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仇荣亚，年生于山西省洪洞县,自幼北京长大。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九团，次年入伍当兵。年复员回京，先后在企业和机关任职。年进入中国经济新闻报社任产品促销中心主任，后转中华新闻报任记者编辑，年退休。原题旧日三里河回眸作者：仇荣亚说起西城区的三里河，北京人几乎无人不知。其实，东城区也有个三里河（崇文）。这两个地儿都因附近有条三里河而得名。东城（原崇文区）的三里河，因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三里河的一段河道）广为人知；西城三里河，则因国家各大部委的进驻，声名远播。西城三里河的地界，—直没有太严格的划分，人们一般习惯把东起西二环路，西至三里河路，北临阜成门外大街，南靠复兴门外大街之间的地区，称为“三里河”﹐那历史上的三里河是什么模样，多数人未必清楚。西城三里河记忆三里河地区有着年悠久历史，自明清就是北京葬埋回族穆斯林逝者的最大坟场墓地。“坟茔”“菜地”“坟头地”“村落”和“庙宇”，应该是这里的主体和全部。建于明朝的三里河清真寺，是回族穆斯林沐浴、礼拜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这座清真寺最大的特点是寺庙建在墓地里，虽然规模不大，但却管辖着方圆17华里的庞大回民墓地——俗称“回民坟地”。墓地中安葬着回族的各界人士，有达官显贵，有富贾豪商，而更多的则是贫民百姓。其中也不乏有许多的回族精英和杰出人物。像清末民族英雄马福禄，明朝学者、作家的“回真老人”王岱舆，民国将军马福祥等，都葬于此。马福禄
回民墓地中，还有不少是葬着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家族墓，像京剧大师马连良的家族墓就在这里。岁月沧桑，加上时代变迁，战火摧残，到解放前夕，三里河已经是坟头林立、野草丛生，一片荒凉之景。尤其是杜家坑一带，几乎成了乱葬岗,只要有风乍起，坟地树木稠密处，便会传来令人恐怖的呼啸声，听了﹐叫人不寒而栗。不必说夜晚了，就是大白天，这里也罕有人至。这地儿的生存环境并不很理想，甚至常有野狼出没。不少人家院中都养有大狗，有人家还在大门或墙上涂画有白圈，用以吓狼。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三里河村居民才结束了点油灯、吃井水的历史。三里河清真寺的东面，曾有一条人年建的铁路﹐为京张铁路丰台至西直门的一段（延长线）。年铁路被拆，后建成三里河东路。过了铁道再向东，就是京城著名的“五坛八庙”之一的皇家园林“月坛”，又名“夕月坛”，这里是皇帝携大臣们祭祀星星和月亮的地方。解放初，这座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古典园林，已是破烂不堪。年，政府将园林修缮一新，辟为人民的公园。月坛东面和南面的广大地区，只有可数的几户人家和“龙王庙”、“穷神庙“等几座私家小庙，孤零零地散落其中。在月坛的东南角，有一大片菜地，解放后那里建成了医院和一个小型花园。月坛北大门，正对着的是南营房，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屯兵扎营的地方。明清时，有许多的兵士在此安营扎寨，守卫着京师阜成门。民国末年，有三个团国民党中央军驻守在此。名曰是帮着守城，实则也是看着傅作义，以防其投共。部队官兵多为广东人，当地百姓戏称他们“广东鸟”。解放初，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团驻扎在这里（医院的位置），以后这个团被整编制地划归了武警部队。现今﹐当你若漫步在南营房的深街小巷，或许真的还能找寻到当年兵营的依稀身影，更或许还能超越时空地听到操练场上士兵们整齐的步伐和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最早，南营房建有一个大煤厂，专做煤球。煤是用骆驼从门头沟运来。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南营房的东南把角处，有家“庆丰包子铺”，因为总书记到此就餐，之后这里生意格外兴隆。庆丰包子铺
