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儿童慢性病和疑难顽疾：多动、抽动症、鼻炎、咳嗽、哮喘、皮肤病、肾病、癫痫……发病率却都在逐年递增！
临床50余载，在对儿科疾病学的研究中，刘弼臣教授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儿童的疾病谱也有很大的变化。过去的儿科疾病谱都是以传染病为主，现在则以呼吸道疾病占第一位，消化道疾病占第二位，而且出现了许多较为难治的病，像抽动秽语综合征、心肌炎、肾病、肾炎等，现在西医中出现的病名，过去中医儿科里没有。燕山医学流派注重对肺的调治，特别是对呼吸道疾病的诊疗。刘弼臣教授就运用他所倡导的中医“少阳学说”作指导，把自己学成于南方、悬壶于北方临床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了融会南北的学术思想体系—善用五脏证治，突出从肺论治，兼顾他脏，抓住要害，出奇制胜。其核心就是“从肺论治”的学术思想。
肺者，其位最高，为五脏之华盖，主皮毛而司呼吸，开窍于鼻。因此，外邪犯人，无论从皮毛而入，还是由口鼻而入，必先犯于肺。小儿为“少阳之体”，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肺常不足，易受外邪侵袭。加之小儿寒暖不知自调，则更易感受外邪。特别是北方地区，气候寒冷，风沙较大，肺系疾患更多。因此小儿外感性疾病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成人，且易于传变，引起其他脏腑的病变。刘弼臣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仔细研读，体会颇深。他崇尚孙思邈、钱乙、万密斋、龚廷贤、吴谦、叶天士等诸家，并深入研究和探讨，继承和发展了钱乙“五脏证治”的学术观点。他根据小儿脏腑娇嫩，肺常不足，易受外邪侵袭的生理特质及小儿体属少阳，受外邪后极易传变，波及他脏的病理现象，提出了具有继承创新精神的从肺论治的学术思想。经多年临床实践，疗效确切。对某些疑难杂症，独辟蹊径，每多巧发而奇中，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五脏分证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的“风论”、“痹证”、“痿证”、“咳论”等篇章。《难经》、《金匮要略》、《中藏经》、《备急千金要方》均有所发展。宋代钱乙观察到小儿脏腑柔弱，而又体禀“纯阳”，生机蓬勃，患病之后所反应的病情十分复杂，易寒易热，易虚易实。钱乙依据《黄帝内经》五脏学说和五行学说的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创立了“五脏证治”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五脏性能不同，所以感受病邪后临床症状也不相同。例如：肺属金，主气。肺气有余，气机郁窒，则喘满闷乱。肺有热，口渴引饮。肺热不甚，或有停饮，则不欲饮水。肺气不足则气息不利。因此，《小儿药证直诀·五脏病》云：“肺病闷乱哽气，长出气，气短喘息”，以及“肺主喘，实则闷乱，有饮水者，有不饮水者，虚者哽气，长出气”。刘弼臣认为，钱乙“五脏证治”的理论虽然源于《黄帝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中藏经》、《备急千金要方》等书，选列的主证亦超前辈，既适用于六淫外感，也可用于内伤杂病。这是钱乙结合小儿特点，发展前人理论之处。然而钱乙毕竟受到历史条件及个人经验的局限，在理论上尚有进一步阐发的必要。例如：肺居胸中，与大肠相表里，外合皮毛，上连喉咙，司呼吸，主宣发肃降，输布津液，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举凡外发疮疹，内结肠燥，上则咳喘，下则便秘，均与肺有密切关系，尤其肺开窍于鼻，鼻与喉相通而连于肺；鼻和喉是呼吸的门户，故有“鼻为肺窍”，“喉为肺之门户”的说法。“肺气和，呼吸利，则嗅觉灵敏，声音能彰”，故《灵枢·脉度》云：“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由于肺开窍于鼻，与喉通连，所以外邪袭肺多从鼻喉而入。肺的病变也多见鼻喉的症状，如鼻塞、流涕、喷嚏、喉痒、喑哑和失音等。反之，鼻咽的病变，也多影响到肺，导致肺气不利，变生诸证。因此，刘弼臣在临证中非常重视诊察小儿苗窍的变化，提出“从肺论治”的依据，以补充和发展钱乙“五脏证治”的理论体系，突出“从肺论治”的学术思想。
“从肺论治”学术思想的实质是对中医经典的提炼和升华、继承和发展。钱乙十分强调五脏分证，但并不意味着分裂五脏间的相互联系，相反，却极为重视五脏间的相互影响。《小儿药证直诀·肝病胜肺》云：“肝病秋见，肝强胜肺，肺怯不能胜肝，当补脾肺治肝……”刘弼臣继承了钱乙这种把“五脏证治”看作一个整体的学术观点，既重视各个脏腑分证的特点，又把各个脏腑分证看作一个整体；既十分重视各个分证之间的相互关联，又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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