第1集《昨日乡恋》，年6月6日播出）。其实，词作家马靖华当时的处境也并不乐观。据他的回忆：“当时会议气氛一片讨伐之声啊，人家批判这首歌（指《乡恋》）都到了什么程度，这首歌曲是什么性质的？是三十年代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的翻版，是投降歌曲、是卖国歌曲、是学西方的反动歌曲，你为这样的歌曲填词，那就是‘反革命’……”（任飞尔《曾经一波三折的歌曲——谈李谷一〈乡恋〉》白癜风的饮食医疗问题和影响北京白癜风医院哪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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