三里河清真寺的东北面和西面是地域颇为广阔的洪茂沟和南沙沟。这两个相邻的地段里，贯通有一条东西向的大深沟，沟面非常宽，沟深竟达4米之多，一条从阜成门出来的大车道从沟底穿过。大沟的两侧的杨树、香椿树、松柏树十分稠密，近乎成林。解放军“围城”时，树木被守城的国民党军队一砍而光，拿去盖了炮楼，筑了防护壕。国民党军队的几十门重炮同时瞄准了沟底，随时准备开炮。但后来北平和平解放，战事未开。上世纪50年代，大沟被推平，洪茂沟建了果园、耕地和一些居民住宅楼房。南沙沟则成了菜地，年代建起一些楼房。南沙沟之西，便是众所周知的古钓鱼台和玉渊潭。昔日，这两地都归三里河清真寺管辖，与三里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脉关系。远在辽代，此地（玉渊潭）有股股清泉从地面涌出，四季不竭，渐渐拓展成一片天然湖泊。到了金代，这里已是著名自然风景区。金章宗完颜璟在此建造同乐园行宫，并筑一台专门钓鱼，钓鱼台从此得名。元朝时，湖畔又建了—座玉渊亭，玉渊潭正式得名。清乾隆38年，乾隆下旨将玉渊潭疏浚扩成大湖。年，乾隆帝重建古钓鱼台（又称望海楼），同时新建养源斋、潇碧亭等十余处建筑，统称养源斋行宫。但老百姓们却都只叫它钓鱼台。此时的钓鱼台一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到了清末，这地区已渐衰败，宣统皇帝溥仪将钓鱼台行宫赏赐给了师傅陈宝琛。在全社会一片反对和指责声中，陈退出钓鱼台，后被北平国立农学院做为“作物试验场”。而有着小巧淡雅院落的养源斋，一度成为傅作义将军的别墅和官邸。北平解放后，钓鱼台回到人民怀抱，成为政府幼儿园。之后，古钓鱼台被扩建为钓鱼台国宾馆。玉渊潭也被政府辟为玉渊潭公园。永远的三里河清真寺三里河清真寺是三里河地区重要地标﹐原名：清真礼拜永寿寺，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年)。这座北京四大清真寺之一的寺院，在明清时期就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清皇帝康熙亲笔御书为该寺题写了“清真礼拜永寿寺”的门楣，这块门楣在寺中完好保存至今，成为重要的“镇寺之宝”。清真寺画图
旧日的三里河清真寺十分壮观,《北京名胜古迹词典》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永寿寺，明万历三十二年始建，寺之旧名“翁僧荒唐”。寺门一间，面阔3.5米，进深2米，石门额上书“清真礼拜永寿寺”，寺门两边各开一个小门。入大门后左为水房名“规洁室”，右为二层楼的望月楼，上有横匾“唤醒楼”。往西、南为讲堂，北为学堂，大殿为明三暗九，面阔三间。西房配有角亭，后有六角亭一座。后窑殿向西凹去处，高起穹隆。大殿南北有耳房。寺门外石桥一座。寺界内有回教墓地，方圆约17华里。三里河清真寺原为佛家庙，后为何成了寺，倒还真有一传说：庙中曾住有一个僧人和一个寺人。俩人既是要好的朋友，又是博弈围棋的顶尖高手。二人赌棋，赢者得庙。结果寺人获胜，于是庙成了寺。至于此说真伪,现在的人已无法说清,也许这本身不过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罢了。特别值得浓墨重彩一笔的是：民国年间，三里河清真寺曾办有一个回族“西北小学”，这个学校开办近20年，免费入学，穷人和富人家的孩子都可以入学念书，就连附近庙中的小和尚也前来就读。学校为回族和社会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人才。三里河清真寺能在80多年前的旧中国有此善举，功莫大焉。解放后，“西北小学”改为“三里河第一小学”，文革中停办,现改建为月坛第—幼儿园。对于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常会令许多人感到神秘充满好奇。一位回族学者曾这样讲解：伊斯兰教原本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向真理的生活道路。坚决摈弃虚伪与丑陋，犹似不排拒对光荣的追求与渴望，这是历史应予人们的永远铭记。三里河清真寺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年全面整修，现在团缩在楼群的后面﹐已经被蚕食得没了多大地方。三里河清真寺大殿
近日，笔者有幸到访了三里河清真寺：穿过楼与楼之间的一条狭长的过道，方才见到寺的大门，大门由大块的青石砌建而成，依旧显得那么雄伟。大门顶端门楣上的“清真礼拜永寿寺”几个大字，也仍旧十分引人注目。踏进门，是一个不太大的院子，院子的正中央是坐西朝东的礼拜大殿。大殿庄严肃穆。大殿门前，立有两块“龙凤顶”的大石碑，透着皇家气势。院南是南讲堂和水房(沐浴)，院北是北讲堂。北讲堂西面有个小跨院，小跨院北侧，有办公室、住舍和小食堂。小院东有棵凝祥泛瑞的大楸树，经考证：枝叶繁茂的大楸树历经了多年的风风雨雨.树干上许多的树皮都已剥落，但它仍然苍劲挺拔，仿佛在向世人诠释自己的圣洁与尊严，也像在诉说永寿寺几百年来的荣辱兴衰和岁月枯荣。礼拜大殿后面有块面积不大的空地，7块历史遗留下来的﹐极具文物价值的石碑存立在那里，其中有马福祥（将军）及夫人的，碑上的文字清晰可辨。碑文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所撰写。据说这位清代遗老的字，“一难求，二价高”，仅写一个字就要一块现大洋。现在的三里河清真寺，与之以往相比，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但这座古老的寺庙，犹如夹在石缝中的一块美玉仍闪着光亮，而且愈发光芒四射。在三里河穆斯林人的心中，三里河清真寺是永远的。三里河与三里河村三里河地区得名于—条源自玉渊潭的同名小河，小河原夲是金代开凿的一条引水大渠，也曾属“金口河”的—段旧河道。河上有—座建于金代的大石桥，位置在现今西华饭店门前。石桥为三孔，中间高大的桥洞距河面有4米之高，船只可自由穿行。桥面相当宽，不加行人走的桥面，双排大车可并行。全桥长50米（含引桥），桥栏为方柱形，高1米。整座桥全由浅黄色虎皮石铺成，古朴且精美，解放初还在。因这里（三里河大桥的位置）距离金代中都城的北城墙（会城门）为三里，故河得名“三里河”。这里所说的“三里”并非是指到现在阜成门的距离，更不是河长为三里。因为金代还没有北京城，也就谈不上阜成门。另外,蜿蜒的三里河古河道到西便门入水口的距离，恐怕四五里地都还不止。三里河河水从玉渊潭流出，一直向东，经（钓鱼台）南宫门、药王庙、三里河村，流至三里河大石桥。在大桥处折弯向南（折拐点在现在的西单万方商场与银岛商厦之间），流到东钓鱼台后，又折弯向正东，直奔护城河。据说当年的三里河，河面水域宽阔，堤坝坚固厚实，而且水量丰满，河中常有行船穿梭。三里河经过辽代、明朝，到了清代，由于金口河的废填，漕运的停止,以及地土变迁，西山洪水暴虐，三里河由引水功能转变成了排水功能，成了条旱河。春冬二季，三里河干凅，几乎无水，河床的许多段被辟成了河滩地，种上了玉米、高粱等农作物。到了六月开始有水，尤其是雨季，大雨滂沱后，西山的洪水如奔腾的野马冲向旱河，直奔玉渊潭和三里河，此时三里河水位瞬间可高达近3米。解放后，随着北京水利工程建设的日趋合理，西山洪水不再那么汹涌，三里河渐渐失去了它的历史作用。年代建办公楼，河道被填平，从此三里河这条河彻底消失。以寺为坊是回族人定居的习惯格式，有寺便会有村。三里河清真寺周边，有个古老的村落——三里河村。据文献记载：在明朝中叶，三里河大桥附近就形成了一大片回民聚居区，讲的就是三里河村。三里河村原址
自古到今，勤劳、质朴、团结的三里河村人，多以照管坟茔、种菜、养鸡鸭、种杂粮、跑骡马运输和在城里做厨师为业，为生。解放初，三里河村有住户余家，除去屈指可数的2-3家汉人外，其余全部都是回族。年代末，有少数人成了民族干部或当了企业工人，而大部分村民则成了玉渊潭公社社员。随着城市的发展，村民转成了城市居民，并都搬进了楼房，三里河村遂渐消失。我国著名的中医皮肤外科创始人赵炳南大夫就出生在三里河村。家境贫寒、自幼饱尝了人间痛苦和疾病折磨的赵炳南，为人宅心仁厚。凡三里河村的人到他那里瞧病，非但从不收钱，反而送药、送回三里河村的车马费。遇有孤寡老人，必会妥善安置。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还会直接为其养老送终。三里河人只要提起赵大夫，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这位一生精于临床，诲人不倦的中医大师，为发扬中国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三里河村优秀人物中的杰出代表。三里河大石桥在村子东头。三里河村内的银杏树（现在团结大院内）
村西头，有棵至少活了多年的银杏树（现在三里河北街5号院内），树干笔直挺拔、枝叶翠绿，有着灵性，透着神奇：大树下数米之内不招蚊子和苍蝇，这棵饱经岁月沧桑的古树，见证着三里河村数百年的历史沉浮。跨过大石桥，跃入眼帘的是“吴记园子”。这个菜园子早已没了踪影，但园中那棵两三个人才能合抱得的古槐，却保留至今（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门前）。没有人能说出这棵古槐的年龄。但它确实老了，老的要靠二根长长的钢管支撑，才能挺起粗大的身躯。每年槐花盛开时，半条小马路都浸在淡淡的槐香中，沁人心肺。三里河大槐树
这棵大槐树，连同清真寺的大楸树和三里河村的银杏树，是三里河地区最老的“居民”。在三里河人的心目中，它们是“长者”，是“亲人”，是“三里河之魂”。“马大人”墓地和“皇姑坟”“马大人”墓地（现财政部新院的西南处），安葬着马氏兄弟两人。兄马福禄，清末抗击八国联军侵略者的回族爱国英雄；弟马福祥，民国时期一位将军。马福禄，甘肃临夏县人，生于年，自幼聪慧无比，有过目成诵之本领。12岁曾只身缚获过恶狼。成年后，他身材魁伟、力大过人。殿试中，因用力过猛，竟连拉断三张弓箭。马福禄善以骑马射箭百发百中而闻名军中。马福禄中过武状元、武进士，担任过管带、总兵。原在山海关驻扎，年，八国联军侵华，马福禄奉旨入卫京师。同年六月，英海军进犯北京，骁勇善战的马福禄，火速领兵急行军百余里，在廊坊设伏。马命其弟（马福祥）所统领的骑兵全部下马设伏，准备正面出击，自己则亲率步兵分两路包抄夹击敌人。战斗打响，兄弟二人挥刀勇扑敌阵。忠诚勇敢的回家子弟兵，个个奋勇当先，杀得洋鬼子死伤无数，溃不成军，仓惶逃跑。此战是清庭开战以来少有的一场漂亮胜仗，史称“庚子之役第一恶战”。8月，帝国主义列强又出重兵进攻北京，马福禄奉命死守正阳门。那是一场极其惨烈的血战，敌人如雨点般的炮弹，将4层高的箭楼整整削去2层，马福禄左臂负伤，仍带兵坚守不退。在反复争夺中，敌设10道栅卡以阻清军，马福禄亲带敢死队，大雨中拼死一战，连克九栅，眼看就要拿下最后一栅，不幸一颗飞弹打入口中，不幸牺牲，年仅46岁。为表彰烈士的英勇，清政府追认马福禄为“振威将军”，谥号“忠烈”，并将马福禄葬在三里河清真寺管辖的三里河回民墓地。马福禄牺牲后，马福祥接管了部队。马福祥为人直率，谨守法度，写得一手刚劲有力的好字。“生平无不可言之事，天下无不可交朋友”，是他处事的座右铭。他